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云、郭立新 | 华南新石器时代农、猎、渔三种生活方式的形成与互动
摘要：长江以南和云贵高原以东区域在新石器时代共处相似的人类生态龛。该区域内不同人群和生活方式的来源，最初都源自该区域西部和西南部旧、新石器时代交界之际的猎民群体。这些原本同源的人群经过数次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分岔之后，在平原、山林和海滨三种不同的环境单元内，分别形成了农耕、渔猎、滨海渔业三种类型的新石器文化。农业定居族群因生活稳定而使人口不断扩展并不断发明新技术，是新石器时代最主要的创造者和时代前进的推动者。后二者皆为小型群体且生活方式在形成后少有变化。其中山林游猎沿袭旧石器时代的古老生活方式，而海洋文化则因讨海生活风险最大而形成最晚。游猎族群在从农民那里借鉴和吸收技术成就的同时，又因其活动范围广而扮演着文化传播者的角色。通过其中介作用，华南地区同源异流的三种生活方式继续交织于分合与交错的关系网络中，虽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却都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本底色彩。
关键词：南方中国；新石器经济；农耕定居；山林游猎；滨海渔业
一、古人类的“生态龛”
近几十年，顺着考古学提供的新史料，古代历史的焦点从原本集中在黄河流域，扩展到中国各地。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以南广大地域成为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其中不仅包括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的溯源研究，还包括最早的国家文明起源以及新石器文化研究，甚至可一路追溯到新、旧石器之际的人类活动与发展。研究者往往发现长江以南各地文化的面貌，虽各有特色，却都有着共同的技术与文化背景。有些学者从政体的空间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的成因。如郭伟民在描述华南地区的空间结构时，提出“南岭中心带”的说法，并从一个大的地理背景下观察南岭：“从云贵高原东侧的长江以南直到东南滨海，有三大地理单元：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南滨海三角洲与低山，在它们之间则是山间小盆地与丘陵。这三大地理单元拥有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和众多滨海小水系，构成“南方”这个概念，南方的心脏地带则在南岭。”
这种空间描述很准确。这一山林网络向西经云贵高原直至喜马拉雅山脉雪域；向南和向东则都是被海洋包围的陆地；向北则是开阔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在山林大网之间，则有非常宽阔的盆地。大平原、山林和滨海，这就是郭伟民所提出的三种环境带“单元”和三种生态龛。因受地形和可穴居岩洞这种关键资源所决定，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以“南岭中心带”的西北区域最为集中。这是因为，南部滨海区地势较低平，对于还没有获得在开放的海洋中从事捕捞能力的猎民来说，岭南滨海平原的狩猎环境远不如南岭山地；而且在平地上，人们很难找到诸如洞穴、岩棚一类合适栖息且安全的天然据点。
早期人类活动的存在与方式是由地形和资源决定的。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都依靠山林生活，食物来源则以四足动物的肉为主。若依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标准来评判，平原地带的生态环境、植物和动物的多样性往往不如丘陵低山地带，尤其是动物在宽阔草坪地带难以藏身，所以繁殖条件不佳，因此平时在宽阔平地活动的种类反而相对较少。
另外，从早期智人以来，人类已开发并利用岩洞。当然，以现代人的角度思考，以为岩洞是旧石器中晚期人们的住处实际上是不合适的。因为那时他们并没有定居，总是在自然环境相同的区域内遊猎和流动。但是，岩洞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项颇为关键的生存资源。这是因为岩洞在当时已成为猎民们休息、聚会、治病休养的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岩洞提供了维持繁殖和生育安全的保育空间。犹如其他群居动物会安排生育保护区（如狼穴等）一样，人类由于繁殖期和成长期更为长久，所以更需要安排稳定长久的可安全生育和让小孩成长的空间，以便保护后代并使群体持续存在。当时人们在岩洞口安排篝火，以抵抗、防护猛兽可能的入侵。
在3万至1.5万年之前的末次冰期冰盛期，人类更加强了对岩洞的依赖性。欧洲地中海地带诸山脉，亚洲伊朗札格罗斯山脉、乌拉尔山脉、阿尔泰山脉、吕梁及太行山脉、秦岭—大巴山、武陵山脉、南岭、云贵高原及其他山区，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洞窟遗址。其中在东亚地区内，由于末次冰盛期时华北的环境气温很低，人类活动的痕迹多见于华南。且因为石灰岩洞多见于中国西南部，所以在中国西南部的大巴山脉、武陵山脉和南岭地带，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特别丰富，包括两广北部、湖南、贵州、湖北、重庆等地，其中以湖南的发现最令人注目；而在末次冰盛期时华东地区（包括江西、福建、浙江等）的人类活动遗存则相对较少。
二、东亚“蓝色革命”进程中的三个阶段
至一万余年前，末次冰期结束而气候暖化时，人类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普遍被称之为“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新石器革命”的主要内涵，经常被认为是农业革命。可是，考古资料表明，农业只是人类改变生态龛的副产品之一，不宜以农业为指标来探讨新石器革命的含义。新石器革命的第一步，肇始于冰消期的首次气候暖化时期，当时水界进入人类生态龛中，并带来巨大变化。因此笔者提出将新石器革命称为“蓝色革命”（BlueRevolution）。
在东亚，末次冰盛期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活动最频繁的地带。在南岭地带的西部一端两侧地带发现不少旧、新石器文化交接之际的遗址。由于在石灰基岩地带直接使用碳十四数据断代存在一定困难，需要结合环境气候变化及其与相关洞穴的化石组合进行断代、考古类型学断代、陶器热释光测年等多种方法。经过各方面研究和全面的资料分析，笔者认为，华南地区人类新石器化的过程，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而且每一个阶段似乎都以气候变化为基础：
第一阶段：随着末次冰盛期结束，地球开始暖化，在距今约1.5万年进入“博林─阿雷罗德震荡”时期（Bølling-Allerød oscillation），这是末次冰消期快速暖化而湿润的时期，众多水网湿地开始形成。在末次冰盛期期间形成的、已有数万年传统的遊猎生活，在新环境下面临着巨变的压力：一方面，快速暖化所引起的大汛和洪水，会造成更多灾祸，引发诸如猎径堵塞、动物死亡现象；另一方面，如果能够避开灾祸和风险，在已然暖化的世界，万物生机更新，水域更多地进入到人们的生态龛。若是在食物丰裕的水边取食，一般不需要大范围遊动。一些在水边生活的人群，在相对小的区域内就能够获得所需要的食物，因之人们减少了流动，开始半定居或全定居。随着水生和水边食物成分的增加，人们更多射猎鸭鹅，更多尝试吃浅水里的动植物，逐渐形成对水生和水边食物的依赖性。
在此阶段，东亚地区代表性的人类生活据点，大多是在水边高岸的岩崖室洞穴里，如湖南石门燕尔洞、湖北神农架樟脑洞、贵州普定白岩脚洞，等等。
第二个阶段即新仙女木时期（YoungerDryas，年代最大范围距今12800—11400年间，各地起止时间有约200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在博林─阿雷罗德震荡时水位波动大，人们还没能够稳定地在低地活动。不过，到距今1.3万年之后不久，又发生了气候干冷化的“新仙女木”事件。此时总体上水位偏低，一些已经习惯食用水边食物的人们，下来到低地水边找寻稳定的食物来源。相应地，这一阶段遗址的环境大体类似于从南岭向南，下到广东英德牛栏洞岩洞（以该遗址一期遗存为例）；还有桂林大岩应该也是人类在这个时代使用过的遗址。研究者将牛栏洞一期的年代初定在距今15000年至距今14000年间，但根据周围环境，并考虑到这些洞穴地势很低而且靠近水，故应该是在水位相对较低的时候开始使用的，亦即它们开始被人类使用的年代应该是在干冷的新仙女木时期。
在这一阶段，除了岩洞据点之外，另在平原岗地上发现了人类生活据点或半定居遗址。其中如燕尔洞附近的澧县十里岗遗址，八十垱遗址下层遗存（约距今13000—9500年）；在樟脑洞东南方则有荆州鸡公山二期（距今13000—11000年间）。
在这一阶段，那些已经习惯靠近水边活动的人群，在气候干燥化时，下到低地找寻比较湿润的角落（多浅水的环境），或向南迁徙。如果人们选择下到低地活动，就意味着他们开始逐渐离开山林；在这些人的生活中，射鸟和捕捞水生食物的成分会相对偏高一些。不过，在干冷化时期，植物的分布区亦会有变化；植物分布带向低纬度的南部迁移，食草动物也跟着向南移；捕猎食草动物的食肉动物也向南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可食用资源变少，能继续在低地平原半定居的人群并不多，更多的人群也会跟着大部分动物群，像它们一样向南迁徙。
在南迁的亚热带动植物中，后来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野生水稻。在全新世大暖期，其自然分布北界可达淮河流域；但在新仙女木冷期很可能只有南岭以南才有分布，主要位于珠江流域。就此而言，岭南地区是中国范围内最重要的冰盛期动植物避难所。
从南岭南下，首当其冲的就是位于两广北缘的石灰岩蚀余盆地，在分岔多支的珠江水系之间，或集中或分散的古老石灰岩之蚀余峰林点缀其间。这些崩裂山脉的余峰都不高，且多为“空心”，相对高度一般只有几十米至一百余米，而峰丛谷地边的石灰岩洞穴往往有宽阔平坦的洞室及廊道。以牛栏洞为例，其洞顶高敞，洞内地面往深处逐渐抬高而使洞内相对干爽，且从洞壁两侧横出数层钙板，错落有致恰似床铺可供古人安全休息。洞口位于廊道东端，向南开口，开口位置高出山下迄今地面约11米（有路可通洞口）。从各种条件来看，这是一个适宜古人栖息的洞穴。在洞口以南，有一条宽约25米的古河道经过，并在东南两公里处注入北江（珠江主干之一）。该处地势平坦，南岭就像该区域的“北墙”，阻挡北来的冷风，同时雨水从北面更高的山地，流至于此。所以，甚至在干燥时期，在这一带还是会有季节性的大片水域或湿地存在。
在珠江流域及南岭南侧地带，新仙女木事件的影响持续时间最短，大致见于距今12300─11700年间；降温幅度也不如高纬度地区严重，最主要的变化在于气候变干。在干燥时期，北江支流水变浅，在浅水中人更容易捕到鱼并采集螺蚌；在北江边上还多有鸭鹅聚集，猎取水边的鸟也相对容易。甚至在所有小溪、湿地或沼泽都干涸时，作为大河的北江还是能够提供足够的水量，动物们也会常来到江边上喝水，给住在牛栏洞的人们以狩猎的机会。在石灰岩区平地孤峰中的牛栏洞岩洞遗址，此时正好形成了第一期遗存。
第三个阶段已进入全新世早期。与前两个阶段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并不涉及人们迁徙或主动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内容。人们继续活动于他们原来所生活的区域时，遇到了气候暖化。在前北方期（PreBoreal，距今11600—10600年前）时，气温较快速地上升，连带水位也上升，气候从冰消期向温暖湿润的全新世初期过渡。东亚地区气候暖化，首先给岭南地区带来温暖湿润的环境，约从距今11700年起，这里开始呈现出亚热带景观；且随着温度继续上升，亚热带气候先到达南岭地带，然后缓慢地扩展到长江流域。
这时候，活动于两广低地平原的人们，最早享受到丰富的食物，除了在山麓猎鹿、猪等动物之外，更多地打鱼，采集螺蚌和虾；在浅水和小溪中采集菱角、莲藕、莲子等。另外，在丰富水网的边缘，还出现了水稻丛。牛栏洞二期（距今11200—9500年）的遗存显示，水稻在此时已进入人类生活。人骨碳氮同位素分析则表明，其时人类食物主要以淡水类资源（鱼、贝等）为主，同时还有一些C3类植物。该地区最常见的C3类植物就是水稻。科学家采集大量野生稻和驯化稻的基因进行比对分析，指出最初被人类驯化的野生稻原本栖息于珠江流域。换言之，考古发现、碳氮同位素分析以及基因分析，皆从不同角度证明，岭南地区的珠江流域很可能是人类最早开始利用和驯化稻谷的地方。
环境暖化，食物丰富化，影响到人口增长。所以，到了北方期（Boreal，距今10900—8200年），在两广石灰岩蚀余盆地活动的人口大量增加。当时很多便于停留的岩洞或岩棚发现有人类痕迹，如已有调查或发掘的英德青塘、黄岩门、朱屋岩、先佛岩、吊珠岩、狮头岩等；桂林地区这种岩洞遗址也特别多，目前有发掘资料的有大岩和甑皮岩等。其中甑皮岩的发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发现：最早、最原始的土器（烧陶温度低于200℃），也就是陶器的雏形。
制陶技术的突破，是最能代表人类成为造物者的指标。因为它是人类最早创造的自然界原本所无的材料，使人类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其重要性几乎可以等同于新人种出现“突变”。在旧石器生活方式中，狩猎和采集谷类之外的食物（鸟蛋、植物根果、菇类等），都不会形成制造陶器的需求。只有当遇到小粒谷物既不能用多孔的篮子采集，也不能用秆子穿串的问题后，人们用泥土来填补篮子的孔并晒干，日后又想如何加速、改善晒干的过程，而尝试用火烧，从而创制陶器这种全新的人工材料。赵朝洪和吴小红认为，陶器的出现与采集谷类有关系。亦有学者认为人们制造土器是为了用来煮螺、虾，如Peter Jordan和Marek Zvelebil认为，烧陶器的需求来自人类开始采集和食用螺等水里的生物。这两种观点无疑都具有合理性，从历史脉络来看，目前东亚发现的最早且有坚实可靠年代学依据的陶片，出自桂林甑皮岩一期（年代距今11000—9500年间，图1：Ⅱ），同一文化层中亦发现很多螺蚌壳。所以，甑皮岩发掘者傅宪国先生也认为，古人在一万年前发明土器的目标就是为了煮螺。牛栏洞也发现有陶片，且在同一地层中伴出特别多的螺壳，另外还发现有稻属植硅石。
暖和世界重新来到南岭之间的桂林走廊时，同时也扩展到南岭之间的其他盆地。一直到距今8000年左右，华南地区的先民频繁地使用这些低地岩洞，但此后愈来愈少用。这是因为在距今8000年以后的时代，曾发生过全球水位快速上升的波动（图1：Ⅲ）。在全新世大暖期高温多雨的环境中，华南地区的石灰岩山洞因渗水变湿而不再适合使用。
与此同时，游猎族群已经常在南岭北侧活动；且随着气候暖化而扩展到整个南岭地带，包括扩展到那些没有石灰岩的区域。这意味着人们已在此时逐渐离开岩洞，而在山林中使用其他做法安排栖息据点。虽然渔猎族群在水位低的年代，不乏又有回到自然而方便的岩洞者，如牛栏洞在三期遗存（距今9500— 7800年）之后，大约有三百多年的时间因过度潮湿而使人们暂时离开这一很方便的住所，不过又在距今7000年前后的短暂干冷期重新回到此洞栖息（牛栏洞四期，年代距今7500—6900年，图1：Ⅳ）；但总体来说，当时的人口数已超出华南所有岩洞能容纳的数量。为避免这类种群内部生态龛的竞争，人们也学会不依靠岩洞，而安排其他类型的栖息据点，如搭建简易棚屋等，形成或短或长的栖息营地或聚落。在此后长达数千年的生活在食物资源丰富的环境中，增加人口繁殖而因此逐渐全面开拓了华南诸山脉很多角落或山麓地带，以及众多山间盆地；湘江流域的千家坪文化和沅水流域的高庙文化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气候暖化给人们提供更多新机会和新选择（图1）。如之前已下到平原活动的人们，遇到气候愈来愈暖，或许同时也遇到大洪水而不能继续在某地生活，如那些曾经下到长江主河道边上的类似于江陵鸡公山的人群；或在地形稳定的地区能够继续发展那种逐渐习惯了的定居生活，如那些曾经下到洞庭平原且在人类历史中，首次发明了农耕聚落这种生活方式的人群。后者在其后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开拓了武陵山脉以东、武夷山以西、南岭以北的长江水系各大平原区。还有些人群致力于发展捕捞生活，因此愈来愈向大水域迁移，从而开拓了河湖与海洋等水域边疆。这样一来，山地、平原、滨海地带，都变成人的生态龛。
也就是说，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下，从云贵高原东侧山岭及南岭两侧出来的人类大量繁殖，从而全面开拓了南岭之南、北两侧的低山地带；另又开拓了长江中下游平原；还顺着河流而下，开拓了珠江、钱塘江、长江等流域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到达东部和南部沿海边缘地带。以上三类生态区，即郭伟民所称之“南岭中心带”的“三大地理单元”。
三、华南“三大地理单元”和新石器三种生活方式
低山、平原、沿海，这不仅是“三大地理单元”，也是新石器时代三种生活方式的涯分。其中，低山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方式的发祥地，在山麓丛林里人们延续着源自旧石器时代的生活，且享受丰富渔猎采集物的暖和世界。因为他们没有改变自己的食物和生活模式，所以基本上不需要创新。而开拓平原和开拓海边的人群，因为改变了生活模式，所以有很多创新和发明，包括有目的性的发明，以及在追求其它目的时，偶然获得的伟大副产品。
（一）在低山丘岭游猎与下山出林到平原河湖边定居的分岔
如前所述，人类在新石器时代的起源与创新，滥觞于万余年前少数人群扩展其食物来源和获得食物的方式。第一步，肇始于末次冰盛期之后的气候暖化时期，水界进入人类生态龛中。在此基础上，有些人群生计方式不变，继续以陆生动物为主要食谱。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在更为丰富的世界中继续游猎而增加和繁殖人口。但有些人群的食谱却开始多样化，这是第一个分岔处的选择。在那些冒险尝试新食物的人群中，其中又有少部分开始食用更多的鱼和螺蚌等水生动物，也多吃水边的鸟类。这些选择了以捕捞、射禽维生的族群，随着其生活方式的发展，有更多的机会减少流动。
这种机会再次提供了新的选择：在水边捕鱼的同时，是继续保持原来的游猎生活习惯和食物来源，还是冒着食物不足的风险而减少游动，选择在食物丰富的水边长期生活？这种选择又成为人类发展的分岔处。若是选择后者，即选择在那些水流平缓宽敞、水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的区域里，尝试吃该地各种可吃的食物（食物广谱化），这样的尝试使他们能够同时且必须减少游动，并在水边明亮的平原上建设栖息据点，逐步开始半定居或全定居的生活。当然，绝大部分人不敢轻易改变自己既有的生活模式而定居，但也有少数人群选择创造一套全新的生活。
东亚地区新石器早期资料足以证明，人群下山出林的目标是捕捞和采集水生及水边生物。因此，选择定居的人群，根据他们的经验选择靠近山陵的水边平原。由此以来，逐渐开拓第二种“地理单元”，即山脉间的低地平原。从考古资料可知，最早被开拓的就是洞庭平原。也就是说，当时对山侧地带环境最关键的需求，是水源丰富且聚集了丰裕食物资源的地方，这种地方往往是禽兽鱼鳖的天堂。鱼多，鸭鹅也多，森林动物也经常出来喝水，其中野猪和鹿特别多；并且，由于早期人类没有浮水工具，不能下潜到深水捕捞，所以浅水区的食物资源就特别重要。
华南地区浅水泽地经常有很多龟鳖、虾蟹和螺蚌，还有莲藕、菱角、芡实等，边上还有野生稻生长茂盛，野鸡等鸟类也出来吃稻谷和交尾。所以，人们从诸如云贵高原西缘、武陵山脉、雪峰山脉、南岭两侧山地丘陵地带下山出林，寻找食物丰裕的浅水泽地。
因应捕捞发展的需求，在竹、木足够的华南地区，人们开始制作竹筏和木船（独木舟），以及发明相关的工具（如磨制石锛）；又用水边的芦苇或麻，制作渔网。这样一来，人们创新和发明了成套的依靠水域谋生的技术和工具，使其能够更加稳定地生活于平原。
选择在食物丰裕的水边环境定居的人们，进一步尝试自己生活范围中的其它可用食物，其中也注意到谷类（野生稻），开始采集及酿制低度数的甜酒。从捕捞鱼虾到食用谷类，此乃人类新石器化的“突变”、人类历史重大转折的核心意义所在。而且采集及加工谷物的需求，促使人们发展陶器。煮螺对陶器品质的需求不如食用谷类那么高，所以在水边发明用湿粘的泥土制造土器之后，因食用谷物的方式（酿酒、煮粥等），进一步促使人们创造不同的器型，并提高烧陶温度。换言之，陶器的发展离不开在平原活动的人们采集细小谷类且稳定生活的背景。这些都是开拓平原的人们的伟大创作。
来到这一步，这些到平地栖居的人群，又面临新的选择：是否只是停在浮水捕捞及射鸟，而享受在暖和自然中继续开拓溪河湖滩，发展射猎、捕捞、采集等混合生计模式的游动或半定居生活？或者是加强发展捕捞生活，在浮水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发展浮水工具到深水去捕捞，进而开拓水生动植物最丰富的淡水与咸水交界区：如到长江、珠江、钱塘江三角洲栖居，即选择以渔业为主，以农作、狩猎为辅的生活？或者是决定定居，继续生活在淡水丰富的平原，而致力于加强稻作驯化与耕种，即选择以农业为主，以渔业、狩猎为辅的生活？这三种生活方式的分岔就在于此。
那些选择继续发展平原农耕生活的人们，因为空间大，并随着技术发展，收获的确定性逐渐变高，生命风险远低于在海边从事捕捞业的人群。所以，在暖和的长江流域大平原，社会发展得很快，人口大量增长。且经过漫长的发展，在富饶的平原地区定居的渔民转身为农民后，当然也并没有放弃吃鱼和其他淡水动植物，饭稻羹鱼，且可能进一步驯化了鸡鸭等禽类，也发展出其他相关技术。
在东亚地区，从捕捞鱼虾和射猎水禽到农业这种成套新生活方式的最早开拓者，乃是在洞庭平原西侧澧阳平原上，直接传承自十里岗文化的彭头山文化（距今9800—7800年，以彭头山和八十垱两个遗址为例，图2：8、6）。
何故是彭头山文化创造了稻作农业生活？此史实，既可以说是基于一定的偶然性，不过也基于成套的客观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空间和旧石器末期人类生态龛的因素，即由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东亚，人类多集中在靠近长江中游水系大平原西侧，南岭的西端，武陵山脉东侧一带，这些人若是下到平原地区，首达之地必然是珠江流域、湘沅流域以及长江中游的洞庭平原。可是，由于该地域水系很发达，大汛期和洪水是难以避免的常见之事，所以对于当时还没有治水经验、设施和技术的先民而言，这种大区域内的平原和山间盆地还没办法提供稳定的生活条件。只是在长江中游大平原的边缘区，总会有一些地形相当稳定的角落，这些角落既可以避开暖化期经常爆发的洪水风险，又不像长江下游地带那样深受海潮及海侵、海退影响的风险。最后，再加上其他成套因素，如洞庭平原西部澧水两岸均有很多隆起的岗地，足以避免被洪水淹没；而且澧阳平原上略微高起的岗地众多，岗地四周则环绕着低洼的浅水沼泽区；这是一种有利于初出山林至水边栖居的微观地貌环境。
对长江中游的考古研究表明，洞庭平原西侧的澧水下游一带，从旧、新石器之际的十里岗文化开始，已初见在水边岗地上的小聚落，这是半定居和全定居生计的萌生。这些人因为依赖水生食物资源，不得不邻水而居，并在这种环境中认识了稻谷而逐渐发展出稻作农业。在相对容易治水的生态龛上，处理水与居地的关系便成为择址营居的重要考量。这些原因可能总体影响了东亚地区那些在前文所述分岔路口选择了定居的人们，惟有在洞庭平原的西缘才能够长久而稳定地生活下去，故也有足够的时间试探不同的食物增量，最终驯化了水稻。换言之，东亚人类创造农民生活的分岔，是从长江中游开始的。
洞庭平原新石器考古研究进一步表明：十里岗文化时期在岗地上的人类活动面上已发现有水稻植硅石。在此基础上，彭头山文化成为最早的稻作文化。并且，长江中游的农耕社会，从彭头山文化起，经过皂市下层文化（距今8200—7000年间，以坟山堡、胡家屋场、皂市等遗址为例，图2：9、10、11）、汤家岗文化（距今7000—6000年，以汤家岗遗址为例，图2：12），表现出了完整而一脉相承的进步过程。其中汤家岗文化，已表现出相对成熟的农业技术和稻作农耕社会形态。此时已从早前那种虽有农耕但仍包含较多广谱攫取采食成分的混合经济状态，发展到颇为单纯地以稻谷为主食，以稻作为主要生计的阶段。在稻作生活发展的同时，建筑技术、聚落结构以及制陶技术迅速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总体言之，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发展呈现出不停更新和发展而不停滞的状态。
（二）内河浅湖边平原定居或在三角洲与海边定居的分岔
不过，前文已提出，新石器初期的人类面临三种选择：继续游猎，定居而发展农产，或者发展渔业。也就是说，在低山游猎或在平原定居耕作这两种族群之外，另还有一些人群，虽然离开了山区，却也没有稳定地在平原生活，而是循着浮水和捕捞技术发展的路径，迁移到水生动植物更为丰富的大江、大河的河口、三角洲及海湾等滨海地带。他们汇集当时人类所累积的各种先进技术，致力于加强造船与浮海能力，并为了在潮间带或在海边低地长期生活，学习使用干栏式建筑及其他一些技术，最终冒着波涛汹涌的海洋上的众多风险，创造了滨海生活方式。
根据对自然堆积和考古遗址的互补研究，中国大约直至距今7000年，才累积起足够的经验而能够开拓海边。迄今所知滨海地带年代最早的遗址，在东海边有位于钱塘江口今杭州萧山湘湖底的跨湖桥遗址（距今7300—6800年，图2：13），接着又有位于太湖以南至今钱塘江湾之间的古海湾边的浙北桐乡罗家角遗址早期（距今6800—6300年，图2：14），以及位于古姚江海湾边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群（距今6900—4900年，图2：15、16）；而在南海边的珠江口附近则有深圳咸头岭遗址（距今7000—4300年，图2：17），以及周围众多贝丘与沙堤遗址群。
从上可知，从一万多年前人类下到南岭地带，到了约距今7000年，人类已全面开拓了华南地带的三种环境单元，形成了遊猎和浅水渔业等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定居农业及海边捕捞渔业。这三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可分别称之为山地遊猎文化、平原定居农业文化和滨海海洋文化。
滨海海洋文化形成的时代最晚。沿海生活方式在分岔和初始形成的时候，海洋文化借鉴和吸收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先进技术，人们用所有的经验、技术和能力去克服大海所带来的风险。以跨湖桥遗址为例，他们发展靠近水边的干栏式房子，制造能够在近海活动的独木舟；除了吃淡水鱼获之外，也能获得海获。同时，跨湖桥人的陆地狩猎活动也很有规律，采集活动也很丰盛。在他们所掌握的技术之中，还包括有粗放的稻作和酿酒。跨湖桥的石质工具、骨器等，在同时代可归入到发达甚至先进之列。跨湖桥的陶器又薄又坚硬，甚至发现已有用到慢轮修制的技术。在比跨湖桥略早的年代，只有在洞庭平原的皂市下层文化中期（距今7800—7400年）才偶而开始用慢轮修整陶器。比较可惜的是，跨湖桥文化只存在了300至500年，之后在海浸之下灭绝，因此看不出该文化完整的发展和演变轨迹。与其时代相接的浙北罗家角遗址早段，也有相同的海获，但该遗址主要位于岗地上，并没有干栏式房屋，制陶技术也不如跨湖桥。
又以河姆渡文化为例，在其下层文化阶段（约距今6800—6300年），其文化发展程度已然达到该文化的最高水平。河姆渡文化在其后续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比跨湖桥文化更发达的技术。
而南海边的深圳咸头岭文化，在其早期阶段即已全面发达，不仅是浮水和捕捞技术稳定，陶器也不亚于同时期最发达的洞庭平原汤家岗文化。但是在南海渔民文化后期延续的过程中，再也看不出其进一步的发展，在其生活中的某些次要技术方面甚至出现退化现象。如咸头岭一段（距今6700—6500年）陶器很坚硬，烧陶的温度高；二段和三段（对照其它遗址可知其年代为距今6500—5800年）的陶器没有很大变化，技术、器形、纹饰基本一致。但是到了四段（对照其它遗址可知其年代距今5800—4900年），大部分陶器器形仍然相似，缺少变化，而且烧陶温度更低，火候不均匀。五段（距今4900—4300年）的陶器也大体跟四段一样。该地区滨海遗址甚至到了商时代，很多情况仍然跟前期一致。
上述情况表明，海洋边渔民的生活或海洋文化一经形成，即表现出长期少变的特征。这是因为海边的生活远不如内地河流边安全。
在旧石器时代，人们早已在低山活动，并下到平原采集；或在河流高岸上等待野兽出林喝水的狩猎良机，如以澧县平原边上的乌鸦山旧石器地点为例。笔者实地考察后发现，该地点恰位于林边陡崖高处，从此地点可以俯瞰整个宽阔的道水河平原（澧水支流），猎民从此瞭望点可方便地观察鹿群出林喝水，鹿群喝饱而身体变沉重后难以走快，只能慢慢回到山林，猎人们可以趁此良机射猎。
对内陆平原并不陌生的人们，可以逐渐试探平原上的生活，也可以随时回复到山林狩猎。换言之，人们开拓平原是一种漫长过程，允许很多人群季节性地下到平地和回到山地，未必一定要先掌握进步的建房、治水等技术，才能在陆地平原上活动。所以人们有足够时间慢慢试探和选择。但是，为适应在海边的生活，却需要事前就掌握和具备较为全面的经验和技术能力，才能做出这种抉择。如果准备不足而匆忙来到海边生活，只能望海兴叹或在海浪冲击下死亡。因此那些能够成功地在海边生活者，毫无疑问是当时掌握了最先进技术的人群。但是到了海边之后，渔民的生活变化很慢，由于海洋风险高而致技术升级难，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沿袭已有的文化，一代接一代。
（三）小结
据上可知，从长江以南到南岭，再到珠江三角洲和南海；又从武陵山脉、桂林向东至东海，在这一广大区域内的人类，最早都源自南岭西段山区和武陵山脉（或云贵高原）东侧一带。下到肥沃平原的人们创造了新石器生活方式，发明了稻作农业，创造了全新的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及农业文化。顺着河流来到海洋边的人们则创造了海洋生计和海洋文化。其他那些未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人们则继续在低山游猎，且享受新石器时代暖和的世界与变得丰富多样的环境，同时也吸收农民和渔民创造的新技术，借鉴其经验和能力，形成新石器猎民文化，如湘南千家坪文化（距今7800—5500年，以千家坪、大塘遗址为例，图2：18、19）和湘西高庙文化（距今7400—4500年，以高庙、下湾、松溪口、征溪口遗址为例，图2：20— 23）。这些猎人在新时代，除了继续原来的狩猎和采集外，也开始吃螺虾，在浅水地带捕捞，季节性地采集野生稻，使用陶质的炊器，甚至会酿米酒；但依然还不事生产，不安排长期稳定的聚落，一般情况下也不超出自己所习惯的低山环境。
在低山、平原及沿海地带这三种空间单元中，平原农耕人群长期定居，不迁移；如果迁移，则意味着原有的定居生活崩溃。沿海地带的人群也定居在江河入海之处，愈来愈远地出海，甚至停留在海岛上，先经常回陆地边带来收获、休息、生育和补水，而接下来甚至逐渐开拓了有淡水来源的海岛长期生活。而在低山采集游猎者，他们在华南诸山脉间流动，犹如血液一样流淌在华南大空间的血脉中。南岭是长江以南连结整个大区域的基础和关键环节，通过南岭的大小猎径将各地定居、半定居的人群结合为一个跨区域、跨族群的社会文化互动网络。由于采集遊猎人群的流动性高，逶迤连绵的山脉走廊、溪河之蜘蛛式的交通网，都是猎民和采集者们维系生存命脉的路径。在这些地区不断迁移而采集狩猎和营居的人群，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从武陵、雪峰山脉移到罗霄、九岭、黄山、武夷、怀玉、仙霞诸山脉。所以整个新石器时代，正是这些猎民群体，扮演着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这便是本地域广阔范围内出现大体相似文化的时代背景。
也就是说，原本同源的三种生活方式，在演化路上出现多次分岔之后，又通过以南岭为主脉的传播路径，通过猎民群体的中介作用，继续交织于分合与交错的关系网络中，一起表现出同源和多样化的华南文化体系。
四、华南新石器三种生活方式的异同与交错
在上述“三种生活方式”中，山区游猎是源自旧石器时代的远古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一方面，不去主动掌握、改善自己的生活空间，不主动生产，而是顺其自然地获取食物；另一方面，凭借古老且少变的生活经验，而在其精神文化里蕴含着古老的传统，使得其精神文化及以此为基础而塑造出来的形象颇为深刻，千家坪和高庙陶质礼器上的图案便是例证。与此相对的是，在精神文化方面，新创的农耕文化或海洋文化，由于还处于萌生阶段，尚未累积起深厚的文化内容。为适应新生活所需要的新规定和新禁忌也都还处于形成过程中，对吉和凶的理解，认定的祭祀对象和祛除对象，也都还需要时间来积淀，直至形成新的传统。
所以，在新石器早中期历史阶段，反而只有那些传承自旧石器时代的游猎生活传统，才可见到深刻古老的内涵。所以，平地农耕文化以及江海渔业文化，相对于山区游猎文化而言，都很年轻，并没有累积那么多经验和传统，尚未形成完整的、系统化的观念和形象。但是，江海渔民文化，虽然最年轻，大概也只有7000年的历史，却在起源时就掌握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技术，不过自其起源以来，就一直过着数千年少变的生活。在这方面，最古老的山地游猎文化与最年轻的海洋文化颇为相似。
换言之，在三种“地理单元”中，在海拔最高的山丘与在海拔最低的海洋，都有两种自始变化最少的生活方式：猎民或渔民文化。他们都是小型群体组织，在山丘或在海里流动而不时回到原地，生活内容一代代传下去；所以猎民或渔民的精神文化与生活内容一样，在时光流淌中文化面貌却变化不大。并且这两种生活方式，都需要面对很多风险，如猛兽和鸷鸟，海浪与鲨鱼等。对在海边生活的人们而言，最大的风险源自海；但在靠近山区的海边，猛兽也会来临，如跨湖桥、河姆渡遗址都出土有华南虎骨（当然虎骨的数量远不如鲨鱼骨那么多）。在风险与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海洋渔民文化的精神特质快速形成，而几千年少变。
只有山与海之间的陆地平原生活，才比较安全，这是人们主动创造出来的安全而稳定的家乡。在稳定安全的生活中，经验逐渐累积和增长。在累积经验之后，平原农耕民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神文化。实际上，农耕定居生活创造了很多精神文化，每个区域，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农耕定居生活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多形多貌，具有深刻的在地特征，并且因时而变。
当然，新石器时代的猎民文化虽然深刻而古老，但与旧石器时代的猎民文化相比，却已有很大差异。这是因为，经过漫长的历程，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开拓者们所发明的那些新技术，及其所创造的新兴生活经验，逐渐被继续游猎的族群不同程度地吸收。有些族群则只吸收某种陶器技术但不定居。有些族群开始半定居，并以捕捞、采集或耕作搭配狩猎生活。有些族群完全不耕作，而且在全新世暖化的环境中，其采集的成分也变得更高，但在文化的其他方面却基本上新石器化了，其甚至会安排聚落，用采集的谷类酿酒。
这样一来，就在旧石器游猎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石器化的采集渔猎生活”。又由于转化的程度不同，而形成面貌多样且各具特色的华南新石器渔猎文化。这一类文化的精神面貌均体现出以下两种特征和组织成分来源：第一是源自远古的猎民传统；第二是新生活所带来的新成分，而且这种新成分又皆来自下到平原定居的人类的创作。是故，所有新石器化的采集渔猎文化，除了自身根植于远古的狩猎精神外，文化的其他成分大多又是源自于新石器文化的创造者，即定居的农耕文化。
新石器化的山丘渔猎，以及滨海渔猎两种生活方式，虽然形式不同，所在空间单元的生态龛也有差别，但却有一些共同之处，如前文所指出的风险性和文化内容长期不变的特点。二者都是攫取性的生计方式，所以其结群生活的社会规模总是不大。并且，除了他们生计最需要的经验和技术之外，其他技术可能根本就不用，或者只是简单地学习或模仿农耕文化；并且在吸收之后，若没有生计方面的需求，可能不会自行创新和发展，甚至不太会跟着农耕文化即时同步更新。
以制陶技术为例，渔猎文化所做的陶器，无论形制还是制法，几千年内大多停留在最初学会的那个阶段，少有变化。如高庙文化是典型的山麓渔猎族群，咸头岭则是典型的滨海渔业文化，此二者的陶器，都有如此表现。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因素：
一是需求的问题。行渔猎生计的渔猎民主要是用烤的方式加工食物，对陶器的需求不如农耕民高，对于陶器品质的要求也没那么讲究。比较各地渔猎民所用的陶器，一般是手制，少用陶轮，烧陶火候既不高亦不均衡。这表明他们经常是在开敞的火堆上烧陶，追求简单的烧制技术，少有做专门的陶窑，因为这种陶质已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二是专业人员不足的因素。制作更发达的陶器需要专业化生产，需要专门研究不同泥土及掺和料的搭配方式，需要想办法安排均衡的高温烧成环境等。而渔猎民社会群体规模小，绝大部分人参加基本谋生，其他专业人员有限。其社会足以维持用旧法简单地制造陶器，却不足以创新。
三是生活不稳定的因素所致。他们没有长期而稳定的聚落安排。与专业化烧陶有关的固定设施与装备、材料来源及新材质试验条件，都严重不足。
在前述三个方面，农耕生活对陶器的需求以及制作陶器的稳定条件，反而都齐全。首先，农作物大多不能直接烤食，只能酿、煮、炖、煎、蒸，所以需要发明耐火、高密度、低渗透、坚硬、薄胎等各种陶质器物以满足不同的功能。而农耕聚落生活稳定，随着技术成长而使直接参与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愈来愈低，不仅便于发展制陶技术，其它分工和专业化知识也相对容易逐渐累积而成。
不过，对于平原农民而言，如何创造平原新生活也是新课题，特别是在初始阶段曾经历过很多挑战，需要不断创新和适应。一方面，能够发展稻作的环境一定是湿润肥沃之地。但是，在这种环境内不仅有水稻，各种水生陆生动植也都很丰盛。如彭头山文化的人们，除稻谷之外，另有吃粟、豆、菜、莲藕、莲子、菱角、鱼禽、虾蟹、龟鳖和各种根果与菜叶。依长江中游的气候和土壤，秋冬枯萎的根茎在来年仍会开花。这给人们提供自信，相信可以稳定生活而能克服所遇到的临时困难。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开拓、掌握新的生活空间之后不欲再流动，就并不会仅仅顺其自然，而是要配合自己的需求，主动改善自己的“领土”。
如彭头山文化的人们，为了能够安全地在河岸或低地边缘生活，就在四周挖壕沟以防御猛兽。另外，他们砍树、平整地面并建常住用房。他们制造磨制石锛、石斧，用于制舟。他们用芦苇、藤、麻编织渔网，以及做绳子、席子。因为在平原定居的人减少了狩猎活动，彭头山人的肉类食物主要源自捕捞渔获，射猎并驯养水鸟。又因缺大型猎获，所以也没有兽皮可用来制衣，所以彭头山人还发明用麻线织衣。
这些开始定居生活的人，在自己的区域内获得各种食物和资源；除肉类之外，也食用各种水生及陆生植物，另也特意保护和照顾野生水稻以酿酒。为了这种目标而治水，保护与照顾（除草、播种或驱赶采食动物）水稻丛：除杂草、驱赶食草动物、采集稻谷用来酿酒，并选择部分稻谷过冬后播种。由于长期住在一地，足以专心了解该地植物生长周期，确定稼穑规律，最后发明了水田耕作技术。而为了酿酒味道的清纯，人们尽量改进制陶技术，寻找最好的泥土和制陶法，以便能做出陶胎坚硬、密度高而渗水率低的陶器，以便炊煮和盛食。因此从游猎人群的角度来看，早期农民的生活实在辛苦、务实且单调。但是这种生活有较稳定的食物来源，相对安稳。
将上述三种生活方式进行比较，可得到以下启发：农业文化生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及保障能力，促使人口扩展，而后者又反过来促使技术与文化不停地更新。狩猎和渔业生活的安全性远低于农耕，攫取性的生计方式不能提供生活保障，而无限制的繁殖只会增加生活的不安全性。游猎或渔业只能保持小群体的生活，因为山林资源养不活无限扩展的人口。所以若游猎人群扩展，只会导致竞争激烈，互相猎杀。渔业生活虽然相对定居，却排斥扩展成长为大社会，因为安静无声的环境才有利于渔业。因此，“生生不息”“子孙满堂”，这绝对不是从猎民或渔民生活中形成的理想与嘉德。此外，因渔猎生活的不稳定性，为减少风险，在文化中形成很固执的规定和忌讳，祖孙之间做事方式固定不变，少有探索和试验的余地。这些都影响到渔猎文化实际呈现出传承少变的样子。
而以耕作、畜养为主的定居农业生活，因为产出稳定而有保障，所以促使人们多生育。并且稻作农业需要治水灌溉，年年建设和修护，都需要人力合作。水稻生产量很高，并不存在保持小群体的必要性，反而若“子孙满堂”，就可以多开田，多生产。生活安全，食物只是部分地依赖不可靠的大自然，大多为自己所生产，这就为安稳生活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因此，农业文化才可以生生不息，允许人口扩展。
人口增加、技术进展、生活改变等，都是互相促进的过程。彭头山文化人所发明的定居农耕生活，一方面稳定而给人一种安全感；但在另一方面，则面临不断地增补漏洞和更新进益的必要性。如彭头山文化早期所发明的技术，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需要更新，才能继续养活人们。但是，由于总体环境丰富，人们不担忧会饿死，循着需求的产生，不断努力而更新技术。所以，人口增加，村落愈来愈多，而做事愈来愈精准。
生产食物的社会，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面临技术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技术发展的结果是，很快就能够养活多于直接参加食物生产的人口。因此不参加食物生产的人们，可以做其他事情。如可以探索不同的泥土配方，试验高温煅烧的设施；发展烧土和烧砖建筑以及密度高的具有不同功能的陶器；又在周围继续试探不同的材质，最后发明了金属冶炼。另外他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周围其他动植物的特点，以驯化其他物种、发展医疗、纺织业或其他生产事业。除此之外，农民们还可以进行聚落规划，并在此基础上开拓荒地，建设发达有序的聚落等，同时可以出去从事交易。这些都是稳定生活所产生的需求，及其所带来的可能性。
稻作生活可以扩展的空间，基本上是依相同环境的腹地大小来确定。长江中游不仅资源丰富，平原腹地也大，足以扩展生活空间。长江中游的人们，先扩展到整个洞庭平原之后，自距今6500年起，逐渐扩展到江汉、汉北等整个长江中游平原；又在距今约6000年以后的大暖期时，扩展到汉淮、黄淮平原。在这种逐渐扩展区域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地促使文化变迁，不断地产生新的需求，发明更先进的技术，形成更复杂的社会组织的过程。因此，与渔民或猎民社会相比，平原农耕地区的生活变化得更快。
换言之，不稳定而流动的渔猎生活，在时间和文化方面反而固定不变，即使他们有流动范围，但也基本上不离开自己熟悉的区域。而稳定的、在地化的农耕生活，在初创时期，其文化在时间中不断地变迁，在技术能力、社会组织和文化方面不断地创造和创新，并且不断地开拓荒地，以扩展自己的“领土”。猎民在整个华南山脉流动，使用但却不掌握资源，不改变生态环境。而农民不仅使用山岭之间的平原，而且掌握其地，试图将其建设为自己的长居家乡，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变家乡的地理景观：砍树、挖沟、开田、建筑等。同时，由于长江中游稻作农民文化一脉相承而未中断过，使得这些人不仅掌握广大的空间，同时也掌握着时间与文化传统。所以，不是那些几千年不变的渔猎文化，在时间变迁的脉络里保留自己的传统；而是那些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农耕文化，虽不断创新却仍保持着自己的发展主轴，一脉相承而塑造了大的文化传统，累积了长久的文化记忆。
不过，一方面可以说，在华南地区多样的新石器文化和社会中，基本上只有长江中游平原稻作文化体系，才不断地传承和创新。虽然稳定，却一直在变；虽然不断地更新，却一脉相承，一代接一代累积丰富的文化记忆，据此掌握时空。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在华南地区这三种生活方式不停地交流、融合，所以在文化的记忆和传承中，总是会结合来源不同的文化碎片。这样就形成了历史悠久并广泛传播的南方中国大文化体系。
结语
从旧、新石器之交的人类生态龛言之，从长江以南到南海，以及从云贵高原到东海，可以将这一广大区域视为一个整体。该区域内不同人群和生活方式的来源，最初都源自该区域西部和西南部的猎民群体。这些原本同源的人群经过数次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分岔，在三种不同的环境单元内分别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新石器文化。
在这三种新石器文化中，下到肥沃平原的人们，创造了新石器聚落和完全定居的生活方式，发明了稻作农业和众多相关的技术。新石器早期时，有些区域的定居生活方式可能因各种原因而没有成功，基本上只有洞庭平原（尤其是其西部的澧水平原），才表现出从旧石器猎民生活到新石器农民生活的完整而成功的转化过程。
不过，当时践行稳定农耕生活的人群并不多。更多的人群基本上没有改变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而是继续在低山区游猎，并享受新石器时代暖和的世界，以及正变得丰富多样的环境。同时，由于在新环境中，水资源变得更为丰富，水边及水里有很多旧石器时代罕有的食物，所以在新石器早期游猎人群的食谱中，有浅水鱼、螺虾、水边鸟以及多样的植物如莲藕、菱角、薏苡等。因此，他们也会做简单的陶器，用来水煮这些新食物。再进一步，他们吸收平原定居人群创造的新技术，如酿酒、织布、用泥片和陶轮制陶法、区分不同功能的陶器和磨制石器、建屋等，借鉴其经验和能力。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这些猎人除了继续原来的狩猎和采集外，为了能在浅水地带捕捞，他们能制造简单的浮水工具，或季节性地采集野生稻，使用陶质的炊器，甚至会酿米酒，但依然还是不从事食物生产，不安排长期稳定的聚落。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游猎人群不会超出自己所习惯的环境；但在全新世，华南诸山脉是空间广大、资源丰富的自然舞台，这里既有高耸山峰和大片低山丘陵，还有星罗棋布于其间的低洼平地；山脉每一分支的动植物种群基本相似，所以渔猎情况也大体相同；并且由于气候暖和，可以在野外过夜，或使用简单易建的棚屋。所以，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的渔猎生活，从南岭的西段开端，逐渐扩展到整个华南，通过山林间的网络而形成一个文化上的整体。
该区域第三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乃是南海、东海之滨的滨海海洋文化群。在南岭诸渔猎族群之间，有些族群因更偏向发展捕捞生活，顺着河流来到海洋而创造了沿海生计，也因此发明很多进步的技术，包括坚固的大型渔网、可以出海的独木舟、干栏式房屋、航海观星术以及潮汐海流知识等等。
综上，农耕、渔猎、滨海渔业，此乃搭配华南大地三种环境单元的三种新石器生活方式。
在低山、平原及沿海地带这三种空间单元中，平原农耕人群长期定居，不迁移，但却逐渐开拓荒地，以扩展生态龛。沿海渔民定居在江河入海之处，也不迁移，但逐渐愈来愈远地出海，扩展自己在海洋中的活动，到达岛群，在有淡水的岛上建立新据点。在低山采集游猎者，反而是在华南诸山脉不停地流动，季节性迁移，或因某些年份环境不良而迁移。但是总体来说，他们数千年中都不离开自己熟悉的华南低山网络，较少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也少配合新环境而创造新的生活条件。
换言之，那些虽然滥觞于南岭低山猎民却愿意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人群，无论是平原农民还是海洋渔民，都有很多创新以践行定居生活方式。其中特别是农民因生活安稳而使人口不断增加，所以不断扩展定居范围，不断开拓新的生活空间，且依自己的生活需求而不断创新和发明，致使其考古学文化面貌更新较快。而那些依旧保留游猎生活方式的人群，由于没有大幅度改变自己原本生活方式的动机，所以，创新和发明也较少。不过，猎人们通过华南山脉的大小猎径，并以其游动的生活方式而扮演着绝佳文化传播者的角色。通过游猎族群的中介，将各地定居、半定居的人群，都结合到一个跨地域、跨社群的文化互动网络中，使得整个华南大区域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
就这样，原本同出一源的人群，在出现三种生活方式的分岔之后，又通过以华南诸山脉的大小路径，以游动的猎民群体为中介，继续交织于分合与交错的关系网络中，共同呈现出同源及多样化的华南文化体系，使得面貌多样的各种地方文化背后，却都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本底色彩。
总体观之，在这一大体系中，长江中游平原区的稻作文化是主角，他们不断创新且稳定传承，一代接一代累积丰富的文化记忆，是后来中国大传统的最主要来源之一。另外两种文化都从平原稻作文化的创造中吸收很多营养成分。所以，在华南新石器渔猎和滨海文化中，都包含有源自农耕文化的成分；农耕文化虽然吸收渔猎和滨海文化比较少，但本身也从游猎文化演变而来的。这三种文化，都包含共同来源的文化记忆，因此而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南方中国大文化体系。
【收稿日期】2024-07-12
【作者简介】郭静云（1965- ），女，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长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史、新石器与青铜时代考古、先秦出土文献；郭立新（1968- ），男，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暨人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考古及文化遗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