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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家族與三塊石刻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9-10-26
 

2019年8月4-15日,本中心承辦了中研院史語所主辦的第九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本屆研習營的主題為「閩粵•海洋」,參加研習營的兩岸三地師生考察了澳門、珠海、陽江、中山、廣州、汕頭、泉州、廈門等地,對從海洋視角認識閩粵社會進行了研討。研習營結束後,師生們將自己的考察筆記寫成報告,記錄了研習營的收穫。本文是擔任研習營田野導師的李仁淵教授的田野考察報告。

一、澳門

八月初南方海濱,研習營的第一站是澳門媽閣廟與對面的海事博物館。主辦單位選擇明代中葉以來中國與西方接觸的節點開始,勢必有行程交通以外的考量。眾多學員興奮又不確定從哪裡下手。看完澳門海洋交通史的靜態展示後,該面對的是輪到自己找故事的廟了。

「進廟找碑」似乎是方便的起步,然而很不幸地,媽閣廟豐富的廟碑收了起來,不對外開放。那哪裡還有歷史留存下來的文字呢?除了解說牌、牌位、建築物的題字之外,媽閣廟後更顯眼的是滿滿的摩崖石刻。

對地方社會史的研究者來說,摩崖石刻不好處理,甚至會被略過。摩崖石刻數量不少,但作者常是外來的旅客,且多頌景抒情,實質的內容不多,較難跟社會史著重的諸多議題連結一起。不過如果跳脫地方社會的框架,摩崖石刻另有值得考慮的意義。將自然形成的岩壁磨平,在上頭刻字(且常常注重書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些有力人士在此間留下冀望永垂不朽的訊息,必然不想白費功夫。首先要考慮的是空間的問題。這個特殊的點是因為什麼緣故讓來自不同地方的人留下文字,所謂勝景之勝從何而來。其次是時間的問題。這些來自不同時代的人們為何在這個時候想在此表達意見,而是如何跟所有曾到此點的人們跨時間呼應溝通。我們現在在facebook上打卡,是在短時間內讓橫向的人群同時分享自己的空間經歷;同樣是分享空間經歷、累積聲名,這些刻石旅人則是跨越時間縱向聯繫人群。最後是意義的問題。摩崖石刻的作者怎麼把個人生命經驗與此空間恆久的意義連結起來,而賦予這個空間新的意義。這眾多的題字留名,可以說是在一個特殊的空間中跨時間的眾聲喧嘩。

當然在當下我並沒有想到這麼多。在有限的停留時間中,滿山的摩崖石刻我注意到的是自己認識的名字,因此一下子就看到這塊位置明顯、由潘仕成所留下的石刻(圖一):

欹石如伏虎,奔濤有怒龍。偶攜一尊酒,來聽數聲鐘。

甲辰仲夏隨侍宮保耆介春制軍于役澳門,偶偕黃石琴方伯暨諸君子同遊媽閣,題此。賁隅潘仕成。

潘仕成是著名的廣州商人,在十九世紀中葉廣州商業的地位舉足輕重。乍看之下,這塊石刻是遊人潘仕成單純的頌景抒情,但如果繼續追究下去,又不僅只如此。這塊石刻刻於甲辰仲夏,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潘仕成碑上自陳來這裡的原因是「隨侍宮保耆介春制軍于役澳門」,而「偶偕」黃石琴等人來遊媽閣。這裡的耆介春即時任兩廣總督的耆英,是為了什麼事潘仕成要與兩廣總督來澳門呢?難道真的是來玩耍?

 

的確澳門從明代中葉以來是遊人尋訪之地。晚明湯顯祖被貶謫到雷州半島的徐聞,便曾在往返之際繞道澳門。華蕃交界的澳門顯然讓他印象深刻,以至於日後在《牡丹亭》中安排柳夢梅去原是番鬼建造的香山嶴多寶寺,向收集番商獻寶的欽差識寶使臣討盤纏。

 

同樣從海上獲寶的潘仕成來澳門有別的理由。熟悉近代史的朋友應該會很快聯想到,道光二十四年兩廣總督耆英到了澳門,在望廈村普濟禪院與美國以顧盛(Caleb Cushing)為首的使團簽訂了《中美五口貿易章程》(Treaty of peace, amity, and commer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hinese Empire)。在這被視為不平等條約、又稱為《望廈條約》的章程中,美國取得了與英國在鴉片戰爭後向中國取得的權利。而潘仕成就是陪同耆英與美方協商的要員之一。

 

耆英解釋選擇潘仕成同往的原因。不像英方有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之子、出生於澳門而漢文較佳的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參與,美方協助翻譯的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與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所識漢字無多,僅能為粵省土語,以致兩情難為互通。」而潘仕成「久歷部曹,極知輕重,生長粤東,明習土語,且於連年善後案內,因購買夷炮、招致夷匠,與咪唎[口堅]商人頗多熟悉,亦素為該國夷人所敬重。」[1]可見得潘仕成是以美國通的角色加入對美談判。而這方摩崖石刻,就是在赴澳門協商之際,與同為中方成員的廣東布政使黃恩彤(石琴)等人遊媽閣時留下來的紀念。

 

據稱是澳門Macao地名來源的媽閣,現在由於地貌的改變,較看不出來它的形勢。澳門的形狀被形容為是一朵蓮花,以狹窄的蓮莖與大陸相接,而媽閣廟的位置,即接近突出於海面的蓮瓣頂端(圖二)。對來往海面的商船來說,媽閣廟背山面海,位置甚為明顯,過了媽閣廟後,就是澳門的內港。根據乾隆年間的《澳門記略》,「相傳萬曆時閩賈巨舶被颶殆甚,俄見神女立於山側,一舟遂安,立廟祠天妃,名其地曰娘媽角」,可見得媽閣廟與海上行船的關聯。而「廟前石上鐫舟形及『利涉大川』四字,以昭神異」,廟後山壁又有「墨書『海覺』二字,字徑逾丈」,稱為「海覺石」,可看出至少在乾隆時此地已為名勝,故有知名的奇石。[2]約1843年出版的Ch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第一冊收錄了三十二幅英國建築師與畫家Thomas Allom所繪的中國各地風景與建築,其中媽閣廟就有兩幅。在〈澳門大廟立面〉(“Façade of the Great Temple, Macao”) (圖三)中,除了解說中詳述「娘媽閣」(Neang-mako)的位置與格局外,在圖像上則呈現廟前廣場的各種人物活動,包括「信徒、小販、雜耍藝人、說唱藝人、船夫、士兵、官員與乞丐」。[3]

圖2 1840年的澳門,圖中紅點為媽閣廟位置

圖片來源:”A Map of the City an Habour of Macao (1840)”, http://lunamap.must.edu.mo/luna/servlet/detail/MUST~2~2~634~725:A-map-of-the-city-and-harbour-of-Ma

圖3 “Façade of the Great Temple, Macao”

圖片來源:Thomas Allom and G. N. Wright, Ch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 Vol.1 (London: Fisher, son & co., ca. 1843), 66-67.

 

在與美使簽約之際,來到海角中的海角,潘仕成要與滿山文人對話的訊息是什麼呢?這裡的「伏虎」、「怒龍」是否有寓意,還是潘仕成只想與眾多文士齊名,展現出悠閒淡泊的風度?

 

如果潘仕成的留言顯得清淡,同時一起來簽約,可說是耆英之下清廷最重要的代表、廣東布政使黃恩彤留下來的文字就強烈的多。就在潘仕成旁邊,有大小相仿的石刻:

蒼山峨峨,碧海迴波。仗我佛力,除一切魔。

道光甲辰五月,偕潘德畬方伯仕成,趙怡山侍御長齡,銅竹樵司馬儔,來游媽閣,書此以志。甯陽黃恩彤。

不若潘仕成「偶攜一尊酒」,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就屢涉夷務,曾參與簽訂南京條約、此次又來與美使協商的黃恩彤,在此勝地藉著佛力想除的是什麼魔,便更值得玩味了。

 

二、廣州

儘管國家有難,在澳門媽閣留下文字的潘仕成此時可說是人生的高峰。官商兩得意,以對外經商的經驗而參與國家之間的談判。當然在此之前潘仕成在廣州已叱吒風雲。潘家從早年的行商開始,到潘仕成已經是第四代。[4]而潘仕成在廣州最知名的或許是在道光十年(1830)買下廣州城西荔枝灣畔的唐荔園,逐漸擴充修建,而成為嶺南第一名園「海山仙館」。海山仙館之名據稱來自門口耆英所寫的對聯「海上神山,仙人舊館」。[5] 潘仕成不僅蓋了名園,也收藏古物書籍,並且在另個行商家族,伍家的伍崇耀刊刻《嶺南遺書》後,從道光二十六年(1846)開始,陸續出版《海山仙館叢書》。從商而政而文,潘仕成在廣州的勢力盛極一時。

園林往來的不僅是清朝大官,也有西洋商人。美國商人William C. Hunter晚年出版的《舊中國雜記》(Bits of Old China)曾生動地描寫來海山仙館作客的實態:「外國朋友們認為,得到許可到潘啟官在泮塘[6]的美麗住宅去遊玩和野餐是一種寵遇,特別是當他一家不在泮塘而在河南的時候。無論我們是划船的時候去休息,還是到那布置美妙的園子去散步,任何時候都有負責管理的僕人彬彬有禮的接待我們。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地方,外國使節與政府高級官員,甚至是欽差大臣之間的會晤,也常常假座這裡進行。」[7]接下來Hunter描寫了海山仙館的奇花異果、小橋流水、亭台樓閣,以及收集的善本珍玩。最後還引述了刊載於1860年四月十一日《法國報導》(Gazette de France)上的一篇通訊。通訊說潘仕城「非常喜歡法國人,殷勤地接待我們」。文中極力描寫園林宅第之精緻豪華,且渲染潘仕成財富:「每天花在這處房產上的花費達300萬法郎,在一個幹很多活都掙不到一點錢的國家裡,這是一筆巨款。這一處房產比一個國王的領地還大。這個中國人要鴉片貿易發了財,據說他擁有的財產超過一億法郎。他有五十個妻子和八十名僮僕,還不算三十名花匠和雜役等等」。Hunter把這篇文章翻譯給潘仕成聽,對自己被未參與的鴉片貿易連結在一起覺得很有趣,而且很驚訝法國人對他財產有意誇張的估計竟然接近實情。[8]在他們的描述中,潘仕成很受西洋賓客敬重,海山仙館是座國際化的園林。

 

然而曾經如此輝煌的海上仙山在潘仕成晚年落難後也灰飛煙滅。這次研習營也到了昔日廣州城西郊的泮塘,雖有泮溪酒家等新建的造景,但已不見潘仕成遺蹤。潘家在廣州的蹤跡,或許只在一江之隔的河南微有遺存。(圖四)

圖4 1860年的廣州城

圖片地點名稱依序為:①海山仙館、②太平門、③十三行、④潘能敬堂、⑤海幢寺、⑥粵海關

圖片來源:修改自” Map of the city and entire suburbs of Canton” by D. Vrooman. 見http://nla.gov.au/nla.obj-230559586/

 

研習營的第八天,營隊到廣州海珠區伍、潘兩家族舊地。在前引媽閣廟的石刻中,最後的署名是「賁隅潘仕成」。這裡的「賁隅」即「番禺」,是廣州城區的兩個縣之一,也就是潘仕成已自認是廣州人。潘家來自福建,從潘仕成的曾伯祖父潘振承始自閩入粵。根據1920年編的《河南潘氏譜》對潘振承的記述:「公家貧好義,由閩到粵。往呂宋國貿易,往返三次,夷語深通,遂寄廣東省,在陳姓洋商行中經理事務。陳商喜公誠實,委任全權。至數年陳氏獲利榮歸,公乃請旨開張同文洋行。」[9]以潘啟官(Puankhequa)之稱聞名中外的潘振承憑藉語言與經營管理的能力迅速發跡,乾隆七年(1742)左右創設同文行,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成為十三行總商,在當時的行商中勢力最雄厚,左右公行的組織解散。[10]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潘振承在河南漱珠涌入江口西側置地,開始建宅立祠。

 

潘振承選在廣州城過江的河南開基,並將之取名為「龍溪鄉」。此地與廣州十三行隔江相望,旁邊即是明清之際澹歸和尚曾長住的海幢寺。海幢寺被西人稱為Honam Temple(河南寺),乾隆末成為官方批准讓洋人在廣州城附近唯一得以遊覽的地方,遊客搭船過江便直接到寺內。嘉慶八年(1803)同樣先祖來自福建的行商伍秉鑒在河南漱珠涌東側興建伍家花園,與西側潘家相對。而潘振承之子、繼承行商事業的潘有度亦在河南興建園林,稱為南墅。[11]一時之間原先的灘塘餘地變得繁華熱鬧,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出版的梁九圖《十二石山齋叢錄》描述此地的漱珠橋「當珠海之南,酒幔茶檣,往來不絕,橋旁樓二,烹鮮買醉,韻人妙妓,鎮日勾留。何星垣竹溪有詩云:酒旗招展綠楊津,隔岸掙來此買春。半夜渡江齊打槳,一船明月一船人。」[12]

 

此刻到海幢寺以西的潘家、伍家昔日地盤,雖然留下「龍溪首約」、「伍家祠道」等街道名稱,然漱珠涌已經填平,在狹窄巷弄之間已經很難想像昔日巨商豪宅、酒幔茶檣的情境。雖有稱潘家祖祠、潘家大宅的建築,但離原貌已遠,留下來最直接的遺物是立在栖柵巷邊的「潘能敬堂祠道界」碑(圖五)。此碑形制簡單,上僅有「潘能敬堂祠道界」七字,亦無法確定是祠堂始建的遺物。根據《河南潘氏譜》,乾隆四十一年(1776)潘振承「在廣州府城外對海,地名河南烏龍崗下、運糧河之西,置餘地一段,四圍界至海邊,背山面水,建祠開基。……書匾額曰『能敬堂』。建漱珠橋、還珠橋、躍龍橋,定名龍溪鄉,在戶部注冊,報稱富戶,是為能敬堂入粵始祖。」這裡的運糧河即漱珠涌,潘氏家族沿著此河建了三座橋。而稱為「能敬堂」的宗祠即建在漱珠涌西側。

 

作為界碑,「潘能敬堂祠道界」以往的作用在指明通往能敬堂的祠道界限,或許還與產權有關,即界限屬於全族的祠道公產,以及各房、個人或外姓的私產。雖然形制至為簡單,但它的意義是潘氏家族轉變的象徵。潘振承建祠開基後,不僅在「戶部注冊」,同時族譜也將潘振承視為是潘氏家族在廣州的開基祖。在1920年修訂的《河南潘氏譜》中潘振承訂為第一世(全譜第十七世),其後子孫自此成為廣州河南能敬堂的一員。[13]

圖5 潘能敬堂祠道界碑

三、潘厝

潘振承把河南開基之地取名「龍溪鄉」,有不忘先祖之義。而其商號「同文行」中的「同」,又是來自泉州府同安縣,也是不忘先祖。因此有些材料說潘振承是漳州府龍溪縣(或漳州龍溪鄉)人,有些說他是泉州府同安縣人,甚至有說他是「泉州龍溪鄉人」者。究竟這些說法何者正確?研習營的最後一天(第十三天),我們意外地來到潘氏家族在福建的故里,即現屬漳州市龍海市角美鎮白礁村的潘厝(圖六)。

 

說意外是因為潘厝原本不在我們的行程,原先排定的是去著名的青礁慈濟宮與白礁慈濟宮。這兩座慈濟宮主祀的是保生大帝吳夲,兩座都宣稱是祖廟。以醫術聞名的吳真人活躍於北宋,死後當地居民立祠祭拜,而後受官方賜額敕封「慈濟」。地方真人、祖師、巫女在宋代受到朝廷封賜而提升其地位的故事在中國東南很常見,從媽祖、臨水夫人到清水祖師,都是類似的模式。這些信仰與地方社群緊密相連,但隨著神格提高與人群移動,信仰的範圍也日益擴大。距離很近的青礁與白礁都位在九龍江出口,座落在泉州與漳州的交界,跨過九龍江對面即是明代繁盛一時的月港。[14]這個地帶人群向來隨著海洋移動,因而保生大帝(或稱大道公)的信仰隨著移民散佈海外,在台灣與東南亞的華人社群中也很常見。從信仰看到人群跨海互動最好的例子之一是位在青礁慈濟宮的「吧國緣主碑」。此碑立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說明復界之後青礁慈濟宮的重建主要依靠吧國(巴達維亞)移民的捐款。不僅有許多甲必丹參與,其中一部分款項來自「吧國三都大道公緣銀丑寅二年」,即在巴達維亞的保生大帝宮廟回頭將其年間款項捐回重建祖廟。

圖6 晚明的九龍江口

圖片來源:以〈明代漳州月港〉為底圖描繪。見《福建省歷史地圖集》(福州:福建省地圖出版社,2004)。

潘氏的祖居地潘厝就在白礁隔壁,現屬白礁行政村,不難想見此地的風氣將年紀輕輕的潘振承推往馬尼拉闖蕩,奠下廣州經商的基礎。實際上潘振承也不是潘家唯一到南洋活動的。根據潘家的族譜,其譜系早在明代中葉便有移居南洋而失去聯絡者。而與其父親同輩的族伯潘賞(懋淑):「性情急公好義,貿易呂宋國,積資旋里,捐銀千兩,以助族祠蒸嘗,而族人亦集捐白銀,約與公等,為留祭之用。公可謂有功於先人,為法於後世」。族譜中記載「本縣主劉興元」贈潘賞鄉飲賓生,而劉興元任同安知縣的時間是康熙五十五年到乾隆元年(1716-1722),可見得潘賞活躍的時間還要更早,或旋在復界之後。[15]潘賞不但貿易呂宋,還在家鄉捐錢協助建立族祀。從上面的描述可看出潘賞應該是發起人,一人出資佔全體半數。一般說潘振承是家貧而往馬尼拉發展,但或許也有其族伯的基礎。

 

現在的潘厝雖然行政區劃屬漳州市龍海市,但在清代的確屬於泉州府同安縣。[16]潘厝應是現代的名稱,根據廣州族譜,其祖居地是「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積善里明盛鄉二十都白昆陽堡栖柵社」。查方志同安縣從明代以來統綏德、永豐、明盛三鄉,明盛鄉下有三里,積善里為其中之一。康熙《同安縣志》積善里二十都下有白礁、蘇釋、衝龍三個地名,而清代中葉後都在白崑陽保統管之下。[17]這裡的蘇釋,即為族譜中的「栖柵社」。族譜中有「栖柵考」一條解說:「栖柵之名,原無定議。載舊譜則名栖柵,載郡邑誌則云蘇釋。復有一說名曰沙陌,是地為沙所積而成。沙積與栖柵音相近,因以為號。今更定名為沙陌,蓋取沙堤之意,以為吾宗中將來發彩云爾。」[18]栖柵這個地名因為在族譜中記載,而在潘振承開基的廣州河南的潘氏能敬堂旁留下「栖柵巷」的地名。根據「栖柵考」,蘇釋、栖柵、沙陌都指同樣的地方。然栖柵此名在現代的潘厝村已經找不到,而民國初年廣州潘氏的修譜者已覺得需要對這個名稱特別解釋了。

 

至於潘振承河南開基的「龍溪鄉」,亦來自族譜對祖源的追溯。跟很多福建族譜一樣,潘氏族譜將其祖先追溯到光州固始,在唐代隨著陳元光到福建「討平寇逆,驅逐諸蠻」,然而之後的譜系並不清楚。最早可追到的是南宋的詒徽公,相傳於南宋紹興二年(1132)因避仇攜家歸漳之龍溪,但舊譜遺失,所以之前的譜系不可考。然而從漳州龍溪的詒徽公到在栖柵開基的潘世撫(元德公),又經過了五世,到宋末才到移住到現居地。在這五代之間,藉由「諸子分居各地」的模式,栖柵潘氏得以與漳泉地區其他的潘氏建立關聯。例如根據譜系,元德公的父親生了四個兒子,分別居住在漳州海澄縣田美社、漳州府城東門、泉州同安縣白礁栖柵社,與泉州南安縣筍江廬內潘瀨。何以四個兒子會全部離家,分居兩州四地開基,族譜中並沒有解釋;然而藉此譜系的編成,海角邊緣的栖柵潘氏可與其他漳泉的潘氏群體結為親緣,並一路上溯到龍海的詒徽公,更與陳元光開漳的大敘述結合在一起。[19]換言之,「龍溪」的出現是譜系構建的結果。由於只有栖柵潘氏的族譜,而無法進一步追究,但可能是龍溪詒徽公的譜系率先建立並取得一定的信度,而晚起的栖柵等地在應用自身知識系統梳理內部譜系之後,再追附龍溪潘氏所建立的譜系系統。因為缺乏進一步的資料,不能確定這樣的過程發生在何時,然而龍溪這個地名以及在追溯祖源中的位置,至少在潘振承的時代已經成為重要的象徵符號,成為即使註冊廣州也不能忘記的「故里」。「栖柵巷」中的「栖柵」確實是潘振承的家鄉,而「龍溪鄉」中的「龍溪」來自文字上的譜系建構,隨著潘家飄移到廣州,成為如龍溪首約等實際的地名。

 

如今的潘厝還留有數棟老屋,包圍在新蓋的樓房之間。四周是新興的工商開發區,如潘振承歸葬故鄉的文圃,即同文行之文,現在是台商燦坤的生產基地。潘厝村中尚有掛牌為潘氏宗祠的建築,然而宗祠除牆上貼有紙板圖文解說潘氏家族、特別是潘振承等重要人物的歷史,其他遺留下來的痕跡不多,也僅有一個簡單的元德公牌位。唯宗祠一面牆上嵌有兩方石碑,可視為宗祠歷史的見證。

 

這兩方石碑不大,形制也非常簡單,容易被忽略。一方石碑題為「河陽家規十二則」,署名通族家長公立,時間為嘉慶十三年(1808)四月。這裡的「河陽」是遠紹龍溪詒徽公的河陽潘氏,而非栖柵開基祖元德公。另方石碑沒有題名,內容實為合約,時間是嘉慶二十三年(1818)。這兩方石碑表明嘉慶年間在這些廣州商人的家鄉曾有宗族建設的活動,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嘉慶二十三年特別刻石以公諸祠堂牆上的這紙合約(圖七)。

圖7 潘厝潘氏祠堂嘉慶二十三年碑

 

此約開頭說「始祖元德公肇基沙陌,至今二十餘代,子孫繁衍,族姓眾多,前承祖上所遺產業,今存者僅什之一耳。春冬祭費所入不供所出。」在這裡合約中的開基地採用沙陌而不用栖柵,或許沙陌是平常更常用的地名。而「祖上所遺」的祭產,可能就是前述康熙末年到呂宋經商之潘賞與其他族人所捐的祭產。然而經過約一百年的時間,這些祭產卻「存者僅什之一」,以至於春冬祭費入不敷出。這樣的結果可能是祭祀規模擴大而花費增加,漸把祭產賣出支應,但更可能是因為日久祭產遭到盜賣而祭產減少,落入私人甚至外姓手中。無論如何,在潘厝的潘氏族人並沒有很好的管理祭產,而無論是留在當地或出外的潘氏族人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然而在嘉慶年間「十八世孫有量之次子正威在廣回鄉,念祖情切,追遠意深」,捐了白銀一千六百大員充作始祖蒸嘗。此約目的在確定這筆錢要與「別項公銀」分開,僅能用在春冬祭費,「社中他事及外姓雖有大故不得妄用」。為確定款項不被挪用,每年由天、地、人、和四鬮輪流管理,每年結清。如有侵漁,「合族公草此人出宗」。這紙合約不僅由四房分別收執,更刻成石碑,鑲嵌在祠堂上,以至於即使祠堂原貌不再,合約的內容仍能讓兩百年後意外的訪客曉得、流傳到歷史柑仔店,可見當時對此安排的重視。

 

這樣的安排可見祭產被侵漁私用是常見且嚴重的問題。前述嘉慶十三年(1808)「河陽家規十二則」石碑中,其中有一條便是:「大宗祠費不敷,凡我子孫有代其父母敦行公德,以裕蒸嘗者,例應厚其所生,恭延配饗。捐出之資,族長公同置業,分天、地、人、和四房,每房僉舉一人,會同管理銀項,公發公收,年清年款。除春冬祭費及拜掃墳塋外,社中他事不得妄用一文。如有徇私濫應者,合族押令照數賠繳,并革出宗。倘有事不干己,妄生枝節,致激眾怒者,罪亦同科。」此條與合約用詞之嚴厲、至於出宗的處罰,應是有發生類似事件,因而屢次強調。而這就可能是「存者僅什之一」、「祠費不敷」的原因。

 

嘉慶十三年(1808)的家規已揭示「祠費不敷」的問題,因而宣導族人為父母捐錢,讓其父母在大宗祠堂中配饗,福佑子孫。這也解釋了合約中為何以「十八世孫有量之次子正威」來表示嘉慶二十三年(1818)的捐贈者,即十九世潘正威捐銀給大宗祠堂,讓其父十八世潘有量日後配饗。[20]潘正威的捐資應是呼應了十年前家規中的呼籲。至於這個潘正威是誰,與之前我們看到的潘振承或潘仕成有什麼關係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梳理一下潘氏的譜系(圖八)。

 

在廣州河南開基,成為能敬堂第一世的潘啟(振承)在總譜為第十七世。而總譜中的第一世即從前述定居栖柵、宋末的元德公算起。然而潘振承並非潘家唯一去呂宋發展,也不是唯一去廣州發展的家族成員。潘振承為潘鄉長子,其三子潘款(振聯)在潘氏家族的發展中也十分重要。潘振聯的三子潘有輝(或名長耀、崑水)也到廣州從事商業,創設麗泉行,以崑水官(Conseequa,又作坤水官或昆水官)出名。崑水官的麗泉行在嘉慶年間曾興盛一時,他的宅邸也曾是前述Thomas Allom中國畫作的主題,更有名的事蹟是跨海控告欠款的美國費城商人。

 

配饗宗祠的潘有量為潘振聯長子,即潘有輝的兄長。潘有量正室側室共有十四名兒子,其中多人也赴廣州從商。如三子正柔、八子正疇等,入粵都居太平門外,應與行商有關。其中最有成就的是次子潘正威。潘正威早年曾從軍台灣,後到粵從事商業,曾先後協助三叔潘長耀的麗泉行與潘正煒時期的同文(孚)行的對外事項。因此雖然潘正威沒有行商的身分,但在商業上也取得成功。潘正威在廣州成功之餘,不僅回鄉捐銀,作為大宗宗祠祭費,讓父親潘有量配饗。他更在廣州開基,為怡怡堂始祖。[21] 雖說潘振承與他的同文行較為人所知,然而對家鄉祖祠的建設,在嘉慶時期則是由振聯這支出力。當潘正威在廣州開基,又回鄉捐錢讓父親潘有量配饗,目的應不是讓父親名字出現在我們兩百年後可看到的牆上石碑,或許希望的是藉由祖先的力量福佑子孫吧。

 

而本文最一開始的潘仕成,便是潘正威的次子。繼承父親的產業與人脈,潘仕成培養了極佳的官商關係,獲得許多需要官方特許的事業。一方面在國內從事鹽業,一方面又善用與西洋的關聯,承辦如造船等夷務相關的事業,成為十九世紀中葉廣州影響力最大的商人,甚至成為與兩廣總督和美方代表協商簽約的四人之一。從澳門開始繞了一圈,最後我們又回到了這位海山仙館的主人。

圖8 潘氏世系示意圖

 

四、石碑

在這次的行程中,與潘氏家族相關的三個點,都碰到乍看訊息量不多,且形制各自不同的三塊石刻:澳門媽閣廟潘仕成摩崖石刻、廣州河南潘能敬堂祠道界碑,和潘厝潘氏宗祠的石刻家規與合約。從這些石刻透露的線索與未解問題激起我的好奇心:潘仕成是什麼原因與這些官員到澳門來?「能敬堂」與泮塘海山仙館的關係是什麼,所在的「龍溪首約」、「栖柵巷」為什麼說是不忘先祖?捐款的潘正威是誰,為什麼以「爸爸的兒子」這樣的形式來表示?這些細節引領我去追究更多問題,試著將這些隻字片語拚進更大的圖像。

 

另外這三塊碑的所在地,媽閣廟、能敬堂祠與潘氏宗祠,正好都是祠廟,似乎呼應了「進村找廟,進廟找碑」這句日漸知名的口號。在此或許也應該連帶一提碑刻文獻的性質。碑刻與其他文獻不同的一點在於它是以其載體,即刻石,做為定義的文獻,因此載體的物質性自始就是此文獻產生的關鍵,也是後人解讀的關鍵。刻石耗費的成本遠超過寫在紙上,製作者需要以這種方式生產文字,大致可說是讓文字具有兩種特性:其一是為了讓文字以穩定不變的型態永垂久遠,流傳後世;其二是為了讓文字公開展示,在其展示的地點進入不特定複數群眾的視界。張貼的告示要公開展示,但內容並沒有要長久留存。紙寫的合約希望永久留存,但經常只是收執,未必有意圖要公諸於眾。然而為了將爭取到的官方禁令成為當地永遠遵循的規則、或如潘氏宗祠般要讓重要約定成為群體永恆的警惕,告示與合約遂被刻石展示。

 

由於這兩種特性,許多碑刻文字常是要令當下文字構建的穩定狀態(如權力上位的命令、協商後的決定、得到的權威與名聲、權力位置的排序)得以延續,並且藉著在特定地點展示,讓此常規秩序在社群間取得一定的公共性。因此,到了一個新地方,碑刻可以說是了解當地公共事務與社群權力運作的捷徑:有哪些事務需要協商與規範?這些協商與規範如何達成、如何維繫?背後有那些個人或組織機構參與?而藉由同樣事務不同時代的碑刻,則可以觀察社群權力結構的變化。這些需要在群體中反覆協商立碑的公共事務,如建廟修祠、水利或交通系統的修建維持、社會組織(親緣組織、地緣組織、職業團體等)的運作、公共產業的管理分配等,便成為歷史研究者關注的焦點。

 

以華南來說,祠廟常是凝聚地方社群的核心與許多公共事務的節點,因此從地方祠廟的碑刻中常常可以初步掌握社群的輪廓,並結合不同時代留下的碑刻,觀察地方權力結構的變化。這裡舉一個小例子,在修廟是重要公共事務的群體中,永垂久遠的捐款名單往往安排謹慎,是經過眾人同意後的結果,其中的排序與頭銜都透露不少訊息。潘厝旁邊的白礁慈濟宮是泉州保生大帝信仰的核心,白礁的王姓家族在廟宇的運作中有重要角色。此廟在乾隆時期的碑刻尚與白礁王氏的祖祠關係緊密,而在嘉慶四年(1799)的重修,不僅有獨立一碑突出官方軍事系統捐資,並且有以同安南部為主之機構與個人的捐款,顯見性質有所改變。其中如日中天的潘氏家族有以「潘文巖」為名捐銀一百員,金額僅次王家的王大寶,而被列在第一行。潘文巖即潘振承,雖然潘振承已經於乾隆五十二年(1788)在廣州過世,然而他隨後即歸葬離白礁慈濟宮不遠的文圃山,此捐項應是家人以其名為之。在潘振承之外,這次修建也有潘家其他人參與,如前述的麗泉行潘有輝(長耀)亦捐款不少,排名也很前面。在外面的商人顯然對這次重建出力甚多。

 

嘉慶二十年前後(1815)白礁慈濟宮再一次大規模的重修,潘家的支持仍然活躍。潘振承一系雖然已經入籍廣州,但仍以「栖柵潘能敬堂」為名捐銀一百員,另外還有一「栖柵潘習軒堂」捐銀六十。潘氏大宗宗祠雖稱祭費不敷,但仍有以「潘河陽眾弟子」為名的捐款四十七員。由此金額與名銜,推測應是留在同安栖柵的潘氏家族成員募得。而同在廣州的一支,也分別有以「栖柵潘有量」、「栖柵潘正威」與「栖柵潘怡和」(疑即潘正威在廣州的怡怡堂)的捐款。可見得無論在同安或事業高峰的廣州潘氏子弟均熱衷參與。

 

白礁慈濟宮再下一次的重修是光緒四年(1878),這次的重修規模更大,參與的基礎更輻散。然雖仍有潘姓人士捐款,但在比重上降低許多。而到了民國十二年(1933)的重修,就在隔壁的潘氏家族蹤影便更加稀薄了。以這些單薄的資料,片面猜測可能一方面是白礁慈濟宮的基礎擴大,而另方面也可能是此時潘氏家族在廣州的財富隨著商業模式變化已較衰微,或者是廣州的潘氏家族更在地,而較少回捐家鄉鄰村的大廟。無論何者,從潘氏家族在白礁慈濟宮歷次的參與,或可推見潘氏家族的興衰與閩粵兩地潘氏家族的關係。

 

碑刻可以帶來許多訊息、提供不少線索,然而讀碑者也要注意碑刻的誘惑。碑刻固然是了解地方社群公共事務的捷徑,但也必須注意,碑刻之所以相較之下可以留存下來,是因為當初的製造者有意地讓這些文字永垂不朽。也就是說這些是當初有能力主導碑刻文字的人有意留給我們看的歷史書寫。無論是協商的決定或是勢力的排序,無論是合約、規範、頌文或捐款名單,我們看到的是最後的成果,而不是之間的過程。製碑者有意構造的完美型態容易讓後世讀者以為這就是全貌、這就是歷史本身。然而碑刻文字只能代表的是當下達成的那個點、當下結構一時的靜態切面,不僅無法完整呈現合意之前的衝突、也不能保證這樣的狀態之後就照著維持下去。研究者必須要體認到各種文類的限度、文本細節中的言外之意,並留意始終有不能被涵蓋、甚至被遮掩的那部分存在。

 

五、世界與地方

這場活動是第九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由中研院史語所等單位主辦,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歷史人類學中心與中山大學歷史系(珠海)為承辦單位,主題是「閩粵海洋」。活動特色是除了演講之外,主要的時間是田野考察與參訪。如何考察「海洋」呢?既然無法從頭到尾搭船體驗海上生活,中山大學歷史系的老師們安排了一場從澳門到廣州、從廣州到汕頭,最後再到泉州、廈門的跨省行程。本來在海上也是沒有這些省域邊界的。

 

野心宏富的考察行程包含眾多主題與人物,潘氏家族或許是其中之一,但應該不是主軸。在研習營之前,我對潘氏家族只知道潘仕成的名字,而且是因為我對叢書出版的興趣。然隨著行程的進行,我發現很巧合地從開始、中間到結尾,我們倒序的沾到潘氏家族不同時期的三個點。從珠江到九龍江,此海洋主題的行程與潘氏家族的足跡重疊。

 

海洋對九龍江口的潘氏家族來說是機會所在,國界、省界、府界僅是參考。大海是把他們帶往巴達維亞、呂宋、台灣的通道,而在廣州體制之下,在海上獲得的經驗與知識讓他們成為中國與世界之間的代理人。瑞典、英國、美國與法國的商人、傳教士、匠師與特使透過他們在中國活動,施展抱負或謀求利益。來自閩南海角的潘家人、伍家人,連同來自珠江口的孫中山、唐紹儀、鄭觀應等,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一起把中國推進加速中的全球化軌道。商品、武器與思想從南方的海上通路進入中國,不可逆地改變了老大帝國的樣貌。

 

在世界之流的交匯下,這次的營隊引領我們去看的是一個一個的「地方」。短短不到兩週的多點行程當然很難對各個地方深入理解。由他人安排好行程、派車將眾人載到,也離平常調查的實況甚遠。然而這樣的安排與其說是教給學員所謂的「田野方法」,還不如說是給平常多在書齋的學員一種另類體驗。

 

如何接近已消逝的過去是歷史研究者隨時都碰到的問題。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得到過去遺留下來之史料的幫助,也受到這些史料的限制。時間之流下的遺文遺物各自反映出過去的不同角落,而能以什麼角度、什麼焦距映照出多大的範圍,則要取決這些遺文遺物當初製造出來的目的,以及經過淘選留存至今的原因。歷史遺留的磚瓦與碎片自然不僅留在圖書館、檔案館與網路上的資料庫,包括契約、族譜、碑刻等各種由過去人群製造出來的不同文字形式,非文字的口頭傳說、歌謠與圖像,具表演性與重複性的儀式與戲劇,以及物品、建築等各種過去的物質性產品,都各自呈現過去的不同部分,而有不同的解讀方式。以本文做為引子的碑刻文獻來說,碑刻的物質性,包括碑刻的型態、位置,都是碑刻之所以產生意義,與當地社群連結的關鍵。很多收穫,像是更進一步的解讀以及靈感的觸發,常是發生在訪碑、讀碑的現場。隨著史料範圍的擴大,歷史研究者也將戰線拉出圖書館與檔案館。

 

現地探訪對地方的研究甚為重要,這似乎是已經被接受的事實;但對什麼是地方,可能還要更進一步的討論。人是流動的,歷史間長時段的人群更是如此。以特定的地理空間作為想像研究範圍的邊界,是假定人群、空間與時間三個要素可以完美的交疊在一起,而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這些單位常常只是研究過程中的權宜之所,而不是固定的邊界。而所謂的「世界」,當然也不僅只存在於檔案中。在世界流通著的人、物與思想,也必然在一個個「地方」留下痕跡。九龍江口一個小村莊的祠堂得到捐款,來補足一百年前在馬尼拉掙錢置買的祭費基金,是因為到廣州的子孫與英國和美國人做生意。在幾乎沒有歷史遺物的空蕩祠堂,牆上嵌著差點被忽略的一方小碑背後,是三百年來跨越國界的人與物的匯流。

 

參考書目

[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七冊(天津:天津古籍,1992),459。

[2] 張汝霖,《澳門記略》上卷,3。

[3] Thomas Allom and G. N. Wright, Ch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 Vol.1 (London: Fisher, son & co., ca. 1843), 66-70. 另一幅是”Chapel in the Great Temple of Macao.”

[4] 關於潘氏家族與同文行,早年梁嘉彬的《廣東十三行考》仍值得參考。見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上海:商務,1937),259-272。

[5] 耆英寫此聯是最常見的說法,然而在劉成禺《世載堂雜憶》中說是何紹基所寫。見劉成禺,《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61。何時開始有「海山仙館」這個名稱也不清楚。無論是耆英或何紹基,可以為此館寫對聯,應該都在1840年代以後。但在對聯之前,未必就沒有這個稱呼。

[6] 原文Pun-Tong為「泮塘」,梁嘉彬引用此段時將Pun-Tong誤作河南「潘洞」,因此把這段誤作為描寫潘正煒以及能敬堂潘家在河南的宅院,見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268。「潘啟官」這個名字可指潘振承、潘有度或潘正煒,惟從「泮塘」、後文提到二樓的陽台可看到廣州城北面城牆,向西可以看到北江,以及法國人在1860年拜訪此地(潘正煒逝於1850年),可知這裡說的是潘仕成位於泮塘的海山仙館。

[7] William C.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 Co., 1885), 78-82.中譯見亨特著,沈正邦譯,《舊中國雜記》,(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1992),87。

[8]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80-82. 亨特著,沈正邦譯,《舊中國雜記》,89-90。

[9] 《河南潘氏譜》,30。此譜為抄本,無出版資料,收錄於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家譜資料庫Family Search。 https://www.familysearch.org/

[10]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146-147。「潘啟官」Puankhequa之名也用在繼承同文行事業的兒子潘有度與潘正煒。後世為做區分,或也以Puankhequa I (潘啟官一世), Puankhequa II(潘啟官二世)稱呼。參考陳國棟,〈潘有度(潘啟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東亞海域一千年》(台北:遠流,2005),419-466。唯潘仕成並非潘振承直系子孫,也未曾繼承同文行生意,但前引Hunter, Bits of Old China也稱潘仕成為Pwan-Kei-Qua。然而同書另一處提到潘啟官時,又說搭乘潘啟官的船渡江到河南潘啟官宅邸,似又是潘有度、潘正煒在河南的住所。

[11] 陳國棟,〈潘有度(潘啟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429-430。

[12] 轉引自黃佛頤編,《廣州城坊志》(廣州:廣州人民,1994),702。

[13] 《河南潘氏譜》,30。此譜為能敬堂六世(全譜二十二世)潘福燊所修。封面上寫「二十一世福燊修」,但譜內記載潘福燊為二十二世。

[14] 因為行政區劃的變動,原屬漳州府海澄縣的青礁村現在屬於廈門市海滄區,而原屬泉州府同安縣的白礁村現屬漳州市龍海市。

[15] 《河南潘氏譜》,25。

[16] 龍海市即由龍溪縣、海澄縣合併而成。

[17] 康熙《同安縣志》,1/7a;民國《同安縣志》,6/9a。白崑陽保下的白礁社(王氏)、衝龍社(劉氏、葉氏,又作沖龍或充龍)也都有許多到台灣與東南亞的移民。《河南潘氏譜》亦記有移住台灣的支系。

[18] 《河南潘氏譜》,首頁。

[19] 《河南潘氏譜》,首頁、1。另外關於開基祖元德公以及接下來在栖柵的譜系結成,乃至開基祖的母系故事,都還有許多可以討論的地方。篇幅所限無法繼續開展。

[20] 嘉慶二十三年(1818)潘正威五十歲。其父潘有量生年不詳,逝於道光三年(1823)。推測本年潘有量大概在七十歲左右。這次捐款或許也是成功的廣州商人孝順老父的方式。

[21] 《河南潘氏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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