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琳浩、谢湜|移民与近代汕头城市的发展及空间转变——基于HGIS的考察
【摘 要】随着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华南地区开埠城市的发展和空间形塑过程因深受海外移民的影响而呈现丰富的面相和地域特质。汕头于1860年开埠以后，成为韩江中下游地区移民出洋的重要口岸。通过对汕头口岸人员往来的分析，可以看到韩江流域地区和汕头与海外各地紧密而不同的联系，其中尤以香港、新加坡和泰国等地区和国家较为密切。海外移民及其跨国资本，充分利用汕头与香港、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和汇兑关系，在汕头地方货币政策改变和城市建设期间推动了汕头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变迁。将侨房产权和城市地籍图等资料结合GIS技术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华侨房地产以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和香港同胞的投资占大多数，其业主华侨、归侨、侨眷的身份反映了投资形式的多样化。这些华侨房地产主要分布在商业核心区，在汕头的城市化和近代化过程很大程度形塑了汕头的都市景观。
【关键词】海外移民 汕头 城市空间
【作者简介】欧阳琳浩，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谢湜，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在中国东南地区，随着近代以来条约港口的被迫开放，一些新兴城市基于区位优势迅速崛起，吸引了大量来自其腹地乃至全国各地的移民。许多有关移民史和城市史的研究都揭示了移民与城市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诸如在城市化特征及趋势、社会结构的演变、人口的扩张以及城市空间的变迁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广东、福建的约开商埠，既是其腹地移民的集居地，也是他们迁往海外的必经口岸。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由腹地乡村移居港埠城市，从港埠城市迁往海外，呈现为两个既有所区别又密切联系的移民过程。这些移民群体的社会流动性，不能简单地以国内和国际加以区分。移民个体可以侨居他国和回国发展，同一个家庭中可以既有国际移民也有国内移民，将范围扩大到超越家庭乃至宗族组织的乡村也是如此。正如孔飞力所说，侨乡与其海外乡亲通过移民通道构建了跨国性的“移民共同体”，它既包括移民群体本身，也包括他们留在家乡的亲属和左邻右舍。因此，研究近代华南开埠城市的空间形塑过程，就必须置于城乡移民和海外移民的交互过程和作用机制中去理解，方可揭示城市化和近代化中所呈现的丰富面相和地域特质。
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从许多方面讨论了海外移民与中国城市发展的关系，包括侨乡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海外移民与侨乡之间的互动、华人华侨与城市经济的关系、都市侨乡新命题的提出、侨资产房与城市结构变迁，以及城市空间转变的社会文化动力等等，反映了海外移民与侨乡发展的密切关系，以及侨资房地产对城市空间转变的重要影响。海外移民，也即后来所称的华侨华人，经常被当作一个整体的概念，其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及其与侨乡的关系往往不能得到更为细致的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韩江中下游地区的海外移民及其出洋口岸汕头为研究对象，进一步考虑该地区海外移民的迁移路径、跨国网络与资本，以及地方当局市政建设等因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并利用近年来收集的侨资房地产数据和地图文献，结合GIS技术，从微观层面探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海外移民与汕头城市发展的关系，以及汕头在的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空间响应。
一、研究对象、方法与主要材料
汕头于1860开埠以后，迅速成为韩江流域地区华侨华人的出入口岸、侨汇集散地、消费市场，乃至投资场所，城市的发展与华侨华人息息相关。本文以汕头为研究对象，研究区域限定在民国时期汕头市区的主要范围，包括旧市场和碕碌等地。在此范围中，重点关注旧市场，即开埠初原有的集市以及在此基础上填海拓展之地。该地从开埠至1949年以前一直是汕头的核心区，如今也是历史文化街区，也可称为旧商埠区，面积约198.96hm2。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充分挖掘和利用史料数据、城市大比例尺地图，通过统计分析和运用GIS的地理空间架构整理史料和相关信息，将其中的地理信息以地图的方式可视化，解读其周围的环境和历史脉络，并透过地图进行空间资料查询，将相关历史文献及数据连接起来进行综合分析。
在史料数据上，本研究主要利用海关史料中的《1869—1934年汕头口岸进出口旅客统计表》（下文简称《统计表》）和汕头有关部门统计的《汕头市已撤还侨房产权情况登记表（1984—2009年度）》（下文简称《登记表》）。后者记录了1984年至2009年间汕头市区已撤还的侨房产权的信息，包括姓名、何处华侨等业主信息，以及住址、门牌、测区、地号、面积等产权的基本情况，共有1226宗，涉及侨房产权2195座左右。这些侨房许多建于民国时期，其撤管与建国后地方政府对私有房产和侨产的政策有关。1983年12月，汕头市成立落实华侨房屋政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处理退还挤占侨房的工作。1987年市区累计撤还侨房822宗。1993年至1998年间，共处理落实市区城镇侨资房产占应退房的98.6％。因此，上述《登记表》大体上可以反映1949年以前汕头市区侨资房地产的情况。
《登记表》中有两个重要的地理信息，即测区和地号，可与绘于民国时期并沿用至今的汕头地籍图相关联，并在图中确定具体的地块。目前与此地籍图一同使用的还有1953年由汕头市当局调查登记的房地产卡片，该卡片中不仅记录了每一块土地及房产的测区、地号、四至、座落、所有权来历、建筑情况及时间等基本信息，还包括业主的姓名、籍贯、年龄、性别、职业乃至何处华侨等信息。结合地籍图及其相关联的信息，能较为清晰地呈现并分析海外移民对汕头城市空间转变的影响。但因条件所限，目前所能获取的地籍图主要是第1、第2、第4以及第3测区局部，也即上述的研究范围。此范围内共有8848块地块，同样由于条件的限制，暂时仅能获取其中3000块左右的房地产卡片信息。将这些房地产卡片的信息与《登记表》相关联，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每块地块的具体信息，重建与民国时期汕头华侨房地产相关的专题地图，并结合相关史料和理论进行分析。
二、以汕头为进出口岸的海外移民
汕头是近代韩江流域唯一可停泊轮船的通商口岸，在区域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迅速崛起和发展与韩江流域地区的海外贸易传统和移民密切相关，也因此被形塑了诸多后来被称为侨乡的特质。
明清时期朝廷限制海外移民的政策，使不少前往海外谋生的百姓未能自由往返。东南亚不少地区因此存在为数众多的华人以及由他们所构成的华人社会，为后来大规模移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世纪以后，西方各国相继从法律上禁止黑奴贸易，转而开始向中国招募劳工，并通过不平等条约使这种行为合法化。在此之后，中国向海外移民逐渐达到高潮，且主要出现在闽粤两省。以往的研究在讨论此次移民潮时，或许侧重考虑当时中国的内乱、灾害以及西方势力的进入所引起的内部社会动乱和造成的农业恐慌，乃至殖民地资本主需要劳动力的诱因，其实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忽略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
从大的层面来讲，我们不妨把近代时期移民海外看作是中国人口大规模移动的一部分。对于闽粤地区的百姓来说，移民海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家庭策略，这依赖一定的先例和机会，并不一定由社会动乱或贫困所促动。19世纪下半叶通过香港、厦门、汕头的海外移民呈爆炸式增长，很大程度是受长期移民和中外交流的传统，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联系和网络所影响的。这些联系和网络使华南地区的百姓有了利用不断变动的太平洋经济所带来的机遇、经验和手段。除了“猪仔贸易”外，迁往海外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看作是移民应对时局所作出的选择。基于中国家庭结构的特性，移民虽然承受离乡背井之苦，但他同时也可以是“空间上延伸的家庭。”移民通过包含汇款和家书的侨批与国内的家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因此拥有家中很大的权力。侨批既是维系不同地理空间的家庭纽带，同时也被用于鼓励其他人沿着移民链迁移海外，侨批业创造了由移民及其家属组成的跨国社区。
汕头的兴起和繁荣与海外移民密切相关。据1910年代的调查报告所载，由汕头出入的移民，以潮州府九县及嘉应州一带的农民为主。受轮船客运业迅速发展的影响，汕头港的辐射范围已非昔日倚赖帆船航运的樟林港所能比拟。移民出洋主要通过客头招募、洋行招募以及自行渡航等几种方式。一些与移民相关的机构和行业，如汽船公司、船头行、客栈、客头等纷纷在汕头设立。它们之间的协作和联系，使得海外移民在规模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性质和方式上与传统时期有很大的差异。与此同时，由于出洋合法化以及随后国家移民政策的改变，不只移民人数大增，归国人数也相应增长。
潮海关曾对汕头口岸进出口的旅客进行统计，并制成第一节述及的《统计表》，该表的统计单位为人次，包括来往外洋、来往通商口岸，来往内港三个部分，其中来往外洋包括香港、海峡地区、西贡、苏门答腊、其他各地。以往有关韩江中下游地区海外移民的讨论多援引《潮州志》中“潮州历年移民海外统计表”，该表中1912—1930年间移民人数遽增，多达50多万至90多万，数字与海关统计表中来往外洋、通商口岸及内港三者的总和非常接近。本文主要利用潮海关的数据，避免在统计时来往内港人数对海外移民人数造成影响。
虽然潮海关的统计并不完善，实际情况中还有许多人员往来不在其统计之内。本文仅透过潮海关的视角，对近代韩江中下游地区海外移民的情况做一定的了解。根据潮海关的《统计表》可知，1869—1934年间，汕头进出口人次虽偶有波动，但整体呈上升趋势。出口人次从最初1869年的2万左右，至1903年上升到接近13万，随后大部分时间在8万多至14万的区间内波动，到了1927年，达到最高峰值22万左右。进口人次在1873年才开始统计，从最初的2万多之数，波动缓慢上升到1907年的10万人次左右，并在此后大多数年份维持如此，部分年份降到4到5万左右。值得指出的是，在此期间的海外移民基本未在一年内多次往返，多是三年或五年一次回国省亲，在海外出生的儿童，也不少返乡接受教育之后再出洋。因此，海关的统计单位虽是人次，但实际上已很接近当时汕头口岸的进出口人数。
汕头口岸出入口人次的增加反映了韩江中下游地区人员频繁的跨国性流动，大多数年份的出口和入口均在10到14万上下，这对当时潮州府（包括大埔、丰顺等地）400多万的总人口来说意义重大。与此同时，出口人次在大多数年份大于进口人次，意味着大部分时间有着为数不少的净移出人口。20世纪最初十年的净移出人口，除了1907年达到峰值4万多人以外，大部分年份在1万到2万之间。1910年代至1920年代的净移出人口显著增加，大多数年份在2到5万之间。
图1呈现了汕头口岸出洋人次的情况，如图中所示，最初4年间，仅见前往 海峡地区的统计，在2万到3.7万之间。此后的几十年间，除了1927和1928年达到近9万人次左右之外，大多数年份在2万到6万之间，平均每年出口人次3.5万。在出口总人次中，去往海峡地区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最大比重，且多数在30％多至70％之间。这可能与新加坡作为重要中转站的地位有关。汕头通往东南亚的轮船航线，大都行经新加坡，如汕新线、新厦线、厦彼线、厦仰线。
汕头和香港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香港在1850年代以后一跃成为大型旅客转口港，并进而发展为全球移民中心。汕头出发或经停汕头的轮船航线，几乎都行经香港。不少从汕头出发的人也先到香港后再转往目的地。在海关的统计中，汕头于1873年以后开始有前往香港的记录，从该年至1911年间，每年的人次大多数在1万左右到2万左右，随后至1928年间，略有上升趋势，在2万多到3万多之间，平均每年1.8万人次。在总出口人次中，香港也占有一定的比重，1879年和1880年甚至达一半以上，其他大多数年份在10％到30％多之间。
前往曼谷的人次统计同样自1873年开始。但事实上，18世纪的中泰大米贸易早已拉开了韩江下游地区百姓向泰国移民的序幕，至19世纪前期，泰国的华人已达10万之多，且主要依靠帆船客运。因此，虽然最初几年统计的人次甚少，但可能有部分帆船客运和经香港中转的人次未被纳入。1882年，新开的曼谷客运轮船公司开始创办定期班轮，从汕头直接到曼谷并经香港返汕。在海关统计中，该年前往曼谷的人次大幅度增加，并在此后整体呈上升趋势。1906年，前往曼谷的人次达到4.25万人左右，占该年总出口人次38.12％，超过海峡地区跃居第一位，并在此后基本保持如此。出口人次也有了明显的增长，多数在5万到8.2万之间，占总出口人次33.11％至68.35％。与香港和新加坡等世界性移民中心和转口港不同，曼谷主要作为移居地或前往泰国其他地区的中转口岸。这也反映了20世纪以后移居泰国成为韩江中下游地区百姓的重要选择。
与图1相对应，图2显示了同一时期内自海外进口汕头的情况。进口人次自1873年开始统计，可见虽然清廷尚未解除对归国华人的严苛峻法，但已有不少移民往返海内外。图中由香港进口的人次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尤其是20世纪以前，基本上在都在80％和90％多左右。这可能与当时的轮船航线有关。据《马来亚潮侨通鉴》所载，约在20世纪之前，返国之船仅至香港，蕃客须在香港寄居客栈，然后转船往汕，不像1940年代可搭乘直达汕头的轮船。此外，因往返汕头和曼谷间的轮船基本都经过香港，一些自曼谷返国的旅客，可能在香港等待船期时被统计为自香港进口，还有一些旅客可能先在香港停留之后再择期返汕，从而成为自香港进口的一员。总体而言，1896年以后，自曼谷返回汕头的人次有了一定的增长，并在20世纪以后显著上升，大部分年份在2万到4万之间。这与前往泰国的移民数量增长有关，既反映了曼谷作为移民出入口岸在中泰之间乃至东南亚区域内地位的提升，同时也体现了韩江流域一带与泰国的密切联系。
上文所利用的统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韩江中下游地区海外移民的某些事实和大致情况，使我们能通过进出口人次及出洋目的地去思考国内外之间的关系。值得指出的是，很多海外移民都有“侨居他邦”和“落叶归根”的心态，外出谋生寄钱回家的移民策略，使他们和家乡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些移民自身也常年往来国内外。基于当时航运情况，我们不妨把汕头口岸的进出口人次作为考量汕头与海外各地关系程度的一项指标，来往人次愈多，则表示两地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汕头城市发展所受影响也更为深刻。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移民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汕头常年十几二十万的进出口人次，反映的不只是大量移民频繁的跨国性往来，还包括由他们的迁移活动、谋生策略乃至商业活动所带动的资金、物资和信息方面的跨国性流动。汕头乃至韩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都深受这些跨国性流动的影响。
三、海外移民的商业实践、侨汇及投资
作为海外移民的出入口岸，汕头与海外各地的关系与移民活动交织在一起，移民移出地与移居地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日益紧密。这种关系的维持很大程度上依赖由移民所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金耀基指出，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是按照一套像亲族、籍贯、方言、宗教信仰之类的标准建立起来的，这些标准成为群体认同的基础。海外移民以此构建的华人社会，形成了与国内相似的中国式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是复数的，其基础包括乡族、地缘、方言、血缘、业缘、信仰等，由此又形成多重网络的交织，如移民网络、商业网络、社会组织网络。国内侨乡地区与华侨华人之间，通过互动形成多重网络并进一步渗透和扩张。由这些多重网络而实现的频繁交流，促使原先的商业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超越以往双边关系更大规模的商业与交流关系网。移民移出地与移居地之间所产生的新的经济联系得以不断强化，去往移居地的人力、资金投资通过经济利益回报于移出地。正因为此，汕头作为联结海外各地与侨乡地区之间多重网络的重要节点，其经济、金融与商业的发展和变化均与海外移民关系密切。
在具体商业实践中，许多海外移民的商业活动在地理空间上往往多变且因时而异，有些更是具有跨国性质的。如侨商李庆元，9岁随父迁居曼谷，21岁返回汕头，在汕头创设谦和祥商行，经营杂货及汇兑信局。1915年以后，他又南游星洲，和兄弟一起创设李庆发兄弟公司，其后事业继续发展，遍及多地。再如新加坡商业巨子林子明，出生于潮安县，成年后赴汕头学习商务，旋又赴泉州广洽昌任经理，其后回厦门创设启昌公司及诚信公司兼主其事。一战以后，其弟林守明与友人在汕头创办德美合记号经营颜料，他因此回汕头主持事业。1923年，林子明再创林德利号于新加坡，继而又设分行于槟城，此后还在上海创办德华行，设厂自制西式木椅家具。二战以后，他在香港、曼谷设分行，至1940年代后期，分号已遍及新加坡、槟城、吉隆坡、汕头、香港、上海、曼谷等国内外各大商埠。汕头作为重要通商口岸，是众多海外移民开展商业活动时所优先考虑的。他们的各种商业行为，既塑造了汕头在跨国网络中的重要地位，也推动了汕头城市的发展。
除了移民本身的商业活动之外，他们寄回家乡作为赡家、投资或捐赠之用的汇款，在很大程度推动了汕头及其腹地经济的发展。根据1910年代的调查，每年输入汕头的侨汇约2000万到3000万，在维持乡村经济和平衡汕头长年贸易入超两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随着移民的增加与频繁往来、侨汇的增长及其行业的完善，乃至由此带来的相关行业的结合和多重网络的交织，汕头与海外的关系日益密切。不仅如此，汕头作为海外移民“致富归国之放资地”，以及侨汇集散地，城市各方面的发展深受海外移民和侨汇的影响。譬如在世界经济情况不佳的时候，南洋地区受到冲击，海外华侨寄回的款项锐减，由此导致汕头商业市面萧条。与此同时，汕头当地的政治或经济环境反过来也影响侨汇的变化。当汕头货币制度出现问题和局势不稳的时候，不少华侨及其家眷多将资金转移至海外以求保障。其后随着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施行币制改革，使国内币制改善并从原先的大萧条中复苏，海外华侨也开始多将资金汇集到国内，汕头及其腹地的商业活动也变得活跃起来。
由东南亚各地汇往韩江中下游地区的侨汇主要是侨批，包含家信和汇款。作为家信的侨批本身从寄批人手中通过侨批局送达国内家属，而汇款即使最终送到家属手中，在途中常被转化为各种可以利用的形式，如贸易资金、金融资金、投资等。经营侨批业的商号大抵兼营他业，除了通过汇兑以赚取利润之外，还以汇兑为基础，通过汇票的方式与其他行业之间相互划扣货款，并以此获利。侨批业这种经营模式和转拨汇款的方式，很好地利用汕头与香港和南洋群岛各埠在贸易和汇兑上所呈现出的三角关系（如图3所示）。通过侨批业、汇兑业、钱庄业、杂货商以及出入口贸易商等行业相互交织，汕头的经济和商业情况与海外移民及其国内眷属息息相关。这也使汕头的发展及其向近代都市的转变过程中，极大地受惠于海外移民的资本和投资。
戴一峰指出，海外华侨归国投资的行为是追求利润、增值资本与为家乡的社会发展和进步做贡献的有机结合。海外移民中“移民企业家群体”的行为动机既包含了对社会名望、成功和创造喜悦的追求，也包含了改变家乡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落后面貌的愿望。与厦门地区相似，海外移民的投资极大地推动了汕头的发展。如具有近代交通意义的潮汕铁路，即由南洋华侨张煜南、谢荣光等人集资筹建。潮汕铁路开通改变了原有的交通方式，使潮州至汕头原本两天的水路路程，转变成约一个半小时的40公里铁路路程，大大提高了交通效率。再如汕头的自来水公司，由泰国华侨高绳芝于1906年筹办，至1914年春竣工正式售水。至1932年调查时，平均每月供水用户已达5000多户，平均每6户就有1户用自来水。1908年，高绳芝还在汕头创办开明电灯公司，其营业区域基本上覆盖汕头核心区域乃至东部郊区。自来水和电灯作为近代重要的公用事业，对汕头的城市发展和社会生活影响显著，可以说是开启了大部分汕头市民的近代生活方式。
除此之外，华侨的投资涉及汕头都市化过程的方方面面。根据林金枝等人调查，华侨在汕头市区的投资涉及工业、交通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房地产业等行业，其中投资户数以房地产业最多，有1426户，投资额达2111万元，占各行业总投资额39.71％。其次是商业，投资户数216户，投资额达1011.9万余元，占各行业总投资额19.03％。金融业和交通业又次之，约占15％左右。总的来说，房地产业和商业在所有华侨投资中最为突出。汕头在近代发展过程中以商业发展为主，华侨在商业上的投资，再加上类似商业性投资的金融业（如侨批业和汇兑业）和服务业（旅馆、酒店）等，很大程度塑造了汕头作为侨乡都市的特性。汕头核心区的8000多栋建筑中，属于华侨的占四分之一强，可见华侨的房地产投资对汕头的城市空间变迁的重要性。
四、华侨资本与汕头城市空间的变迁
随着19世纪以后中国逐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国内城市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变革。像上海、天津、青岛等城市，受租界及西方制度的影响，城市空间往往循着市政规划和地产商人投资的脉络发生演变，并呈现出城市规划和殖民主义的色彩。相比之下，广东、福建两省许多城市在近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其经济动力和社会文化动力因受海外移民的影响而有着更深层的含义和更丰富的表现形式，城市空间的转变也呈现出更具本土现代性的色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既有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也有中国政府为华侨制定的优惠政策，更有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契机，华侨在汕头的活动体现了华侨资本对国内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20世纪20年代初，汕头地区私铸土毫充斥，汇兑庄对七兑票的恶意操纵造成了“纸贵银贱”的情况。潮梅财政局在1925年下令改革币制，废两改元，实行取缔各银庄滥发纸币纸票的办法，同时由各界代表大会通过发行纸币办法十四条，其中包括：“由总商会组织纸币保证委员会，凡银庄发行纸票，概以不动产做保证”。然而，很多银庄因长期无限制滥发纸币，最初不肯遵循，后来由于陈有利庄率先赞同，情势所趋，该办法才得以施行。此时恰逢“南洋地区的黄金时代将过，海外华侨纷纷载金归来，年达数千万之票，遂竞投资于地产。”与此同时，广东当局鼓励和保障华侨的投资，一定程度上为华侨投资房地产创造了有利环境。更重要的是，汕头市政当局于1926年以后开始开展城市改造计划，由此形成的投资市场进一步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末国际银价的下跌，促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也助长了房地产领域的投机性投资。南洋地区的海外华侨，受金贵银贱风暴的影响，被迫将资本转移到国内，投资于房地产以便保值。汕头的经济及房地产业，在此阶段得以繁荣发展。
根据林金枝的统计，1889年至1949年华侨投资汕头市区约5300万元，占汕头地区华侨投资的66.62％。其中，在1927年至1937年房地产投资高峰期，投资额为933万元，约占近代全市房地产华侨投资总数的44.19％。再如《汕头市区房地产志》所载，据1930年到1935年统计，华侨投资用于购建房4.25亿银元，平均每年增加侨房3万平方米，占同期市区增加面积75％，在全市4000多座商号楼房中，侨房占2000多座。可见海外华侨在全市商号楼的投资中占一半左右，这对于以商业发展为主导的汕头市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仅讨论华侨房地产的数量及所占比例是远远不足的。以往将华侨房地产统归为一类也未能很好地厘清不同地方的华侨与城市空间变迁的关系。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华侨房地产业主及侨居地，才能更细致地讨论华侨在汕头的房地产投资情况。
一般而言，华侨房地产是以侨汇购置的、其业主通常具有华侨、归侨、侨眷的身份，其中存在几种差别。从投资方式来看，有个人投资和通过创办置业公司进行投资两种。汕头的情况以个人投资居多，与广州地区的华侨通过创办置业公司进行房地产投资明显不同。这可能是因为汕头属于中小型城市，所需投资额较少。再从个人投资方式来看，存在由华侨自己直接购置，或由华侨亲属购置两种。除此之外，还包括非投资性的购置房地产行为，如赡养性侨汇中也有部分用于购置房地产，用来自住或放租，这些有可能未登记为华侨房地产。因此，实际情况中以侨汇购置的房地产数量应该多于调查结果。
根据第一节提到的《登记表》，可知20世纪90年代末，汕头市区范围内共撤还华侨产房1226宗，共有楼房2195座左右，主要在民国时期汕头市的核心区和碕碌一带。其中大部分华侨房地产集中核心区（第1至4测区），约1582座，占72％。这当然与该地段具有较好商业环境有关，投资或购置该处的房地产，更利于财产保值和赚取利润。
与此同时，通过对《登记表》中的信息进行分类统计，可知核心区的侨房，登记为华侨及港胞的约1230座，占总数的77.75％，登记为归侨的约145座，占总数的9.16％，登记为侨眷的约85座，占总数5.37％。这反映了汕头的华侨房地产以华侨直接购置为主，由侨眷购置的比例较低，不过，也可能存在虽由侨眷经手购置房地产但产权仍属华侨的情况。《登记表》中还有约230座的产权情况未知，所以上述比例会比实际情况偏低。除此之外，还有地产投资大户，如陈慈黉家族以陈黉利公司的名义在汕头投资建新房达400多座，新加坡侨商荣发源投资建造荣隆街的新楼房。一些华侨也合资设立置业公司，如李柏桓等人集资设立“合利置业公司”，在汕头觅地建楼，后来建成闻名一时的南生百货公司。如此种种，展现了汕头华侨投资地产方式的多样性。
根据《登记表》中侨房业主的信息统计可知，在核心区1582座侨房中，业主以香港同胞最多，约345座。这和第二节所讨论的汕头与香港的密切关系有关，也与香港的特殊地位有关。近代以来香港在中国与东南亚乃至欧洲的贸易中，一直充当着交易结算中心和汇兑中心的角色，许多与贸易、金融、侨批业和商业相关的行业，都在香港设立商号，吸引了韩江中下游地区的移民前去谋生。其次，业主是印尼华侨、归侨和侨眷也占有大多数，约270座、36座和16座。虽然在第二节的统计中，汕头与苏门答腊之间来往人次不多，但事实上应有大部分人经过香港或新加坡中转前往印尼。据李长傅估算，当时荷属东印度有华人120万，而该地也是韩江中下游地区海外移民主要迁居地，可推测后者当占有一定比例。再其次，业主是泰国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排第三位，约248座、35座和23座，这与第二节中汕头与泰国之间频繁的移民往来呈正相关关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归侨和侨眷也在汕头的侨房中也占有不少的数量，新加坡的约174座，马来西亚的约138座。此外，还有少数越南、毛里求斯，英国、美国、加拿大、南非、澳洲等处华侨的侨房。由此可见，汕头侨资房地产业主包括东南亚、美洲、南非、澳洲等地华侨，其中尤以东南亚占绝大多数，这与韩江中下游地区海外移民的移居地是密切相关的。
这些华侨房地产在汕头城市中的分布如何，是我们进一步探讨海外移民与城市空间变迁的关键。房地产投资与城市建设是近代城市空间转变的重要的动力。具备这种动力的前提是近代中国形成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房地产商品市场。由此形成的房地产业，并非脱胎于传统的社会经济，从其诞生的社会条件到经营管理方式，都是从西方直接借鉴的。虽然如此，近代不同城市在房地产投资和城市空间变迁上也呈现多样化。赵津指出，厦门房地产业主要发展时期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初的基础是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和市政建设，其资金主要来自侨汇。作为以吸收侨资为来源的消费城市，厦门房地产业的兴衰与世界经济形势的关系更为密切和直接。汕头房地产业的发展路径与厦门极为相似，正如上一节所言，海外华侨将资本转移到汕头，参与土地开发及市政建设，并利用当时汕头地方的货币政策，将流动的资金注资不动产，又利用不动产作抵押发行纸币，变不动产为流动的资金。既推动资本的流动，也推动了城市的建设和空间变迁。
与厦门主要受东南亚闽南华侨的影响不同，汕头的侨汇和华侨资本更多来自韩江中下游地区旅居东南亚的华侨。通过将《登记表》中侨房的地籍号与地籍图相关联，便可将汕头核心区华侨房地产的空间分布可视化。
图4首先反映了华侨房地产几乎遍布汕头核心区，大体上分散在各街区，各街区中不少具有一定的集聚性，有的甚至接连在一起。这种现象不可轻视，其中可能存在同一业主或关系亲近者一同投资的效应。其次，许多集聚并连接在一起的房地产，其业主不少都来自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泰国、香港、印尼、马来西亚等。由此可知，相同地方的华侨，投资房地产具有一定的集聚性。他们可能是具有一定资本的华侨。第三，图4也反映了房地产业主中华侨、归侨、侨眷等身份。虽然业主是归侨和侨眷的数量较少，但以相同色系区分不同地区的华侨并以颜色深浅区分归侨和侨眷，侨资房地产在空间上进一步呈现出马赛克分布特征，也即在空间上华侨房地产的性质更加多元化。这也是因为汕头的侨资房地产虽以个人投资为主，但在投资房地产及其具体选择的过程中，具有多种投资方式。此外，图中国平路的北端有部分印尼华侨和印尼侨眷的楼屋相连在一起，这可能是由于关系邻近性所进行的房地产投资。这些侨房的存在及其业主的不同身份，是海外移民与国内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具体呈现。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图4只是呈现了汕头华侨房地产在空间上的某一个时间剖面，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其中不少房地产还存在流转于不同业主（包括华侨、归侨、侨眷或非华侨）的动态过程。
从华侨房地产空间分布的总体情况来看，华侨房地产来源多样，总体分散，部分集中，确实占有民国汕头市核心区的一定比重。其中部分侨资房地产还位于汕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修建的主干道，这对于城市空间变迁的意义重大。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将华侨地产的建筑时间也纳入考察。
胡乐伟根据林金枝的调查数据，将华侨投资汕头房地产分为初兴区（1889—1919，投资户数189户，投资额为263.75万元）、高峰期（1919—1937，投资户数达1864户，投资额为1831.5万元）、抗战低谷期（1937—1945，投资户数仅有222户，投资额186.5万元）、战后恢复和畸形发展期（1945—1949，投资户数855户，投资额857.55万元）四个阶段。其统计的是整个汕头地区的情况，具体到汕头市区，投资额和所占比例偏小。在1919—1937年的高峰期，尤其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期，汕头市政当局对开埠以来形成的旧商埠区进行“旧城改造”，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规划道路系统，在旧商埠区对以往一些道路进行拓宽，拆让沿街建筑。如上文所述，在城市改造十几年间，许多华侨看到汕头未来的发展潜力，纷纷携款来此投资，参与到城市的改造进程中。
目前《登记表》中并没有记录建筑时间，我们将其与房地产卡片进行关联，筛选出同时具有华侨信息和建筑时间的记录。因条件所限，目前仅能得出400多条数据，据此绘制华侨房地产的建筑时序图。
如图5所示，1870—1919年间的华侨建筑，大抵分布在“四永一升平”街区的中段，且很多房地产并不位于后来划定的主要干道。该地段一直由中国人占有主要势力，其发展成商业街区相对较早，故此地有不少1919年以前的建筑。再看1920—1937年间的建筑，可以发现许多房产都位于各主要干道旁，或者是位于1920年以后西扩的西堤海坦，可见华侨在城市改造和市政建设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汕头小公园附近，存在不少由华侨投资的建筑。即便是小公园的中山纪念亭本身，也是由印尼华侨所捐建的。
正因为此，在民间乃至学界常常流传一种说法，即汕头小公园一带主要是由华侨投资所建。但从目前的史料来看，这种说法未免过于笼统。民国时期小公园一带，是当时最繁华的地方，由上文可知确实存在一定比重的华侨资产，对塑造都市新景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小公园一带主干道呈现成片且连续的骑楼街，虽然其中有些路段的楼屋确实属于华侨，但远远没有达到骑楼街由华侨所建的程度。在汕头历史街区1500多座骑楼建筑中，与华侨相关的亦不多，所占比例不到四分之一（根据地籍图及《登记表》计算所得）。应该说，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华侨华人的直接参与以及他们资本的注入，再加上市政规划的引导和沿街铺户的协力合作，才促使汕头形成了包含骑楼和中西合璧之街屋建筑的街区景观，其中的过程和各种因素颇为复杂。
结语
韩江中下游地区长期以来的海上贸易传统，使该地区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表现出足够的适应能力，在汕头开放通商后出现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运动。近代汕头海关有关旅客出入口的统计，展现了该地区与香港、东南亚地区频繁的人员往来。这些移民向海外迁移，既与传统时期贸易有关，也受西方殖民扩张的影响，由此建立了中国与海外不同地区的关系。韩江中下游地区与香港、东南亚之间，以汕头、香港、新加坡和曼谷为中心形成了多种网络，并通过网络的叠加构建了多边关系。
海外移民的迁移策略以及根植于他们内心的侨居心态，使他们定期寄钱养家或是长期来往于国内外两地，由此也产生了大量汇入国内的侨汇。这些侨汇进一步促进了跨国商贸网络的演进，以及跨区域的人员、资金和信息的流通，从而对国内侨乡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侨汇既包含了海外移民对国内家人赡养的责任、对亲属的资助，同时也包含了国内外的信息文化交流。国内地区由此出现了大量依赖侨汇并与海外保持密切联系的华侨家庭。
经营侨汇的侨批业与商业网络、金融网络等多重网络的交织，实现了大量华侨资本和信息在韩江中下游地区与东南亚乃至世界范围的流动，在其中扮演枢纽作用的通商口岸，其经济、社会和文化也由此与海外世界密切相关。值得指出的是，海外移民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也在城市的发展中得到反映。正如陈春声所说，研究一个近代城市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仅要关注贸易、金融、工业等经济方面的动因，更重要的是，还可将其视为公共事务与政治权力体系、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人群流动与日常生活方式的演变过程。海外移民一直在汕头的地方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汕头地方货币政策的改变，吸引了他们大量的资本。与此同时，汕头市政的城市改造，也促使他们参与城市事务并发展自己的势力。华侨资本与地方货币政策和城市建设相结合，推动了城市空间的生产与转变。这一过程，以及其中的各种要素都极为复杂。城市本身的发展与外界的联系密切相关，联系本身也多种多样。海外移民及其与家乡的联系是其中一种。由海外移民所构筑的跨国网络，以及他们借此所展开的各种活动，既影响了城市与外界的互动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形塑了城市的空间样貌。
目前本研究仅对海外移民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做出初步的探讨，要进一步考察海外移民与国内侨乡城镇发展的关系，还要结合海外移民的迁移特征、侨批时空特征，以及城市商业空间、社会空间、地产投资及城市空间变迁等方面的讨论，同时将海外移民运动和侨汇中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包括侨批运营背后所涉及的地缘、血缘、业缘和其他社会纽带，及其对商贸和金融网络的积极作用）与城市的人口结构、商业结构、人群的活动以及空间的生产等方面进行综合论证，才能揭示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