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温春来 | 主体何在：西南近代区域史研究的问题与路径
区域史研究在中国已经蔚为潮流，但无论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层面，学界对区域史仍然是见仁见智，并未取得共识，而对区域史研究的批评之声（如碎片化）亦不绝于耳。笔者长期致力的西南历史研究，天然带有区域史的标签，这一学术领域如今已有约百年的时间纵深，涌现出众多丰硕的成果，但在某种意义上，学者们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从西南出发”这一西南区域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围绕区域的主体性，简要回顾百年来西南近代史研究的学思历程，并探讨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一 概念说明
“西南”是一个流动的地域概念，它起初并非当地人群的方位自称，而是自视居于中心的人群所创造的他称。随着中国大一统秩序的空间变化以及国家所面临实际情形的差异，西南这一方位所涵盖的地域范围及其内涵也在不断变化。甚至在同一时期，不同人所指的西南也不尽相同。大体而言，两千多年来变动不居的“西南”概念，今云、贵、川之地始终被囊括在内，重庆也常常列居西南，广西与湘西在宋以后逐渐被纳入，西藏“进入”西南始自清代，民国时期则有川、滇、黔、桂、粤、湘、鄂西南七省之说，或去鄂而为西南六省。
今天，自然地理上所指的西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市以及西藏自治区，而经济区意义上的西南，包括川、滇、黔、渝、藏、桂六大省区市。不过，就区域的自身发展历程、文化传统以及与中央关系等角度而言，历史时期的西藏与云贵川桂渝都有着根本差异，所以本文所述之西南，指川滇黔桂渝数省区市，并不包括西藏，而湘西在许多方面与西南有着更多一致性，所以将其列入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我们在讲“西南”时，已经有意无意地预设了其边缘地位，这当然有悖于“从西南出发”的认知，但笔者并不想强调西南的“中心性”或“西南中心观”，因为这暗含着将其他地区视为边缘之意。职此之故，笔者提出西南的“主体性”，意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群，有自己的深厚传统与行为方式，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与被决定者，而是有着自身能动性的行动者。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区域都有其主体性，西南并不特殊。历史研究的单位可以是民族，可以是国家，可以是地区，可以是阶级，但归根结，研究的还是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业师刘志伟教授在论述区域史研究时，多次强调应以“人”为历史的主体，将人的行为作为历史解释的逻辑出发点。所谓历史的主体性，也应该是历史中的人的主体性。
如果我们强调历史的主体是人，就必须注意到有两种“人”。一种是缺乏主体性的人，即抽象的“人”。每个个体都充满着独特性与复杂性，通过简化，从无数个体中抽象出某种“本质”，忽略人的差异性与其他复杂面相，就得到了抽象的人。如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就是这种抽象的代表。历史学的学科性质，使得历史学者很少去进行类似“经济人”这样的高度抽象，但或借鉴社会科学的概念，或自己去进行简化，历史学中也有不少抽象程度较低的“人”。例如，我们会把人归属于某个阶级，这个“阶级的人”就是抽象的人，“民族”“士绅”“精英”等等，无不如此。又如，在区域史研究乃至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会认为某个区域的人有某种特点、精神气质与行为习惯，这也是对该区域之人的抽象化（因为该区域的人还有更多复杂面相，甚至很多人根本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经过简化、忽略而得出的抽象）。对人进行抽象是研究人类社会的重要手段，社会科学的巨大成就也显示出其有效性。不过，当我们拘泥于抽象的人时，就会忽视个体的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先将某个人或某群人归类、抽象为某种人，然后认为他们必定按某种原则行事，并以这种原则来解释他们的行为。这样的取向不考虑个体的情感与选择，掩盖了实际生活中的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另一种人是具体的人。每一个现实中活生生的人，都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个体，有自己不同的个性、成长经历、生存环境以及所面临的独特情景，他的思考与言行可能会不符合研究者抽象出的原则，或在表面符合之下掩饰着自己有悖于此原则的欲望与企图。因此，尽管通过对人的抽象，社会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仍需要一些学科来关注活生生的人，重视他们的价值与尊严。具有强烈人文色彩的历史学，理应在这个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在几千年来的实践中也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不过，桎梏于人的个体性，历史学必然陷入琐碎的差异与细节，如一叶障目，难以真正展开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所以，历史学特别是现代历史学必须在抽象与具体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历史书写中利用、建构某种理论范畴或叙述框架时，最好能够与具体的人联系起来，关注、尊重他们的能动性，视他们为行动者，而不是仅仅把他们视为某个理论或框架的被动服从者。我们所讲的区域的主体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而过去的西南近代史研究，主体性方面大都被忽视或体现得不够充分。
二 民国时期西南历史研究的兴起与取向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西南研究，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由人类学者、社会学者所推动，相关的成果非常丰富，不过，历史学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时在西南研究中作为主力的一些人类学者，如凌纯声、芮逸夫、陶云逵、杨成志、江应樑等，就非常重视历史与史料，并有着较为深厚的史学功底，鲜明地体现出“南派”人类学的特点。历史学家介入西南研究并取得较大成就者，则有徐中舒、蒙文通、方国瑜等。彼时学者对西南历史的研究，虽然内容偏重于古代，但系由作者所处时代的问题所引发，与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显示出强烈的“近代史”色彩。
民国时期，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关键阶段。对西南历史的研究，构成了这一转型过程的一部分。彼时的历史学，担负着为中国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与说明的重任。当学者对民族众多的西南开展历史研究时，自然就非常关注境内各民族与王朝国家之间数千年来的关系史，关于各民族的源流与变化也主要围绕这一关系来进行说明。此外，中国从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国家政权的建设（State Building），体现在民族众多、传统“独特”、经济落后、英法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的西南，就是要完善国家在当地的行政与管理机构，实现更为有效的治理，以促进地方的开发与进步，在为国家贡献更多财富的同时，增强对国家的向心力。这样，厘清历代王朝在西南的施政，总结其得失以为当代所镜鉴就成为许多学者的关怀。综上，不难发现，民族、边政成为民国西南历史研究的两大主题。当然，在许多学者的研究实践中，二者是相互渗透的，不能截然分开。
先来看民族。民国时期的西南民族史研究，服务于建立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理想与现实，致力于对“中华民族”的论证与说明。西南境内有什么民族？他们的源流与演变如何？与中央王朝、汉人以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怎样？这些问题成为核心关切，且其解答指向中华民族与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延续。其根本的研究方法与取向，我们或许可以比照“沿革地理”，用“沿革人群”述之。这一取向暗含着三个前提：首先，相信民族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延续的实体；其次，相信存在民族的“原型”，被视为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间的差异是“原型”在时空中流变的结果；最后，相信族名与人群实体间有着对应关系。基于以上前提，就可以利用汉文史籍中众多的族类名称以及文化特征等相关叙述，辅以少数民族自己的文献记载（如果有的话），有的再加上一些田野资料，循名责实，来阐释当代非汉民族的渊源与流变，说明他们与华夏发生关系的历史悠久且不曾中断。
边政也是民国西南历史研究一开始就关注的重点。因为内忧外患、时局艰危，学者们的目光自然聚焦在边疆开发、边政改进、边界划分等问题上。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播迁重庆，中国进入国家存亡的关键时期，对边疆的关注蔚为潮流，学者们明确提出了“边政学”，创办了专门期刊《边政公论》。而日本建立伪满政权，策动内蒙古“独立”，倡乱新疆种种行径，以及暹罗改国名为泰并倒向日本，掀起“大泰族主义”并觊觎滇、桂地区，等等，激起中国政界与学界的警觉。出于强调民族差别会被外人利用从而激起分离主义的考虑，傅斯年、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与政府的想法不谋而合。在这种情况下，边政学在西北和西南均占据了上风，而民族学则受到一定抑制。西南的历史研究，也被许多学者自觉地赋予了边政色彩。如夏光南的《云南政治进展史》长文，论述了西汉以后云南的政治、文化、疆界演变情形与民族状况、经济现状等，“以为研究滇省掌故推行政治之工具”。
民国时期的西南历史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古代，今人所认为的近代时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彼时学者们的“当代”，自然不是当时史学的重心所在。不过，西南近代史的研究也已经起步。首先，带着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虽然许多论著以古代部分为核心，但也会涉及晚清，民国部分则作为现状，以他人调查报告结合自己的考察所得加以叙述。其次，出现了专门的论著，主要有两类。一类关注大事件特别是动乱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如杨琼的《咸同滇乱录》，白寿彝的《道光咸同滇乱传抄史料经眼录》，何慧青的《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护国之役云南起义秘史》，凌惕安的《咸同贵州军事史》，等等。这些论著一般旨在考辨、呈现史事的来龙去脉，问题意识与理论取向均不显著。另一类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旨在厘清现实问题的由来以助其解决。这类成果主要集中于西南边疆研究，如华企云的《云南问题》考察了英法觊觎云南之由来，以及因此发生的中英滇缅、中法滇越界务方面的纠纷；吴君悫的《广西边务沿革史》，对中越之间的往来关系与重要边事均追溯其本末；白眉初的《片马考》叙述了英国侵占片马之经过。这些研究构成了民国时期蔚为潮流的边政关怀的一部分。
除上述两类论著外，近代西南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亦有学者涉及，但这些研究大都比较简单，学术性不如上述两类研究。此外还有不少文章虽以“史”名之，但并非根据史料来论述，只是一种简单介绍。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西南区域近代史研究是比较苍白的。
民国时期的西南历史研究，并未致力于关注、理解所研究人群的思想与行动，因而缺乏揭示研究对象主体性的意识。首先，不管是以民族还是以边政为主题的论著，与传统时期基于“王朝中心观”“汉人中心观”的西南非汉人群书写均有着相通之处。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开始，正史、方志乃至私家著述对西南人群的叙述，主要就是围绕他们对王朝的朝贡、效忠、反叛和王朝在当地的教化、施政、制度建设以及征伐等来展开。这样，当民国时期的学者带着当代关怀进行西南历史研究时，虽然其问题与取向呼应着新的民族国家建构，但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对过去的延续，同时也不难找到所需的史料。
其次，这些研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明显或不明显地预设了西南地区与西南人群落后的前提。这一前提与传统时期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甚至直接就沿用了过去的概念与话语，如“化内”“化外”“德化”等，而从西方引入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也成为有力的学术工具，民族地区的相对落后与内地的相对进步，正好可以用处在进化链条上的不同阶段来进行解释。当时不论是学界还是政界，甚至西南非汉人群的精英们，都很自然地将西南与落后对应起来。这种高高在上的研究视角，不可能关注、尊重少数民族社会自身的运作逻辑。
三 1949年以来西南近代史研究的取向变化
1949年以后的西南区域史研究，与此前既存在着延续，也因应时代变迁而发生了变化。延续方面有三，首先，说明中华民族的合理性、促进非汉区域与人群进步的关怀与此前并无二致；其次，民族地区处于人类社会进化的较低阶段因而相对落后的认知在实质上得以延续，只是这一认知被放进了社会形态更替的宏大叙事中，即将民族地区归为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而汉族则处于社会进化的更高阶段；最后，民族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延续的实体的观念，以及“沿革人群”的方法等，完全得到继承。
变化方面也有三，首先，学者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形态更替构建起叙述框架，对生产关系、社会性质、阶级斗争高度重视。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与此前国民政府的同化倾向存在显著差别，遂使民族识别以及通过历史书写确认各民族的身份与地位成为重要的政治与学术任务。1958年，国家民委开始组织编写包括各民族简史在内的民族问题三种丛书，这一工作因“文革”的冲击而中止，后于1979年重启，并扩展为五种丛书，到1991年，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简史。最后，“同化”“用夏变夷”“化外”“德化”等歧视性话语被弃用。
西南近代史研究较为薄弱的状况，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仍未得到实质性改变。1949年之后的约十五年间，在西南历史研究中古代史仍然是主流，学者们为求政治保险和容易出版，通常也更愿意研究古代史，近代史虽也有论著出现，但内容单一、视野狭隘，主要集中于民族斗争史。不过，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前期，为实施民族政策与配合民族识别工作，大批学者在西南地区进行调查，得到了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这些调查报告的内容，大量涉及近代时期，提供了研究近代西南的重要史料。此后经历了“文革”十年的停滞，80年代之后，西南近代史研究真正兴起，至今方兴未艾。
（一）革命话语与现代化话语
从问题意识、理论关怀以及研究方法与取向上看，西南近代史研究均受到主流学术话语的制约，与全国近代史研究保持着较高一致性。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基于革命话语开展研究，此后现代化话语的影响日渐加强。革命史范式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49年后进一步发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影响无出其右。受此影响，1949年后的西南近代史研究，很长一段时期内强调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主要围绕着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主线展开。贵州苗民起义与白莲教起义、咸同年间的云南回民起义、广西左右江壮汉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四川的义和团与保路运动、反洋教运动、马嘉理事件、辛亥革命在西南、红军长征等，吸引了历史学者的兴趣，这些历史事件的性质成为关注的焦点。革命史范式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过了重大修正和改进，虽然不再是唯一的研究取向，但仍然在西南近代史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代化范式也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背景是要为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探寻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范式被视为资产阶级唯心史学而遭受批判，到80年代之后才重回中国近代史研究，形成了生产力（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等）、民主政治进程、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关注重点。现代化范式将研究的重心从革命史范式的政治史拉回到经济史，将革命史范式的五阶段论或目的论，代之以现代化的目的论和进化论，其主要内容是民族化、工业化、民主化“三化”，或加上“理性化”“思想启蒙”成为“四化”。
现代化范式在西南近代史研究中的体现，是20世纪80年代后商业、市镇、工业化、城市近代化、金融、对外贸易等研究领域的兴起。例如，在1985年9月于重庆召开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还一致认为，国内经济史学界对于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经济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但此后，这一状况迅速得到改善。到现在，关于这一时期西南的工业化、矿业生产、商业发展、农业开发、科技成就、交通建设、金融与资本、城市近代化、国民政府建设西南的成就、华侨对西南的开发等，都涌现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受现代化范式影响的西南区域史著作，有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陈征平的《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1840年—1949年）》等。
现代化话语影响下的西南近代史论著，许多已经淡化了革命史色彩。但在不少研究者的笔下，革命话语的影响仍然在延续，并体现出两种话语杂糅的面貌。如何看待帝国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是必须处理的重要问题。其基本思路则是认为帝国主义在客观上有助于西南的现代化，但其侵略本质也是西南现代化的阻碍。
现代化范式不但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而且对过去已有研究的诸多历史事实也提出了新的理解。如四川保路运动，有学者认为是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急遽尖锐化的基础上展开的，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复杂斗争，后来则认为这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早期现代化运动。
（二）两个富于西南地域特色而又长期被忽视的研究领域
边疆与民族是西南地域研究中非常引人瞩目的两大领域，按理应是西南近代区域史关注的重要话题，然而，革命话语与近代化话语的研究视角，在1949年后的近半个世纪，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两个重要领域。
西南多民族聚集的特点，要怎么认识与处理？这是西南史学研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前文已提到，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西南民族史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产生之日起，就服务于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理想与现实，致力于对“中华民族”的论证与说明。这一最基本的关怀，1949年后仍然在延续，各个少数民族简史的编写，正是这种关怀的体现。而近代民族史研究，对这一大问题的解答又有着特别的重要性。按照费孝通的观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和交融，同时也有分裂与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到了近代，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不管对费先生的观点如何评价，近代是中华民族认同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是中外学界都没有异议的共识。
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成为“自觉实体”的表述，指出从意识层面研究中华民族的重要性，这几乎也是当时的学术空白。1949年后的西南近代民族史研究，在革命话语的影响下，集中于各族人民团结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很少涉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问题，更谈不上研究各民族的身份意识。费孝通1988年在香港发表影响深远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演讲之后，也未立即在西南近代民族史研究中引起反响，在西南近代民族史本来就不丰富的研究成果中，多数主题仍然延续着革命话语。20世纪90年代，人类学者张兆和（Cheung Siu-woo）开始研究民国时期苗族知识分子的身份建构及其与当时国家主流民族话语的关系。进入21世纪，西南近代民族史学界才真正开始重视少数民族身份认同与中华民族自觉的问题，而实证性的研究成果大约要到2010年之后才开始出现。
西南的另一大地域特色是边疆。民国时期，边政就已经是西南研究的一大主题，不过，我们今天眼中的近代边政问题，在当时还主要是政界、学界致力处理的现实问题，彼时研究西南的历史学者虽然也关注边政，但聚焦于古代。1949年之后，西南近代史研究长期以革命话语与现代化话语为指引，对边政问题并不重视。到2010年，有学者在一篇学术史综述中，仍感叹“关于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治理，相关论著不多，资料整理的力度也有待加大”。大体而言，进入21世纪以后，西南近代边政史才逐渐引起较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在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调查、政权建设、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都有了一些重要成果，学者在民国时期边政的总体梳理以及边政学学术史的梳理中，也较多涉及西南区域。
（三）主体的缺位
不管是革命话语还是现代化话语，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通过这些视角，我们不但可以观察到西南历史的不同且都非常重要的面相，而且还能够为这些面相提供一种解释，使得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成为可能。不过，在某种理论范式下开展研究，学者在享有其观察视角与独到解释力之便的同时，稍不注意，就会忽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
1949年后，不管是革命话语还是现代化话语指引下的西南近代区域史研究，都太过拘泥于自身的理论逻辑与叙事结构，将西南置于某个既定的宏大叙事框架之内，忽视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要么看不见人的行动，要么用脸谱化的、单调的、抽象的人去掩盖现实中活生生的人。对研究对象，不是从主位的角度去理解，而是从客位的立场去解释。这样的解释，表面上看是用某种理论对西南历史进行说明，实质是将西南历史视为某个理论的例证。
我们看到，在革命话语的影响下，对西南多样化的行动者大体上只注意其阶级面相。这是对主体的第一层简化。第二层简化是，旨在体现地方与全国的一致性，而不是呈现地方自身的逻辑。如1985年出版的《四川近代史》，虽然也承认四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具有内地特色，但仍认为四川近代史和全国近代史有着共同的历史发展规律与基本线索，开篇即称“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四川地方史，是资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把四川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四川人民奋起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史”，时限上与当时对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划分完全一致，整本书也是围绕着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割据、新文化运动的主线来展开。《云南近代史》与《贵州近代史》也遵循了类似的思路，但时间下限为1949年，相应也就增加了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等内容。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从1919年延至1949年，是20世纪80年代后革命史范式的一个改进，云南、贵州的这两部近代史，显然受此影响。两重简化所书写的区域近代史，其中固然不乏本地特色的内容，但总体而言是用一个既定的宏大叙事框架剪裁地方性史料。其实，区域史的节奏并不一定等同于全国史的节奏，当西方对珠江三角洲、上海等沿海地区已经产生深远影响的时候，内地的许多地区可能尚未感受到西方的存在，还在延续着过去的生活方式与传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直至晚清，西方对成都的冲击都不明显，1899年的成都几乎看不到欧洲的影响。
现代化话语影响下的西南近代史书写同样导致了主体的缺位。首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代化理论基本上是以欧美经验，尤其是美国的经验发展起来的，而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视为对西方道路的仿效，存在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由此带来结论先行的偏见。这样的视角，自然会遮蔽西南区域行动者的诸多重要面相。其次，现代化话语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视角，学者根据某些标准，判定某些东西是进步的、现代的，某些东西是落后的、传统的，以此来讨论区域社会怎样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以及其中的种种障碍。对那些被视为“传统”的现象和“现代化”进程不明显的地区与人群，则予以忽视。
革命话语与现代化话语都持一种价值评判取向，前者表现得更为直接与强烈，但后者在实质上也大同小异。“现代”一词，本身就暗含着进步之义，与此相对者自然被视为落后。王笛后来在评价他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一书时也承认，尽管当时他并不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停滞的，但仍然“把传统的丧失和现代因素的出现都视为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并给予这种发展积极评价”。叙述上，也接受了精英的“文化霸权”和“话语”，对那些“落后”的信仰与民俗进行批判。
西南近代区域史研究中的主体缺失问题，在民族史研究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与全国的近代民族史书写情况是一致的。有学者指出，民族史学界在1981年后大致形成了一个系统体系，将56个民族分成处于封建社会（包括封建领主制阶段）的民族、保留蓄奴制和奴隶占有制的民族、保留某些原始公社制度残余的民族三类，其中处于封建社会的民族在近代以来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来全国各区域的近代民族史书写几乎都沿袭了这一体系，聚焦于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史、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民族的经济与社会形态等领域。在民族通史方面，大都写到清初即止，即使延伸到近代，也较少能摆脱民族革命运动史单一模式的限制。近代史学界则长期忽视民族研究，相关成果非常少，即便有较多讨论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主义问题，也很少有人从少数民族的视角加以论述。
边政问题在近十年来的西南近代区域史研究中得到较多注意，成绩较为突出，但目前这些研究大多致力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施政，与之相关的个体或群体的因应则关注得尚不够充分。
近十余年来，西南近代区域史研究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具体的人的行动。不过，即便在这类研究中，公式化情形仍然存在，没有注意到在同一愿景之下行动的不同个体的复杂性。有的研究也论述了一些历史当事人的言行，但并未结合他们的身份、经历、所面临的具体情景来分析他们为何如此，而只是置于某种理论话语（如民族意识、国家主权意识觉醒）中来解释。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行动者的具体性与多样性，而不是将他们抽象化为某种简单的类别。例如，民国时期西南非汉人群尤其是精英分子中普遍表现出“中华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这与他们的生活经验、教育经历、处境追求等密切相关，因此他们的这些意识不但同内地的许多官员、知识分子间存在差异，甚至同一族群内且都有着国家意识的不同个体，对自身身份及其与中华民族关系的表述也有所不同。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均质化”“内地化”一类的概念，忽视了行动者的主体性。
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1949年后，都有西南非汉民族出身的学者研究本族历史。不过，虽然他们对本族的命运与遭遇有着切身感受，但亦难以摆脱主流的学术话语、研究取向与叙事模式的桎梏，因而难以呈现自身的主体性。例如在进化论思想非常有市场的民国时期，许多非汉民族知识分子也认为“同化”等同于“进化”，正如彝族土司岭光电所云：“边民同化以后，固然以边民方面来说，已进步不少。”他们撰写本族史时所持的立场，与汉人学者也没有根本差异。一些本族学者甚至沿用了汉文文献中那些带犬字旁的侮辱性族称，如“猓猓”“猓夷”等。
四 西南的主体性
21世纪以来，不少研究者已经有意识地突破革命话语与现代化话语，并力图在理论上、方法上探讨推进近代史研究的可能方向，提出了“新革命范式”、“新社会史取向的总体史”、在时的和开放的中国近代史等思路。在西南近代区域史领域，许多论著同样淡化了宏大叙事、规律性、目的论、进步性、价值批判的色彩，体现出对普通民众、小事件、多元化的追求。而新材料的涌现及史料获得的便利，使得各种历史书写都不难找到史料支撑。在这些作品中，许多研究旨在考辨、重建历史事实，看不出明显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关怀，这样“填补（史实）空白”式的研究当然有其价值，不过取向与方法都说不上新颖，也无法呈现超越研究对象本身的意义；而有的研究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并有着清晰的问题意识，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一）对行动者的关注
西南近代史研究中，较早视研究对象为行动者并积极予以理解和尊重的是人类学者张兆和。他于199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通过对贵州中部、西北部的“花苗”与黔东南“黑苗”不同传统的揭示，解释了近代西方传教士在这两类人群中的传教活动何以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2003年，他又以“苗族”为例，分析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不同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如何因应新的政治、文化环境，积极利用地域、文化、历史以及中国传统的族类标签，并夹着自己在特定地区、全国甚至跨国语境中的个人生活体验，来想象与定义一个在范围上超越了自己所属群体的“苗族”，力图使“苗族”的少数民族地位在政府的民族建构计划中获得认可。这些行动进一步形塑了他们因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识别政策的方式。我们看到，非汉人群并未消极等待、被动接受他们的历史命运。
在历史学界，对西南近代人群主体性的关注，呈现出两种取向。一是新社会文化史，王笛的研究可以作为代表。与早期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不同，王笛后来的论著，基于民众的视角，采用叙事（narrative）的方法，带着问题意识对一些具体社会空间的各种日常图景进行深入描述，以揭示大的社会政治文化变迁，如《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与《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关注的问题是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以及国家如何介入地方文化。茶馆是清末民国成都社会的缩影，它不只是一个休闲娱乐、闲聊放松的空间，还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物的活动舞台，是交流与传播各种信息，讨论各种生意等正经事，调解经济与民事纠纷，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为说书人、理发匠、小贩、挑夫等提供就业机会的场所，秘密会社在这里活动，宣传演讲与动员在这里发生，而官方也在这里搜集情报乃至输入政治符号。在成都，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在国家文化的打击下顽强生存下来。国家权力显示出强劲一面，但在其深入地方的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对抗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
另一个是历史人类学。同几乎所有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流派一样，历史人类学最初主要是西方学者提出来并予以实践的，但西方学者对何谓历史人类学的见解并不一致，大致上可分为从历史学的角度予以说明者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明者两大类，而每一大类内部又存在不同的看法。目前，历史人类学在中国也成为热门话题，出现了不少自称或被称为具有历史人类学风格的论著。其中，有的作品是按照外国学者的某种理论赋予自己历史人类学的性质，有的研究则不同于西方学术界任何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所定义的历史人类学。下文围绕西南近代史研究的主题，对此进行简要说明。
王明珂是中国历史人类学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基于西佛曼（Marilyn Silverman）与格里福（P.H.Gulliver）的观点，聚焦于“过去如何造成现在”与“过去之建构如何被用以诠释现在”两大主题。相应的，他的《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将川西北岷江上游羌族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什么样的历史造成当今的羌族”以及“什么‘历史’被不同的群体建构，来诠释、理解当今羌族”，并探讨对羌的“历史”建构与再建构，如何造成并改变历史上的“羌人”与“华夏”。这一取向决定了作者旨在呈现、揭示岷江上游人群在历史中的社会情景与社会变迁。该书的第一部分“社会篇”，是以“认同与区分”为主题的当代岷江上游羌族的民族志。第二部分“历史篇”，主要通过梳理“羌族史”的学术史来呈现“羌族”的建构过程。这一部分内容，其实并非当代岷江上游羌族人群的历史，甚至可以说二者之间是不相关的，仅在当代岷江上游的这些羌族人群受到这些“羌族史”影响的意义上，二者之间才是有关联的。第三部分“文化篇”，考察古代、近代关于羌人文化的书写，以及当代岷江上游羌人自己的“羌族文化”建构及其所表达的羌族认同。总体而言，该书虽然涉及古代、近代与当代，但着眼点其实是在当代，而且也不是呈现某个区域人群的历史演变，而是揭示他们如何受到历史书写的影响以及怎样参与到新的历史创造中。
40多年来，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耶鲁大学等海内外学术机构的历史学者、人类学者长期交流合作，将中国自身学术传统（主要是以梁方仲与傅衣凌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传统）与国际学术前沿融会，由此所形成的研究风格，被视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并被贴上了“华南学派”的标签。大约20年前，“华南学派”的一些学者开启了对西南的研究，他们关注的问题是：西南广阔地域上生活着的不同人群，如何能动地进入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秩序；从中体现出怎样的国家整合模式与地方社会建构模式。近十多年来，这些学者将研究目光延伸至近代，考察西南的非汉人群因应、参与中国从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他们如何表达自己的身份及其与中华民族的关联，进而探讨这一过程与新中国民族识别之关系。还有的学者将西南某些地域与东南亚贯通，讨论“边界”建构、跨文化物资交流等问题。带着上述问题意识，学者们结合各种传统史料、民间文献、口述资料、仪式活动、自然与人文环境等，践行在“田野中解读文献”的方法，揭示某个西南地域人群的历史变迁，进而提出一些理解更广阔地域以及更宏大历史的范畴与模式。
（二）综合主位与客位的区域观
在既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现在是有意识地反思西南近代区域史研究中主体性问题的时候了，下文拟对此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
敏锐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根据上文对主体性的阐述，“西南的主体性”其实是一个难以自洽的概念。区域的主体性，指的是区域中的人的主体性。西南地域辽阔，生态多样，生活着众多不同的人群，他们之间的差异纷繁复杂，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一个所有行动者共通的“西南主体性”。所谓的“区域主体性”，其实是研究者把该区域中纷繁复杂的个体进行简化与抽象的结果。就此而言，这样的区域主体性，本身就是反主体性的。不过，桎梏于无数的个体必将陷入一团混沌，所以研究者必须基于一定的视角进行取舍、简化、抽象，由此得到对某个区域社会较为宏观性与整体性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不会也不应该是定于一尊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简化与抽象，会得到不同的区域范围，总结出不同的区域特点。
我们对西南的界定，通常是从客位的立场出发并基于一些客观的标准，例如政区、地理等，这些划分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同时又都是武断的。哪几个政区可以放在一起成为“西南”，哪些地理界线之内就是“西南”，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自“西南”这一概念产生以来，一直未有统一认识，可见貌似“客观”的标准，其实充满着主观性。除政区、地理之外，我们或许还可以从以下几种方式去建构区域的“统一性”。一种是把区域内的不同部分看成是均质的，因而代表了某种类型的社会。但西南并非如此，即便我们把目光缩小到两千多年来一直被视为“西南”范围的川、滇、黔地区，也可以发现地理、人群、经济、习俗、认同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很难将其均质化。一种是承认区域的不同部分虽然具有异质性，但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因而具有某种统一性，例如由经济上的内在联系而形成一个大范围的共同体。施坚雅就是按此原则将19世纪的农业中国分为了九个区域，不过，即便是施氏的划分，云贵与四川也被放在了不同区域，同我们习以为常的西南范围并不吻合。还有一种是认为不同部分虽然具有异质性，也不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但它们构成了某一个发展趋势中的不同环节，就此而言具备了“统一性”，例如将不同人群分别视为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阶段。这实质上是一种把空间差异时间化的线性史观，理论演绎的色彩过于强烈。就事实本身而论，我们实难把西南的不同部分置于某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整体序列中。
总而言之，从各种客位视角去认识西南都有其合理性，但也都面临难以自洽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行动者并不会被这些外在的客位标准所束缚，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往往会超越这些标准，针对不同的场景，他们的区域观念甚至可能是多重且弹性可变的。黄国信在研究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时发现，区域根据时空、人群、场合的差异而产生动态的变化。在同一个地区，百姓通过市场、食盐购买、聚居、血缘、信仰、婚姻等在自己心中形成不同的、因应不同场景的区域，不同层次的官员、不同层次的绅士心中同样有着多样化的区域观念。程美宝的研究也表明，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区域概念，如“广东文化”，并非一个在历史中长期延续的实体性存在，而是民国时期才被创造出来。这类范畴，顺应“国家文化”的定义变化而发生改变，同时也是在该地域范畴中活动的人群角力的结果，不同的主体会为其添加不同的内容，赋予其不同的意义。
如果我们考虑人的主体性，无论根据何种客位标准划分出来的西南，与众多行动者实际的生活经验之间都会存在扞格与差异。但如果只基于主位的视角，我们就会被无数的个性与差异所淹没，难以对群体与社会进行研究。因此，从实践的角度，我们提倡一种综合主位与客位的区域观，认为区域就是研究者在行动者的思想与活动中，基于自己的研究层面和问题所界定的一个有意义的范围。一是人的活动，二是研究者的视角，二者交集，就形成了区域史研究意义上的区域。从不同的问题意识出发，这个有意义的范围存在差异，它可以是一个村落，可以是一个省区市，可以是一个国家，可以是横跨两个或多个国家的一片地域，也可以是若干国家和地区，它并不必然是一个与国家相对的单位。例如，笔者在研究中曾经把贵州西北部地区视为一个区域，因为黔西北的彝族人曾同时建立了两个性质相似的地方性政权，从元至清，这两个地方性政权的首领及其所统治的人群逐渐整合进了大一统的王朝秩序，政治结构、经济开发、身份认同都发生了深刻变迁，过去作为“异域”的黔西北由此逐渐被视为国家的“旧疆”。不过，如果把视野放宽一些，可以发现，黔西北之外的滇东北、川南、黔西南、黔中等地区，也曾经是诸多彝族君长国统治之地，这些君长国上层之间有着同宗共祖的观念，相互通婚，甚至可以相互继承王位。就此而言，黔西北与这些地区也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区域。进而言之，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就注意到西南有两类不同的人群，一类建有自己的地方性政权，一类是“毋君长”的，这两种基本的社会形态在历史之河中长期绵延。因此，我们可以依据“西南王权传统”建构一个涵盖更广阔地区的区域吗？只要研究能力能达到，当然是可以的。
这样的区域史，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并且自觉地将所研究人群置于大的历史脉络中来呈现与理解，与就地方论地方的“地方史”拉开了距离。秉持着这样的区域史观，研究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基于某种学术视角的区域叙事只是一种理解历史的方式，或是对历史的某种简化，而非复杂的历史本身，并注意呈现行动者的能动性，而不是将他们视为某个理论或框架的被动服从者，区域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得以呈现。
（三）呈现主体性的一些途径
这样一种主客位交织的区域史视角，如何呈现行动者的主体性呢？一些研究成果其实已经为我们指出了若干可能方向。
1.宏大叙事中的行动者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填补史实空白式的就事论事，就难免会面临如何处理宏大叙事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如能意识到行动者的能动性，宏大叙事未必会导致历史研究的公式化与僵硬化。例如，关于西南地区进入王朝大一统秩序的历程，史家或视之为一种“开化”过程，或以“殖民”话语述之。然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活生生的个体，并不知道何谓“开化”，何谓“殖民”，他们只是在具体的情景中审时度势进行抉择。笔者曾指出，一个看似统一的周边族类的部落或政权，其内部往往充斥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呈现出内部竞争的状态。当与中央王朝发生接触之后，某些团体或其领袖人物可能会积极因应新的政治情势，主动借助王朝的力量介入本部落或政权的事务。在此过程中，他们和中央王朝各自或多或少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一些新制度或新秩序甚至可能就此产生。又如在清代台湾，岸里社“熟番”于康熙年间响应政府鼓励垦荒的政策，取得了大甲溪南垦地的权利，但在18世纪末，因为部落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外部汉人的农垦压力，各关系人通过各种办法竞相把地权来源追溯到帝制时代最能象征合法、正统权力来源的皇帝身上，使得一个边远地区成为充满帝国象征与符合帝国规范的地域。这些都是一个个行动者的主动行为，作为“开化”或“殖民”实施者的国家，甚至根本就没有直接出场。可见，我们完全可以在宏大叙事中呈现主体的行动，或者在主体的行动中回应、丰富、完善乃至挑战某种宏大叙事。
2.大历史中的地方脉络
虽然区域是基于行动者活动与研究者视域的一个有意义的范围，其地域可大可小，但在实践中，许多区域确实是从国家内部划分的，西南就是如此。这就牵涉到区域史与国家史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西南、华北、江南之类的区域史固然是国家史的组成部分，但它也有自己的自主性和节律，未必总是追随整个国家历史的节奏。区域史研究的价值之一，应该是能够在自身的脉络中审视大历史，获得一种新解。如唐晓涛的研究表明，在明清国家正统文化秩序确立的过程中，广西浔州府形成了以一个个围绕某个神明信仰组织起来的排他性的村落联盟组织，洪秀全、冯云山等诸多外来流民以及本地的“猺”“獞”“狼”等人群因被视为“异类”而遭受排挤，于是洪秀全等将基督教与浔州府的神明信仰仪式（如灵验、附体等）结合起来，创立拜上帝会，在被排挤的边缘化人群中传播，由此在浔州府获得了自己的“地盘”，这实质上就是围绕神明信仰建立势力范围的“浔州模式”。但与过去“浔州模式”中的神明有自己的边界不同，洪秀全等人通过基督教的一神论，宣布其他神明为非法并予以捣毁，借此不断扩张拜上帝会的势力范围。这样的研究，言之成理而又令人耳目一新。
3.超越为了研究方便而划定的时空
为了研究与理解的方便，我们不得不对历史进行分期并划定地域范围，但历史中的行动者并不知道后来者所界定的时空，更不会受此限制，因此，应将时空划分视为一种分析工具而非历史本身。研究者如果不明此点，桎梏于分期或地域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就可能会影响对历史的理解。
以谢晓辉对湘军的研究为例，晚清湘军的主体之一是湘西的镇筸军，明清时期，湘西在国家、土司与苗民的互动中形成了深厚的军事化传统。18世纪末乾嘉苗民起事大体平定后，面对伏莽未靖的湘西苗疆，主理善后事宜的傅鼐打着“乡民结屯自保”这一符合古典教义的旗号，突破了当时的军事制度，并通过清理屯田获得的经费，供养了一支长期存在、忠于自己、可以离乡征伐的全脱产、职业性的地方武装，这不但成为半个世纪后曾国藩练兵的先声与成例，也间接为其提供了兵源。又如卢树鑫的研究表明，清雍正年间开辟黔东南苗疆之后所设立的“土弁”制度，是咸同年间“苗乱”的诱因之一，而“苗乱”过程中土弁势力的衰微，说明与内地州县不同，咸同兵燹后清政府对黔东南苗疆地方社会的治理与控制反而呈现出日益强化之势。任建敏的研究也揭示了太平天国起事后，两广地区的诸多“大盗巨匪”、团练与清中叶以降当地的“堂会”之关系。这些例子说明，近代中国的许多事件与现象，必须置于更长时期的历史中才能得到更好的把握与理解。
在空间上，研究者同样不能故步自封。考古学界早就呼吁把西南作为一个更大的文化区的一部分来对待，同东南亚、南亚次大陆联系起来，而不是把现代的国界当作古代文化的疆界。西南近代区域史研究，同样可以与东南亚以及中国内地相联系。近年来，有外国学者揭示了晚清、民国时期四川凉山暴力活动的加剧与太平天国运动、日本侵华战争的关系，这说明表面上封闭且僻处西南一隅的凉山并不孤立于外面的世界。不过，当其试图将凉山暴力活动置于世界史中来考察时，却显得异常苍白，因为他只是简单比较凉山与北美五大湖地区（Great Lakes）暴力活动的异同，并未揭示这一比较的学理意义。局限于呈现异同的比较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任何两个事物（例如古代中国西南山区的一个农民与当代美国总统）都有相似、相异之处，如果没有问题与学理贯穿其中，就只能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为比较而比较。
4.文献与田野相结合4
当我们试图去呈现区域的主体性时，难免会遇到史料方面的限制。因此，有必要扩大史料的范围，除尽力搜集各种传统史料外，也应重视族谱、碑刻、契约、宗教文书等民间文献。此外，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口述、仪式、习俗、地理生态、人文环境等非文字材料，往往具有文字材料无法替代的价值。例如唐晓涛对浔州府以神明信仰为中心的村落联盟社会的分析，就是基于她在当地所进行的田野调查。田野调查不但有助于发现地方的传统，而且在田野经历的刺激下，研究者会对某些文字材料变得更加敏感，就有可能从蛛丝马迹的记载中发现意义。例如谢晓辉通过对湘西“动鬼致祸”、“偿骨价”以及“血系子孙共同拥有”土地等苗俗的揭示，重新解释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苗疆动乱。
5.追求同一愿景的行动者间的差异
研究者不得不对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简化与抽象，但应时时反思由此带来的对主体性的遮蔽，并尽可能揭示不同主体的能动性。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某种宏大的关怀与叙事同多元化的主体联系起来。例如，两千多年的正史书写系统中，西南地区的人群作为非汉族类一直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进入民国后，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框架下，却陷入既非汉人也非少数民族的尴尬境地，也因此享受不到一些应有的权利。这深深刺痛着当时西南非汉人群的精英们，他们持续不断地通过著述、演讲、请愿、结社等方式，力图让政府承认他们的“夷族”或“夷苗民族”身份。从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的角度，这构成了近代中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少数民族能动地融入现代国家的叙事。但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此，就会掩盖众多非汉人群精英间的差异，所呈现的历史就会显得枯燥与单调。事实上，同样是为追求“夷族”的民族地位而奋斗，拥有土司、立法委员、国军将领等身份的岭光电，致力于从一个地域的实际变革入手来改变彝族的状况，对彝汉通婚持消极态度，主张保留传统的彝文并反对拼音化的新彝文；身为“白夷”、国大代表、华西大学学生的李仕安，则极力主张彝汉通婚、黑彝白彝通婚并肯定新彝文；而作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受主流民族政策的束缚，面临着“土司政治”的讥讽，不敢公开宣扬自己的“夷族”身份，只是私底下与同族精英之间相互关照。尤为有趣的是，父辈已被改土归流的高玉柱女士，在语言、服饰、教育等方面已完全汉化，其家族在1949年后被识别为汉的情况下，在20世纪30年代，却极力强调自己的“夷族”身份乃至伪造自己的“夷族”文化特征，并在各种机缘巧合中成为西南非汉人群的代表。不同的行动者，在西南非汉人群走向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面相，犹如围绕某个主旋律组织起来的多个声部，构成了一曲波澜壮阔的交响乐，远较单声部的历史书写更动听。
结语
回望近百年来的西南近代史研究，我们希望能带着大的问题与关怀，将主体的日常生活经验与宏大的历史过程相结合，写出一部部鲜活、多元而又超越主体狭隘经验的历史。我们也深刻意识到，历史研究中很难有统一范式。不同的研究取向，可以揭示复杂历史现象的不同层面，并从不同的视角予以阐释。它们都有自己的洞见与盲视之处，不存在优劣之分，甚至也很难判断其解释力的强弱，这与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所言的那种自然科学的范式（paradigm）是完全不同的。在库恩看来，新范式并不比旧范式更具真理的性质，但能提供一种对广泛经验现象的更简明、更准确的解释，从而革命性地淘汰旧范式。但在历史研究中，很难存在某种话语和取向定于一尊的局面，在理论与实践上，不同取向也可以进行糅合，而不是像库恩所言的那种范式间非此即彼的格式塔转换。库恩特别强调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的，就像牛顿的经典力学范式无法包容亚里士多德的范式，也无法兼容于爱因斯坦的范式。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其实很难用“范式”这一概念来描述历史研究。历史学中各种流派并存，且各有优劣的局面，更接近于库恩所说的前范式时期，而不是整个学术共同体都整齐划一地受某种范式影响的”常规科学“时期。职此之故，我们在前瞻区域史研究的未来道路时，并不敢自诩较既有的各种研究取向更为优越，只是试图去关注复杂历史现象中尚未被注意或只是自发注意而未上升到自觉注意层面的面相。
必须指出，本文对近代西南历史研究的梳理旨在呈现相关学术史的主线而非全貌，因过于简略而遗漏重要论著在所难免。此外，他评与自视之间的不协调普遍存在于学术史梳理与学术评论中，因此笔者不敢企望能得到被评论者的共鸣。本文的评论，同样也面临着被评论的结果，对此，笔者持非常欢迎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