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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中发现历史︱流动的历史,行走的人群
文章来源:Admin    发布时间:2018-09-27
 

经过两天的授课培训,8月22日晚上,所有学员在老师的带领下分组阅读文献,我被分到第一组。除我之外,本组成员还包括上海同济大学的蔡宣皓、中国政法大学的仇文硕、香港中文大学的王永曦、北京大学的吴淑敏以及上海大学的余厚洪。除我一人是已经毕业的博士之外,其余的组员皆为博士生或硕士生。我们来自不同的学校,研究不同的时段和领域,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训练。

阅读文献是在中山大学温春来和黄国信两位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由于次日的田野考察点是位于遂昌县西乡的王村口镇和独山村,因此,我们重点阅读了会务组事先发下来的相关资料。我们阅读的文献含两部分,其一是2012年王村口镇为祭祀天后宫所写的科仪文本,其二是独山叶氏宗谱中的《续增祠规二十八条》。科仪文本学界又叫科仪书,它是各种仪式专家在举行仪式过程中所留下的各类文献。本次我们所阅读的科仪文本虽是近几年才留下的,但由于它的许多信息照抄自旧的科仪书,因此,上面留下了许多过去的痕迹。通过阅读,我们发现了两点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天后宫。由于天后宫祭祀的主神是妈祖,因此我们推测王村口一带曾经或依然生活着从福建来的移民,所以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些福建人因何而来,来到后他们以何为生。二是在科仪书中有关区、里、都、坦、社、村的记载。在祭祀天后的科仪书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处州府遂昌县保礼区廿十都王溪坦”的记载。而在另外一份祭祀本地神明蔡相大帝的科仪书中有“钟根村,新隆社;亚洋村,新兴社;塔潭村,回龙社;黄山头村,新兴社”的字样。查阅光绪版《遂昌县志》我们发现,在制度层面,清代时,遂昌县在乡村实施的是图、甲、庄,而科仪书中则出现了社、坦,而方志中所说的“庄”则完全没有出现,此可说明在遂昌县的乡村社会中,在官方行政系统之外,有着一套自己的运作系统。因此,两位老师提醒我们在田野中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福建人为何而来?第二,乡村社会中的坦、社、村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王村口全景

次日早上,在调查过独山村之后,我们来到王村口镇。因温春来、黄国信两位老师有事离开,指导老师由复旦大学刘永华教授担任。下车后,我们直奔天后宫。天后宫临乌溪江而建,门口有一尊高大的妈祖石像伫立江边,端庄肃穆。临门左侧竖有一块木牌,左侧为《王村口游览示意图》,右侧为天后宫的来历,上载“乾隆五十九年,即公元1794年福建商人在王村口桥东村修建会馆——天后宫。咸丰八年被毁,光绪十八年,即公元1892年时重修”。又据管理天后宫的刘姓工作人员说,包括他自己在内,这一带有许多是福建移民的后裔,他们被称作“福建子”。尽管无法确知木牌上有关天后宫的介绍是否属实,但结合刘姓工作人员的讲述,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清初已降,有一批福建商人麇集于此。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清初,王村口已经是一个商人云集的商业市镇。那么,这里的商业主要经营什么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寻找的问题。

                                   王村口外景一角(王永曦 摄)

                                天后宫外景(董乾坤 摄)

午饭后,我们沿着王村口镇的街道一路向南。街道沿江而建,狭窄的石板街上鳞次栉比地排列着许多店铺。因为发展旅游的需要,每个店铺门前皆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布帘,上面书写着店铺的名字,看起来有种古色古香的味道,由此也可以遥想几百年前这里的繁华景象。步行约十分钟,行至一座廊桥处。廊桥的桥体叠石而成,上有走廊,木质结构。据介绍,该建于明代,初名济川石桥,光绪初改名为宏济桥,流传至今。现在我们看到这座桥,重建于民国十六年(1927)。宏济桥跨关川溪而建,气势恢宏,是联结乌溪江两岸民众的主要通道。站在桥上,乌溪江水自南向北,在宏济桥下汹涌而过,与远处的青山融为一色。两岸民房,默然相视,让人不禁对这里的过往无限遐想。

穿过廊桥,我们来到乌溪江西岸。这里的街道布局与东岸相差无几,向北一条街道的尽头,是一座蔡相庙,遗憾的是,庙虽在,但神已不存。民国时期,这里曾是红军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现已作为王村口镇的“新时代文明传习所”。蔡相庙、苏维埃政府、新时代文明传习所,三个名字集中于此,代表着这里所历经的三个历史阶段,或可称为文化的层累。在庙门口,我们偶遇一位老人,刘永华老师随即示意我们上前采访。老人姓戴,现年73岁。他告诉我们,这里宏济桥为界分为桥东、桥西两个村。这里的民众大多为移民而来,姓氏复杂,有戴、傅、华等十几个姓氏。问及这里的民众以何为生时,他表示开店的很多,具体并不了解。但当提及这里有无社庙时,他说是有的,就在前面不远处。于是他带领我们向西而行,很快就来到一座社庙前。

                              采访戴姓老人(董乾坤 摄)

                                         蔡相庙旧址(董乾坤 摄)

社庙不大,里面供奉着四相公、财神、土地等神,上面悬挂着“护国佑民”字样,从社庙旁边一所民居的墙壁上张贴的邀请道士打醮通知看,附近的民众的庙祭活动依然持续。社庙的旁边恰巧有一群干活的工人,他们正在建造一座民居。通过对工人的采访我们得知,这座社庙是由华姓族人所建,名字为“新兴社”。新兴社在科仪书上多次出现,而且有多个村皆属于它,我们很是兴奋。接着旁边的一位大叔告诉我们,这座社庙在解放后废弃了好多年,这座社庙是十几年前在原址上重建而成。询问得知,他就姓华,问及他们从何而来,他说他们祖上是在清代时从福建汀州府梅家村搬迁过来的,靠种地为生。原来桥东也有一座社庙,也叫“新兴社”,不过一直没有重建。每年天后娘娘巡游时,都要经过这里,而且这座社庙是巡游过程中唯一停驻的地方。天后巡游的范围也仅仅包括桥东和桥西两个村,这一说法让我们基本弄清了天后的信仰范围。然而,对于我们所关心的社、坦、村之间的关系,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自然村的增多,在采访中我们并未厘清。

                                           桥西街景(董乾坤 摄)

随后,我们沿路折返,在到达桥东的商业街时,我们发现了一座中药铺中坐着一位老者,看看还有时间,便进店与之攀谈起来。老人姓吴,生于1931年,现年已八十七岁,但他思路却十分清晰,普通话也相对流利,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访谈对象。他的妻子姓潘,为宁波人。吴姓老人原来住在附近山上的一个村子,名为山前村。父亲是一名老中医,在他很小时就去世了,因此,他从父亲那里仅仅学会了抓药。据他介绍,原来的王村口是一个十分繁荣的市镇,四方来此经商的人有很多,有“小上海”之称。商人多为外地人,而本地人则大多从事放排,当排工。放排,即是从王村口往衢州放木排。在距王村口六十华里的上游,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木头沿乌溪江而下,然后在王村口的木行进行编排。十几根木头用铁制铆钉钉为一排,打上印记,雇佣排工沿乌溪江而下,到达下游180华里的琴淤坦(现属遂昌县湖山镇)。将木排交给在那里设立的木行之后,便沿陆路步行而返。当时,这里的排工工资较高,待遇较好,因此能引起这里民众的广泛参与。送到琴淤坦的木头则由当地木行组织人手再次沿着乌溪江放到15华里外的衢州境内,最后到达衢州乃至杭州。王村口镇有三家木行,所有到达王村口镇的木头皆须由木行统一钉排放行。因此,王村口镇的商业是以木业为核心发展起来的。除木行之外,镇上还有船行、染坊、水碓、旅店(提供饭食)、药店、铁铺、布店等其它商店。王村口镇上的生活用品皆由乌溪江从衢州方向船运而来,而木头则是沿江而下衢州。然而,自从日本侵略军到达这里之后,商业便每况愈下。抗战胜利后,虽有所起色,但一直没能恢复原貌。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公路修通后,木头不再钉排沿江放行,而是改由公路运输,排工这个群体亦不复存在。至此,有关王村口镇的商业以及居民的生计,我们已基本摸清,正好返回县城的时间也已经到了,于是,我们谢别吴姓老人后,乘车返城。

                                   采访吴姓老人(董乾坤 摄)

                                  放排路线图(蔡宣皓 制作)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相继走访了石练镇、长濂村,尽管在田野中,我们也看到了大小不一的社庙。然而,因时间有限和资料短缺,对于坦、社、村之间的关系,一直无法确定下来。因此在最后的报告中,我们组决定以王村口镇的木业作为报告的主题。于是,小组各自分工,查找资料文献,最后由来自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吴淑敏同学汇报。从吴淑敏所查找的有限文献中,我们发现,至少在万历时期,沿乌溪江即有大批木头从遂昌放至衢州,如“龙鼻头渡出风洞,四时风出如扇。下一里许则西安界,有严剥,巡检司索木排常例,人甚苦之,万历六年知县钟宇淳请院司立石禁之”。龙鼻头现属衢州市举村乡,是木头自遂昌至衢州的必经之处,从“索木排常例”的行为来看,放木排已存在了一段时间。因此,来此从事木业的商人纷至沓来,再如有关苏廷荣拾金不昧的故事中记载道:“(苏廷荣)家世业医……龙泉陈令得疾,请疗。道拾囊金七十两,坐候失主,半日不至。前行十里许,有赴水几危者,拯起饮以药,俟少苏,诘之。云是徽州木商汪荣,即失金人也,验数皆合。” 徽商在明代中期以后,逐渐遍及全国,有“无徽不成镇”之美誉。这则记载中的徽州木商,是仅次于徽州盐商的第二行业,这里出现徽商身影,不仅说明徽商的无远弗届,而且也表明遂昌的木业已成规模。在此情形下,在王村口一带出现了一些经营木业的商人群体不足为奇了。不仅有商人,在这里谋生的还有那些无赖之徒,亦以木业为口食,如“王村口下游一带,有无赖子截阻木排,尤为商民之害,(吴)兴炜禀请分设驻防,商旅以安”。显然,由于木业的利润丰厚,数量可观,引起了当地不法分子的觊觎,为了维护商业秩序,国家在这里分设驻防。上面三则资料皆来自乾隆《遂昌县志》,文献不多,但已表明木业在当地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他引起了上至国家,下至不法之徒的纷纷介入,从中或可窥视地方社会的发展过程。

或许,因为资料和时间的限制,我们所揭示的现象是零碎的、片面的,甚而是错误的,然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在文献中发现问题,在田野中寻找答案,最后再回归文献的研习途径,则是本次研修班的主旨所在,也是我们学员所要努力掌握的研史方法。唯此,在文献中发现历史,在田野中触摸历史,回归历史现场,在此刻具有了实质性的意义。许多年以后,当地人们或许会发现,有这么一群人来过这里。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否会留下我们的片羽鳞光?我们不得而知。

(注:本文的写作参照了王永曦同学的田野调查笔记)

责任编辑:熊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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