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史前沿学术讲坛成功举办

罗慧香 撰稿

        近2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成为推动区域社会历史研究不断前进的重要领域之一。2023年10月14日至15日，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社会经济史前沿学术讲坛”在中山大学永芳堂顺利举行。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八位受邀学者齐聚中大，为中大师生带来了精彩的报告。

        14日上午场由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和中山大学历史系陈春声教授做报告。科大卫老师报告题目为《轮房管理与宗子继承——宋以来两种族产管理制度》，他讨论的是传统中国社会中财产如何连贯维持下去的问题。宋朝以来，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祖先财产的处理方式，包括分产、交给佛寺、一房独任和轮流管理。“义门”被认为是宋朝以来用于管理祖先财产的重要方法，但科老师认为，“义门”是宗族维持祖产不分产的一个招牌，实际上却是个很有活力、围绕生命仪式构建起来的企业联盟。随后，科老师进一步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他认为，浙江淳安可能是这套制度起源的地方，因为机缘巧合，方腊起义后带来的社会重构的诉求和朝廷田土登记制度的变化，尤其是南宋经界法的实施，宗族成为用来维持各房祖产的重要办法，土地丈量和画谱图这两个技术由此被发明出来。最后，科老师通过丰富的族谱材料，说明了这两个技术的出现如何影响之后的宗族构建及其礼仪的发展，宗族又是如何成为地方社会的重要组织。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陈春声教授带来了《从侨批研究谈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几个问题》的主题报告。陈老师结合自己多年来对侨批的关注和研究，总结了侨批的社会经济史资料价值及研究现状，并对利用侨批开展研究提出了颇具建设性的思考。侨批作为私密性较强的家庭内部通信，是一种“无意识史料”，具有系统性和归户性的特点。陈老师具体阐述了侨批在探讨家庭史、民间视角的跨国关系、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活动、与具体的乡族关系紧密相关的内在的历史脉络、华南乡村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金融活动与民间外汇结算机制等问题上重要的史料价值。他还结合傅衣凌先生《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的写作和思考，讲述了傅先生如何从有限的史料中提出并回答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总体轮廓的问题，并由此提出关于侨批研究的方法论思考。他特别强调侨批要建立在长期的深度田野工作基础上，并以民间历史文献学的方法进行研读，同时应当具有学术史基础上辩证的理论关怀，注重应用多国档案史料，坚持历史学学科本位，重视数字人文的应用，努力在制度史上有所贡献，并发展出一种以侨批材料叙述历史的新的学术书写方式。

        14日下午场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访学者、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刘光临教授和中山大学历史系黄国信教授作报告。刘光临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数据、结构和周期：中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他阐明了经济史中如何处理和使用数据的理论与方法。沿着珀金斯关于中国农业的发展的研究，刘老师将珀金斯的讨论在数据上从明代推及宋代。针对传统农业经济史研究中截然相对的两种观点，即赵冈等学者的马尔萨斯论和李伯重、彭慕兰等学者的斯密型增长，刘老师认为原因在于存世文献的不足，于是历史上的经济数据记载尤为重要。但历史数据不仅缺乏，而且明代以前的数据存在高度的推测性。随后，刘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通过大量的数据处理的研究经验，分享了如何评估中国经济数据的思路，包括背景、机构、内部一致性、外部一致性和统计的考订与分析。最后，刘老师总结了其通过宏观数据分析所形成的对宋明市场经济的新认识。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黄国信教授以《食盐贸易的社会经济史》为题，回顾了其从事食盐贸易的相关研究，讲述了他研究清代食盐贸易的四个不同问题意识，即私盐问题、区域与边界的内涵、传统中国市场的逻辑以及盐政基本原理，介绍了从这些问题意识出发，他研究的广东尤其是粤北的私盐贸易、湘粤赣界邻地区的食盐专卖制度、清代食盐贸易的宏观数据等现象。在此基础上，黄老师提示了对同一史料、同一史实、同一现象进行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并以个案讲述了实现多种解读的具体方法。黄老师围绕着对“食盐贸易自身逻辑”这一问题的不断思考，结合管制经济学理论，从王朝国家的资源控制与收益模型入手，结合盐的特性，指出清代朝廷为了追求高额盐课这一目的而实行对盐的管制，包括准入限制、价格管制、流程管制和配额限制等。细致分析以上几种管制手段后，黄老师提出这些管制手段通过清王朝在盐政上所采取的试错、纠正的办法来实现，并注意了课入量与征课交易成本的平衡原则，努力维持官员、商人、灶户、消费者等之间的均衡状态，由此阐释了清代盐政的基本原理。

        15日上午场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张瑞威教授和中山大学历史系温春来教授主讲。张瑞威老师的报告题目是《明代的铜钱》。从白银已经广泛存在，为何铜钱铸造仍然长期存在的问题出发，张老师认为需要将明代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讨论。结合丰富的史料，张老师揭示了不同阶段政府的铸钱动机和铜钱的用途。第一阶段是洪武至宣德时期，这一时期发行的大明宝钞主要用于百姓交税和解决官员薪酬问题，市民日用货币仍为白银和铜钱。第二阶段是成化至嘉靖时期，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活跃和户口制度的崩溃，六部收入纷纷转收白银，君臣关系紧张下的皇帝为解决私人经济问题而推行开局铸钱。第三阶段是万历至崇祯时期，铸钱成为皇帝和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办法，而铜钱实际上主要被用于发放修建宫殿和陵墓的劳工工资。最后，张老师指出，有明一代铜钱一直作为辅币而存在，以为铸钱可以产生无限财富观念的存在和延续使得铜钱铸造未被放弃，明代并不存在铜钱经济到白银经济的变化过程。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温春来教授作了题为《矿政：清代国家治理的逻辑与困境》的主题报告。温老师通过梳理清代矿业的发展，总结了由此揭示的清代国家治理的逻辑和困境。从选题的研究源起谈起，温老师提出自己对明清王朝物资控制与经济运作这一问题的关注。在考察清代矿业的发展逻辑中，温老师指出，清代矿业是“逆市场化”的，矿业的发展是由国家需求推动的，其生产及运行的各个环节、矿产品交易的价格等均由国家决定。这是由矿业在清代贡赋体制中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决定的。通过考察清代矿业的发展与变化，温老师指出，清代国家治理是在中央全面决定机制下形成的一种猜忌型决策方式。在这种决策方式下，事例原则成为地方官员处理诸如矿业等地方问题的基本原则。然而，由于各地情形不一，事例往往需要变通执行，这种变通也同时体现在整个传统中国的经济和制度上，这构成了清代国家治理的基本逻辑。

        15日下午场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彭凯翔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吴滔教授主讲。彭凯翔教授作了题为《乡土社会的经济与道义——基于徽州文书的若干考察》的报告。彭老师从清代借贷的例子出发，提出道义与经济之间常常存在一定的冲突与张力，要回到行为人的逻辑进行思考。通过对民国时期徽州黟县四都汪氏《工账》的整理与量化分析，彭老师探讨了农工的季节性、女性农工、家外人手、雇佣方式等问题，从发现男女劳动并非存在如男耕女织般的显著的性别分工，进而指出中国传统时期的劳动是采用习俗的方式，通过结“关系”网进行的。农村底层的家外劳动的开展是基于经济往来的人际网络，这一网络并非仅仅依靠价格机制，更重要的是依赖“关系”，这构建起以匹配为特征的基层要素市场。然而，这种网络对于作为弱者的农民而言始终是薄弱的，于是政府以及宗族、共同体等更上层组织常常在道义与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吴滔教授带来了题为《家系生产与股份重组：契约中的“四大民瑶”》的主题报告。吴老师以湖南江永县清溪镇发现的大量瑶人契约为中心，深入分析了契约中所反映的丰富的社会经济信息，并结合经济人类学中关于家系生产方式的讨论，解释契约文书中所反映的“四大民瑶”中股份重组的历史现象。吴老师指出，四大民瑶地区存在独特的社会组织，即轮充的瑶长瑶目制，这一社会组织构建了当地“不契税、不推收、不丈量”的俗例。康熙中叶至嘉道时期，在边山及田洞等边界区域的开垦过程中，契约中出现的缴税单位纷繁复杂，如瑶例十五条、牌甲地方户、井头洞粮户等。晚清时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和复杂。吴老师认为，这是地方社会在垦殖、缴税、置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合股制和俗例，以及瑶人自身的生活生计及亲属制度共同影响下的结果。

        为期两天的讲座引发了与会师生们的热烈反响，也吸引了大量相关专业院系和兄弟院校师生的参与。围绕着制度与社会、经济学理论与历史学研究、国家治理方式、民间文献与社会调查等问题，在场师生与学者们展开了深入讨论。这一场学术盛宴不仅为中山大学深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和研究理论，也启发了大家对于相关问题的兴趣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