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吴舒岚：评谢晓辉《制造边缘性：10~ 19世纪的湘西》

        《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一书是中山大学谢晓辉研究员于2021年6月出版的新作。作者在开篇提出了以下问题——湘西地处中国腹地，与中原互动了上千年，为何直到清朝才系统设立州县、建立王朝国家的直接统治秩序？

        学界关于边疆族群的研究由来已久，并长期存在两种对立的视野。受历史传统上的天下观、正统观的影响，前一类研究多在“开化”或“汉化”的模式下展开。而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学界则试图打破中原单一中心说，强调边疆的多重历史动力，诸如特纳（F.J.Tumer）的“边疆假说”、怀特（Richard White）的“中间地带”理论等。两种研究模式各有缺憾，因而作者提出，对于西南族群的研究，除却将“西南传统”等本地社会特质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外， 更应该注意到历史上不同主体对 “ 边缘性” 的长期经营。

        作者师从科大卫教授，求学经历深受历史人类学的影响。在长期的历史田野中，作者对地方宗教信仰以及科仪文书（参见第四章、第六章）给予了格外的关注。该书的正文部分自第二章始，以时间为轴，以华夏与蛮夷、中原王朝与西南地区的缓冲地带，以及湘西内部的南北分化三组对比贯穿始终。第二章叙述了自汉代以来盘瓠传说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宋神宗时期的南北江开发行动。第三、四章以元明时期土司制度为基础，探讨湘西地区的政治格局、土地开发与礼仪秩序。第五、六章则聚焦清代改土归流之后，湘西南北的基层组织、赋税政策和司法诉讼的差异，以及地方神明的历史演变。

        从西汉的“武陵蛮”到东汉末年的“盘瓠蛮”,湘西族群的名称变化展现出华夏边缘与政治地理边缘的推移，以及土著被赋予身份标签的全过程。在盘瓠传说和溪州铜柱的故事里，土酋会为了维护利益，维持自身的边缘性。而从拒绝土酋献土中也可以看到，出于作为西南其他强大政权缓冲地带的考虑，中原王朝并不急于湘西地区的华夏化。王朝唯一一次尝试改变这一格局的行动，是神宗年间的开发南北江，但其目的也只在打通盐、茶商贸通道，且由于开发程度的不同，以沅水分界的南北江地区自此走上了两条发展轨迹。

        元朝立国以后，一改西南地区多“国”林立的格局，湘西丧失其作为缓冲地带的身份，由元朝政府在当地设置土司进行管理。明初，随着卫所移民与里甲编户的推广，中原王朝对湘西的统治力度继续强化，沅水作为华夏与边缘之“界”的角色逐渐消退。到了明中后期，卫所制度弛败，在官府弱、土著强的格局之下，土司借助苗乱，获得了王朝认可的、可直接进攻苗寨平乱的正统性，土著也顺势成为堡哨驻防和土地开发的主力。以哨堡为界，此时出现了 “熟苗” 与“生苗”的人群分类，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哨堡也顺势代替沅水，成为新的汉苗分界。

        政治格局的转变，势必会影响到当地的文化秩序。在明代土司制度之下，中央王朝通过众建、分化土司，以及掌握名号赐予等政策来施加影响。而土司在利用联姻来巩固政治联盟的同时，也通过文书体系争取官方支持。学习汉人文化成为其巩固自身权力的必要条件。同一时期，湘西的楠木开采与土兵征调获得的大量白银收入，恰好为此提供了经济基础，土司开始积极延请汉人入幕，并出现了兴修祠堂、书院与庙宇等一系列文化行为。但是与正统礼仪相对，当地广泛存在土王崇拜等本土祭祀。华夏化与本土化的信仰崇拜在当地并行不悖，是政治格局在信仰领域的反映。

清代所开辟之湘西苗疆示意

        清初，湘西通过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建立起比之于内地的州县行政官僚体系。然而南北地区建制并不相同，湘西北在原土司区实施改土归流，湘西南则设郡县。不同的基层架构造成了赋税制度的差异，前者主要依靠土地登记，后者则基于人丁户口。直至乾嘉苗民起义后，傅鼐在湘西南实行均田屯勇政策，才最终清丈并登记了苗区土地，完成了对土地的确权。而在司法和礼仪秩序方面，苗区保留着依靠“苗例”并借助白帝天王断讼的传统，北部则主要依循内地法进行治理。多重影响之下，苗区作为帝国之“边”的属性不断加强，而湘西北地区的异域色彩逐渐淡化。

        而在流传至今的白帝天王故事的口述版本中，其母亲杨氏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早在明初，杨氏一族已经是掌握湘西水陆交通要道的关键势力。明中叶大修哨堡边墙后，杨氏也以地方大酋的身份参与了苗疆的开发。18世纪以后，关于白帝天王的传说却出现了另外一个演变脉络，即通过男性谱系，如杨家将或播州杨氏，将地方大姓的发展与王朝大事相联系，白帝天王在此时兼具神和祖先的双重身份。而到了19世纪，王朝将天王纳入祀典，并通过科举倾斜政策，选拔了一批非杨氏的中低层贡生。他们在参与地方志书修纂的过程中，淡化了天王作为杨氏祖先的身份，也强化了官方史籍中地方叙述的色彩。

        回到该书的主题，究竞是谁在制造湘西的边缘性？实际上，是中原王朝和湘西土著共同构成了“制造”的主体，维系着边缘的存在。一方面，在元代大一统格局形成之前，中原王朝需要湘西作为缓冲地带，作为其与西南王权的中间屏障。明代以后，出于降低统治成本的考虑，王朝选择“以夷制夷”的治理方式，借助湘西土酋驾驭“不相统属”的苗民。实行羁縻统治，在客观上也强化了这一地区的边缘性。而清代改土归流以后，原土司区和苗区实行的不同制度也是同理。

        另一方面，边缘性的存在对湘西土著而言也是有利可图。早期土著在构建自身盘瓠子孙的故事之际，利用这一身份获取了“化外之民”在赋税等方面的特权。甚至到了明中后期，土司借助苗乱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边缘性成为土著可利用的一种具有重要功能、需要策略性使用的标签与资源。

        当然，边缘性能在湘西长期存在，与当地存在“各有君长”（土司区）与“无君长不相统属”（苗区）两大类型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这是湘西土著与其他边缘族群的不同之处，也恰好回应了作者在开篇提出的问题——正因为有当地“次中心”的存在，湘西才能在与其他地区没有明显地理隔阂的情况下，在环境内部长期维系着一种可流动的边缘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边缘性与中心性实则上是一对共生关系，二者缺一不可。

        可以说，作者在吸收两种边缘族群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巧妙地消解了后人建构的概念，不再执着于用“民族”这一类标签划分历史上的不同人群，转而关注人群背后的行为动机与利益抉择。在观察华夏与边缘长时段互动的同时，了解西南地区建立起中华民族认同的方式，以及其整合入大一统中国的历史过程和机制。

        在该书的最后，作者提出了未来湘西研究的若干方向。在深化研究当地族群的文化与社会运作机制之外，更需将这一区域放入“世界史”，或者说一种更广阔的“区域史”视野下，讨论多元中心格局在西南的互动情景。笔者以为，在上述思路之外，还可以具体时间为切入点。以明中后期为例，在湘西卫所衰败、土司擅权的情况下，为何土司仍需借助苗乱获取王朝认可的正统性？土著如何在边缘性与正统性的张力间获得平衡？

        再如，除了楠木的开采外，16世纪美洲作物如玉米、甘薯的传入，也对西南山区开发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大量汉移民的出现，以及因汉人在农业生产方面具有的优势而导致的资源争夺和民族矛盾，又如何在湘西地区呈现？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此外，在关注“西南传统”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历代王朝治边理念的变化。由里耶秦简记载的文书运作可以看到，湘西一些地区在当时已然隶属中原王朝，与内地别无二致。唐代以后，这一地区反而成为土司的区域。有宋一代，华夷之辨日趋严格，正统理念逐渐形成，这实际代表了秦汉以后中央王朝对某些边疆区域采取的收缩政策。明代，在北部边防吃紧的情况下，中央王朝的向外扩张其实是有限的，土司制度成为明代在西南地区推行的主要政策，这也与清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初准噶尔汗国灭亡后，中央王朝来自北方的威胁也解除了，清朝对边疆地区，包括西北和西南在内都采取了扩张性的政策。王朝在调整自身治边策略的同时，也会影响到西南地区的反应措施，这一现象同样不容忽视。

        总的来说，10~19世纪的湘西，不是边缘逐渐向中央靠拢的单向过程，也并非如斯科特（James Scott）所言的 “逃避统治的艺术”。只有当我们将视线聚焦历史现场本身，才能发掘出这段历史中由多重主体共同利用，并制造边缘性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