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江寻上：西江上游的族群、历史与文化 ——2025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田野工作坊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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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了一古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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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恋地方
sogx gangl semh qak map touk nop
随江寻上来到怒（哪里）？
——侗款《祖先随江寻上》
田野考察是理解区域社会历史的关键。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秉持田野考察与教学工作相结合的理念，于2025年7月8日至15日在湘桂黔交界地带的柳州融水县、融安县、三江县开展“西江上游的族群、历史与文化——2025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田野工作坊”。本次工作坊阵容空前庞大，由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带领中山大学等校研究生、本科生沿侗苗史诗所述脉络，随江而上，寻迹西江上游的族群、历史与文化。
本次考察所经的三县，山地与河流交错，既是苗乡侗寨等多元民族汇集之奥区，也是各类移民群体来往之孔道。选取该地作为田野点，延续了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西南研究的传统。工作坊以流域内的族群、历史与文化为关切，深入地方社会的聚落空间、仪式现场、交往路线，探索王朝经略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解读航道、市场与社会的生成等议题，以期丰富与深化西南区域社会的整体性认识。
考察路线：
7月9-10日以融水县真仙岩为起点，北上至安太乡元宝山一带（白竹村埋岩处、林洞村、寨怀村），后至元宝山北麓隶属红水乡的良双村参与闹鱼节盛会。
11-12日溯融江而上至融安县、三江县，考察融江两岸的长安镇、太平村，上游江心的丹洲古镇，位于溶江、融江、寻江三江交汇处的老堡乡，地处老堡以北的和里村。
13日顺溶江驱车向西，至江两岸富禄乡、梅林乡的葛亮、富禄、梅林、波里等村镇。
14日沿寻江方向继续北上，考察林溪镇湘粤盐粮古道、新寨屯，并跨越桂湘省界至湖南省通道县坪坦乡坪坦村、皇都村。
15日考察三江县同乐苗族乡七团村、独峒镇岜团村后返程。
一、王朝经略与村寨间的组织模式
7月9日上午9时，工作坊在柳州图书馆正式开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黄国信教授、柳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李义成科长以及工作坊召集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杜树海教授先后发言，揭开工作坊的序幕。随后，考察队乘坐大巴前往融水县民族博物馆。据工作人员介绍，融水县馆藏宋嘉定四年刻元祐党籍石碑十分珍贵，是北宋新旧党争存留的重要史料。现存于融水的碑刻为徽宗毁碑后，由曾为“元祐党人”的沈千之曾孙沈暐（时任融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重刻立于融水真仙岩。代表宋代文士党争的重要史证碑刻何以立于西南深处的融水县，带着此疑问，考察队前往该碑原址真仙岩进行踏查。
真仙岩原称灵岩山，为典型的喀斯特溶洞，后因宋太宗敕赐“真仙岩”而得名。宋代以来，文士吟咏，墨客留迹，洞内因此留有诗文、游记等摩崖石刻一百多处，其中仅宋碑就有17块之多，而久负盛名之《元祐党籍碑》真迹即立于此。此地名胜还曾吸引徐霞客停留十三天，探查洞穴地貌并抄录拓取碑刻。众多年份不一的诗文、题咏碑刻，似乎反映了王朝国家在融水经略与统治的成效。但西南研究的众多案例提醒我们，宋代王朝国家在其统治的核心地区外，对融水此类族群多元、地处僻远的区域，通常难以控制城镇与交通要道沿线以外的区域。真仙岩内自宋代以来体量众多的摩崖石刻，并不能完全反映王朝国家对该地区的经略程度，欲深刻认识该问题，我们还需要深入调查交通沿线外的区域社会情况。
下午2时，考察队驱车前往安太乡元宝村。安太乡坐落于元宝山麓的山间盆地之中，间有河流流经，将不同地块分成不同的自然村寨，目前多为苗、瑶、侗等族群聚居的村寨。在距离元宝村不远的“白竹埋岩”处，当地人介绍了苗族“埋岩”习俗。在重要事件发生后，村民们通常将一块大石的半截埋入土中，商定集体公约、调解纠纷。这些石头上并无文字，但“埋岩”时必须杀猪杀牛昭告全村，老人们会在埋岩前教育子女。可见，对本地族群而言，埋岩是村落内部制定公约的重要手段，人群通过身体实践维系集体记忆，以无文字的方式进行组织与协调。
随后，师生一行前往元宝村参观苗族梯田以及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陈春声老师不断提醒大家关注当地的生计模式，对人群生计的判断往往直接影响着对区域社会的理解。行车经过层叠的梯田即抵达博物馆，这是一座模仿苗族传统民居的“吊脚楼”式建筑，其内陈列苗族生产生活所用器物，并展示在苗族家庭生活、祖先祭祀活动中都至关重要的“火塘”场景。其中“芦笙坡会”习俗较引人关注，每年正月，此地相邻的村寨会定期在芦笙坪举办坡会，以芦笙为媒介，各村寨青年男女的婚恋，年龄相仿者的“打同年”均在此举行。
最后，考察队师生前往安太乡寨怀村。在该村村口处，考察队为处于稻田中的芦笙坪所吸引。每年冬日，稻田收成完毕后，田地即成为邻近村寨吹芦笙、办坡会的场所。本地芦笙坪又称“十三坡”，意即坡会举办于正月十三日。而芦笙坪中竖立有多根芦笙柱，拥有芦笙柱即代表拥有坡会仪式的参与权，区别于王朝国家的行政控制。本地通过坡会仪式所产生的村落联盟体系，进一步展现了区域社会自身形成的“聚——散”型社会模式。
晚上，工作坊举行“田野与学术研究”主题与谈会，刘志伟教授、黄国信教授、刘志扬教授就各自的田野经验，讨论了通过走路形成田野空间感、真正的田野与一般性田野考察的区别、田野的启发意义、人类学的多种田野方式等话题。随后，同学们围绕“村寨间的人群关系”“中原王朝如何统治”“区域人群如何自我管理”等议题汇报本日考察见闻。老师们作精彩点评，提醒同学们注意本地人群如何表达自身的习俗，不应先入为主地用书本中习得的理论解释埋岩、坡会的功能。同时，也要注意了解访谈对象的信息源。
二、闹鱼狂欢及河流两岸村寨的界限与融合
7月10日清早，考察队从融水县城出发前往红水乡良双村，该村地处元宝山北边山麓，村内有良双河流经。本日，考察队将参与考察良双村中的重要节日——闹鱼节的仪式过程，并通过仪式及其背后承载的社会环境探讨良双河两岸区域社会如何形成。
上午10时左右，师生一行抵达村落。该村将闹鱼节溯源至明代万历年间，并称至今已有467届。目前，因闹鱼节的活动影响力不断提升，周边县份的各民族群体纷纷踏至良双村参与闹鱼节及其衍生活动，如本日的民族服饰文化秀。闹鱼节仪式将在当日下午13时左右正式举行，在仪式开始之前，考察队调查了良双老寨的地理环境与生计模式，并在周围进行自主访谈。
师生通过走访得知，良双村内的几大自然屯以河流界分，两岸坐落不同的自然村寨，河流左岸为牛塘与旧寨（贾姓为主），河流右岸则主要为侗寨（杨姓为主）。两岸土壤、地势均有所差别。围绕着山间盆地，本地生计多以一年一季的稻作农业为主。关于闹鱼节的起源故事，则存在两个版本，其一为起源于保护庄稼，避免虫害等资源压力；其二为起源于青年男女在节日狂欢中的婚恋传说，也即村寨之间交往联络。带着地方社会究竟缘何孕育闹鱼节的疑问，考察队在该日下午深度参与了闹鱼节仪式。
下午一点左右，闹鱼活动正式开始。首先进行的是庄重的祭祀仪式，当地村民在芦笙柱下祭酒，继而由主持仪式的每个人喝一杯酒，再邀请参与活动的乡民、游客共饮。桥边鸣炮后，河两岸人群手持树枝，开始沿河岸游行，两岸男男女女相呼应，在时晴热时快雨的天气中或民歌对唱，或高声欢呼。祭祀仪式结束后，主持人、闹鱼活动赞助人（杨氏）先后发言，最后宣布闹鱼开始。良双河两岸观众人头攒动，工作人员将上千斤鱼相继抛向河中，早早站在水中准备就绪的抢鱼大队闻风而动。工作坊师生分组行动，观摩并参与了整个闹鱼活动的祭酒、河边游行、河中闹鱼诸环节，感染于乡亲的热情好客，沉浸体验闹鱼狂欢的节庆氛围。
通过参与闹鱼仪式全过程，结合其间的考察、采访，考察队对本次仪式产生了更深刻的认识。良双村地处元宝山北麓的山间盆地，良双河流经其间，为典型的溪峒空间。在此地，可用以耕作的土地资源有限，河流两岸不同族群相互竞争生存资源。师生在采访中也得知，河流不仅是空间上的某种区隔，还是两岸自然屯耕作田地的界限，两岸人民很少存在跨河占有田地房产的情况。此类族群之间因资源竞争而形成的紧张关系，则在“被发明的传统”——声称始于万历年间的闹鱼节中得以缓和。而两岸自然村寨之间的节日狂欢及其融合之社会功能，也印证了前述闹鱼节起源故事的第二种说法。
在晚上的汇报中，各小组总结了良双闹鱼节起源时间的矛盾点、闹鱼节的由来与社会功用、良双村的地理概况和姓氏分布等内容。报告完毕后，老师们分别予以点评和总结。温春来老师首先肯定同学们汇报中的优点，也针对事实和理论的关系做出了研究指导，提醒同学们丰富的事实不应成为既有理论的注脚。作为初学者，要首先从基本的访谈和田野入手，尝试把当地的基本事实情况讲清楚，同时也要对所见所闻保持批判精神。任建敏老师则从田野考察和文献阅读的区别展开点评，指出同学们具有一定问题意识，应尝试结合历史大背景和当天见闻来展开汇报。谢晓辉老师提醒不仅要在田野考察中关注社会运转的机制，还要关注地方的核心资源及其分配逻辑。最后，吴娟婷老师围绕“闹鱼节是什么”这个问题，阐述了喊寨、祭祀、游行、闹鱼等仪式活动的基本环节，探讨了个体如何构成社会的问题。
三、航道、市场与聚落的生成
7月11日，工作坊团队沿融江而行，将重点置于沿江聚落，考察长安镇、太平村、丹洲镇等地。首站，考察队来到了融安县博物馆，馆内藏有清代的《重建徳济宫捐款碑》《重建纸匠社碑》以及民国《长安市政建设碑记》等多通碑刻。多处清代碑刻均与社会经济相关，提醒我们此日在市镇中的考察内容将与前两日有所差异。
第二站来到长安古镇骑楼街，该地为湘、黔、桂交界之枢纽。自宋明以来怀远县（即今三江县）之治所变动频繁，老堡、丹洲、古宜都曾作为其治地，最终至清初才较为稳定。而长安镇也多次被提议作为该县治所，曾于明代设立过巡检司，至清末民国时期成为著名的商业市镇，乃融江流域重要的水陆码头。驻足长安镇，沿融江北上可抵贵州、湖南，南下可达柳州、梧州、广州、香港；上游的杉木、山货，下游的洋油、洋布等货物在此集散中转，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商人沿江进入在此经营。在当地村支书的带领下，师生参观了位于长安镇中融江畔的商贸中心——骑楼街，临街存留有长安商会及丝绸、纱布、印刷记等店铺旧址，铺间小巷可一路通往融江边，形成小型集散码头。在师生的采访与问询下，大家发现该码头既是沟通苗、瑶等族群与汉人市场体系相联系的汇集点，又串联起西江上游直至珠江三角洲地带的巨大贸易网络。
探访江边的集镇后师生即前往考察江边村落，第三站来到融江东岸乡村——太平村。该村坐落于融江沿岸，与长安镇相距不远。师生分头探访村里的陈家宗祠、冯泗庙、元始宫等历史建筑，细心收集散落在各处的古代碑刻信息。在繁盛的商业市镇的辐射之下，人群流动随着市场网络而变得频繁，太平村内的碑刻内容强调了土地交易与外来人口的问题。任建敏老师也提醒同学们，城镇与乡村有着不一样的定居模式和不同程度的社会流动性。
下午，师生乘船从东门码头（原税厂码头）登临明清怀远县治丹洲古城，实地考察了丹洲碑廊、闽粤会馆、古城楼及丹洲书院。在古城楼下，大家在陈子伯同学的带领下仔细研读碑文，对照解析古城地图。在碑廊的抹碑实践中，谢湜老师指导同学们抹碑手法、辨别较模糊的刻字；刘志伟老师提醒同学们注意“粤闽会馆”背后的人群关系与身份认同；吴娟婷老师带领大家共读原碑文献，提醒大家碑文中提到的“款”“塘”是非常复杂和综合的基层社会组织单位，既反映出清代当地民众应对夫役的自主策略，也是地方社会组织化过程的体现。
结合上午的考察，我们发现，在怀远县治的变动与商业市镇形成过程的背后，实际上是王朝国家在此地治理模式的改变。明代中期后，王朝国家对于融县、怀远等地的经略十分频繁，本地官员与周边族群的关系紧张，建县、迁治等过程在此地反复。国家试图直接控制地方社会的意图难以在多番进退之中实现，故自万历朝县令苏朝阳开始，官方转而尝试承认头人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力，进而量定编则、通达道路、巩固兵防。通过构建羁縻型政区，放弃直接掌控重点市镇外的区域，怀远县治逐渐稳定，而“款”“塘”等集内生村寨联盟、基层军事体系、地方赋役体系于一体的人群共同体，逐渐成为地方社会组织模式的关键。
晚上，工作坊师生共聚，分享见闻。同学们围绕“清代商贸市场运作”、“明清地方与官府关系”等议题阐述了白天的发现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刘海涛老师肯定团队“问题意识”清晰明确，延续中大历史人类学的扎实传统。中山大学谢湜老师引导大家思考：田野工作是什么？真实的田野与学术假设如何碰撞？他认为核心在于认识具体情境中“人的能动性”。凯里学院李斌老师再次强调田野调查对读懂如清水江文书等地方文献的关键作用，鼓励同学在实践中继续深挖。
任建敏老师和谢晓辉老师对同学们的汇报进行了细致点评，建议大家尝试从生计方式演变、乡下到城里、流动到定居、跨越地域的人群等角度结合串联几天的考察见闻。两位老师的点评为充实的一天画上圆满句点，在现实的触摸与思想的碰撞中，同学们收获的远不止于碑刻上的文字。
四、水道与神明：老堡、和里地区的人群与社会组织
7月12日，师生一行继续溯江而上，共同考察了融江沿岸的老堡乡、和里村。位于寻江、融江、都柳江三江交汇处的老堡乡，历史上曾是苗、瑶、侗与外部世界密切互动的空间，也是三省商贾的贸易中心之一。现存村落中的船民社区以及一群讲着广东方言的村民，仍可视为清代以降西江流域商贸—水运体系对社会形塑的见证，深刻体现了航道网络与人群互动的历史延续性。
“五百和里”地区位于融江与寻江交汇处，辖欧阳屯、杨甲、吴甲等寨，是侗民聚居处。溪畔的三王宫是这一地域的信仰中心，至今仍保持着活跃的节庆仪式，并存有清代以来的十余通碑刻。现有史料表明，三王作为本土信仰出现的时间较早，北宋时期朝廷曾两次对其赐封，明代万历年间怀远瑶乱平定后怀远县令苏朝阳亦曾在新迁县治丹洲城内设三王庙。今日和里三王宫现存的碑刻及建筑遗迹揭示了该庙宇的多重功能定位：一方面作为地方信仰中心和公共事务场所，另一方面又是当地社会与王朝国家互动的特殊场域。庙内碑文记载了数村寨共同参与的庙宇修缮、山林权属划分及赋役分配等地方事务，现存的二月五日三王庙诞等节庆仪式则由和里数寨轮值。现存的对联内容以及同治至光绪年间的官方颁赐牌匾，则充分展现了这一信仰空间如何成为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的中间媒介。
下午，和里村杨会光先生热情的向我们展示了他收藏的地方志、田地山林交易契约、放排账本等珍贵的官方文献和民间文书。在当晚的研讨会上，陈春声老师分析了汉人上岸定居后转变为侗人的人群身份变迁的历史脉络。刘志伟老师则结合数天的行程提示我们，研究者应从当地人个体出发去看他们用什么逻辑去解决问题，在历史上如何实践一套更广义的国家秩序。杜树海老师提示同学们要关注山地人群的世界观与本体论，比如竹生人、树变人等口头传说，这些无法用我们熟悉的“理性人”“经济人”“政治人”的思维去理解。同学们对田野材料进行梳理并在晚间进行汇报。黄瑜老师指导学生们如何处理田野里的大量文献，怎样通过选碑来快速认知当地，并提醒大家要对碑刻作为文本的生成过程进行考察。灵活地将田野所得和文献结合起来，发现其中的有机关联。
五、都柳江走廊：流动中的社会整合
7月13日，考察队将视野转至融江支流都柳江，重点考察了沿岸的富禄乡富禄村、葛亮屯、青旗屯、洋溪乡波里村及梅林乡梅林村。文献显示，都柳江在明清时期曾作为山区木材、盐粮运输的重要水道，是连接黔桂山区与内地市场的水路贸易走廊。
上午师生一行首先抵达葛亮屯。村内有一“社坛”，在当地人的观念中，该社坛是由本地宗教体系中的“萨坛”演变而来，由石头、泥土等堆砌而成，其仪式主要由村内女性参与。从访谈内容我们了解到，该村至今仍延续了山区村寨传统的寨老管理制度。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信仰、社会组织与流域内活跃的商贸活动自成一体。村内现存的闽粤会馆建于清代，同时也是天后宫及五省会馆，大门两侧“汉壮苗瑶侗五族”和“闽粤湘黔贵一家”的对联深刻反映了山区内外人群和商贸活动的互动。根据葛亮屯一位老放排人的口述，其自十八岁起便以从葛亮至柳州的木材水运营生。每趟水运需耗时一月捆扎木排，返程翻山则走陆路，亦需月余，年往返五至六次。他的讲述为我们再现了清代至民国都柳江流域木材水运的经营形态和放排人的生计生活。
富禄村作为富禄乡的中心集镇，至今仍在延续其自清代以来的繁荣商贸传统。这一地区历史上曾以著名的“八百街”商业区和五省会馆闻名，是湘桂黔三省商旅往来的重要贸易枢纽。在这一流动性极大的商业社会中，当年的街道和建筑已不复存在，但本土信仰长期延续。由女性主导的萨坛祭祀活动仍然存在，三王神像在庙宇拆除后被转移至村内陈列馆。通过富禄村的历史空间布局与信仰惯习，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与本土文化相互交织的历史脉络。
当晚，各小组分别汇报当天的考察成果，以及这段时间考察所关注西江上游区域整体历史过程，从人群流动、多元文化等不同角度呈现了西江上游地区的历史变迁。张亚辉老师则从萨神的含义、低地民族相对于高地民族的关系等诸多角度，继续深化了我们对于区域社会与族群的理解。李正元老师以人类学的田野方法提醒同学们不要带着预设下田野。覃延佳老师则从云南傣族村寨寨心与侗寨萨坛的比较切入，讨论地方如何改造文本阐释地方文化从而理解礼仪标签的创造。
六、侗民合款：跨村落的联盟组织
7月14日至15日上午，考察队深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三省交界地带，围绕市镇的商贸网络与本地村寨社会组织的关系进行考察，重点调研了西江上游的林溪镇、坪坦乡及其周边村落，旨在深入理解该区域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与组织机制。
通往西江上游的旅程，带来了人和物的双向流动。三省交界的特殊地理交通意义，让本地山中水道边的侗、苗等族群与外来商旅在这片区域交融共生。这两天考察的地点，是整体行程的最北端，也是溯流而上水路运输的终点。明清时期，湘桂两省的商旅通过科马界古道这一水陆转运枢纽，完成粤盐与湘米的运输和交易。其中一些人成为了商业移民，主要生活在林溪镇。历史时期他们曾在此设立商会、建立五省会馆。粤语使用传统在镇上十分常见，其原因或是居民祖上从广东迁徙而来，或是当地人为与广东商人沟通做生意而习得，反映出跨区域商贸往来的文化包容性。肩挑背扛的挑夫职业一直延续到近代，工作坊成员在镇上采访到挑夫老人自述行走在山间的经历。
附近以侗人为主的村寨，有着与林溪镇的商业移民社会不同的组织结构，如14日下午考察的坪坦村和15日考察的同乐苗族乡七团村、独峒镇岜团村。一方面，侗寨通过河流运输与更大的外部世界密切相通，接受交融的文化。例如过去的货物自林溪出发可改由“科马界”山进入湖南通道、靖州一带，再经坪坦河将货物运输到湖南省通道县坪坦乡；另一方面，他们内部以涉及生产、军事、婚姻等多维度事务的独特“款”组织维系起来，不断表达着群体的边界，形成了富有凝聚力与生命力的社会形态。
坪坦村为考察队了解侗族“款组织”的运作实态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现场，被师生视作侗文化“实物博物馆”。在坪坦村的明清老寨，师生们参观了作为寨心的萨坛，以及作为核心公共空间，兼具议事、娱乐与婚嫁仪式功能的鼓楼。鼓楼的日常平静悠闲，但是旁边广场晾晒的古董侗戏戏服提示我们，这里在节庆狂欢时是多么热闹非凡。侗寨除了物理上的仪式中心建筑，还有精神上的中心规则——款规。工作坊成员来到以侗语和汉语的双语款约前，探讨了侗人在无文字阶段的口传款规如何变为文字记录。老师提醒我们，款规中的语气助词，恰与几天前闹鱼节所见高举树枝齐呼、喝酒欢呼的声音对应，平面的文字有着鲜活的仪式意涵。
而在岜团村的考察中，考察队进一步了解了侗族“款约”制度如何将区域中的人群团结整合起来。我们看到了款坪——侗族人“讲款”和执行款规的场所。款坪附近的飞山宫，供奉五代侗族首领杨再思。梁平五年（911年），杨再思率“飞山蛮”归顺朝廷，被宋王朝封为“威远侯”。他与骆郎、贯公设立十洞，制定“威规、阳规和阴规”三大款约，并通过“堂款”影响湘西南、黔东南和桂西北地区。山河之间分散的村寨正是通过不断合为大大小小的“款”组织，建构着当地的社会架构，王朝国家并非单向地“进入”地方社会，而是通过与人群各种形式的互动过程中，将本地的组织结构纳入到国家管理之中。
为期一周的田野考察中，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多院校师生溯江而上，穿越西江上游流域的河岸、河谷峒地，协同考察并深入交流讨论，不仅在共同调研过程中建立起深厚的学术友谊，还在多学科、多视角的碰撞中更新了对西江上游区域乃至西南边疆与族群的认识。中华文明的边疆是多重网络交织下的接触地带，国家制度、商贸流动、山地人群与款约传统在此碰撞调适，共同塑造了区域社会的独特形态。
各组记录、拍摄：卢逸洋、邹宇乐、邓春碧、王晗、陈子伯、李壤、丁当、邹珺煜、郭安宁、赵晓婧
撰稿：万耘吉、李知真、徐行、罗慧香
统稿：吴娟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