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刘志伟｜从海洋视角看海洋中国——基于生态、生计与人群的思考

 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26年第2期
 

图：广州市南沙区水上婚俗 （图片来源：“印象南沙”微信公众号）

  “海洋中国”不是我研究的领域，我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但是我研究的区域，与海洋紧密连接在一起，我关心的历史问题，离不开海洋世界的活动，所以海洋也一直在我的学术视线里。如何在自己的研究中认识海洋，理解海洋，将海洋纳入我们的历史解释体系和论述框架，已经成为我理解历史不能摆脱的思考维度。数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从杨国桢教授提出中国历史要加入海洋视野的主张出发，选了几个话题阐述我在从事地域社会研究时的海洋视角，文章收在纪念他八十华诞的文集里。[1]不过，文章发表后似乎没有听到什么批评。在这里，我想在那篇文章的基础上，结合近期的一些思考，稍散漫地作点发挥。

  这里用“从海洋视角看海洋中国”作为标题，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累赘，既然谈的是“海洋中国”，不就当然是海洋视角吗？其实，在我们熟悉的历史叙事中，一直以来谈到海洋，基本上都是以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为核心内容的。一讲到海洋，首先想到的，大概率是郑和下西洋、海上丝绸之路这类话题。这些历史议题，很明显都是从王朝国家通过海洋与外部世界交往出发的。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内陆国家的视角。记得好几年前，杨国桢教授用比较生动的说法提醒我们，要跳到海里去看中国历史，我当时开玩笑说，那我们就要先变成一条鱼，用鱼的眼光来看陆地发生的历史。这当然有点夸张，但我由此得到启发，看海洋中国，除了要大力去研究中国通过海洋与世界的联系外，还需要超越（不是摆脱）我们根深蒂固的内陆视角和国家视角。我们当然不可能成为生存在海洋里的生物，但我们至少要在海洋生态的场域去看海洋社会，从海洋社会出发建立认识海洋中国的视角。

  说到海洋视角和内陆视角，我想谈谈从艺术家那里获得的一点启发。2022年9月，广东顺德的盒子美术馆举办了一个以“观海听涛泰山村”为题的艺术展，展出的是一位出生、成长在海南文昌的艺术家翁奋的作品，策展人陈晓阳写了一篇文章谈策展体会，其中讲道：

  对于习惯陆地思维的人来说，难以想象在浪涛汹涌、风云变幻的海岛上复杂的离散族群到底经历着怎样的日常……直到我发现他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被摄者正面或侧面的形象时，才渐渐领会其实一直有一个潜在而无声的“岛中人视角”隐藏在这些图像背后。对极开阔视角和无限天际线的塑造，正是岛民的日常——他们总在向外张望，无论是风云变幻还是沧海桑田，向外的探索面对的正是这条一直视而未见的“地海平线”，正是岛民面对无止境海面的视觉习惯……于是我在决定将《消逝的风景》系列作品安装上墙时，放弃画幅中线而选择以画面中的地海平线作为中线基准，在整个美术馆的展览空间中，就出现了一条通过视觉可连绵重构的边际线；美术馆也借由这些作品，化身为一个可让观众体验岛屿感官的体验场。[2]

   艺术家对于视觉和图像、图景的感觉比我们这些惯于从文字去认识世界的人要敏感。我虽然错过了展览，但策展人的这些话，将我长期在文字和现场中游走于沿海形成的历史图像激活了。我更确信，要认识海洋中国，首先要走进海洋生态的环境，形成或理解海洋世界的视觉。在海洋生态环境下生活的海岛居民的认知体系、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均建立在与海洋共生的生活经验之上，与陆地居民基于农耕文明形成的认知存在明显分野。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在重构海洋历史场景时，是否也应该设定“一条通过视觉可连绵重构的边际线”，营造一个可让读者体验海洋感官的体验场？

  2022年9月，“观海听涛泰山村”艺术展 （图片来源：“收藏拍卖杂志”微信公众号） 

  历史学研究和表达的方式，似乎不太可能营造一种物理空间维度的体验场，但我们可以在时间维度上，以抽象或想象的方式设定一条可连绵重构的边际线。这条边际线在常见的海洋史研究领域，大多设定在远洋航行和海上贸易上，但我认为更加基本的，更能把海洋世界的整体性串连起来的，是世代生活在海边、海岛乃至海上的人群，他们基于海洋生态形成的生计方式与生活模式。海洋人群的生计，建立在与海洋紧密联系的生产活动之上，是海洋人群生存的根本，也是其文化与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关于濒海生活的人群的生计，嘉庆《澄海县志》风俗卷中有一节“生业”，比较详细记载了当地人群的海洋生计，姑择其要略如下：

 行舶艚船，亦云洋船、商船，以之载货出洋，闽粤沿海皆有之。闽船绿头，较大；潮船红头，较小。用粉白油腹而甚便于行，故名。各有双桅单桅之别。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赀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即煮糖厂），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东北风起，贩棉花色布回邑下。通雷琼等府，一往一来，获息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

扣圈，春夏间天晴无风，掌圈者集数十蜑船出港，给以饮食。长年张网取之，或多至数十担，获利什伯。若所获少，俗谓之扣白圈。

桁罾，亦谓网艚。视椿数多寡以篾绳牵连之系网焉截流而渔。有由数十担至百余担之多者。

牵罾，或谓牵风。风信至，乘风出洋，各矜识力，举网而渔。网毕以一船收鱼为对，有卖至制钱一万以上者。

放湖者，就濒海之地，筑堤围之，设闸（或谓戽门），以时启闭，潮长则启，鱼虾之类乘流而入；或有自生长湖坪者，其出恒不穷云。

挨缉，亦网属，缚竹为缉，篙高丈余，又其上而方，其下以属，网渔者以缉取鱼。

涂跳，形如小舟。每遇海水落时鱼虾蚝蛎之类，沾浅沙中，不能施网罟，跳足涉之□陷，渔者因用此舟。

围箔，编竹为之，择水深处积椮。系以蚶壳，外环竹竿十数根，用机挂箔竿上，鱼恃椮以藏群焉，就食动𰺋生响，则箔随机下因围取靡遗焉。

跳白船，用粉白板斜出船舷，映水中，令白鱼见之，以为水也，即跃入舟。凡濒河之地皆有之。

矾䖳，海蜥也，用矾水浸之，晒为脯，名海蜥皮。持赀业此者，大约起家少，而倾本多。

放蚶蚶苗，贩自闽省，其质至细而价甚高。养之不数月获息甚伙。

晒盐，盐生于潮，成于日。而非沙不为功，沙非盐而能造盐，故俗谓沙为盐母。濒海居民筑沙坦，成盐田。每日成盐二石许，冬春日短而微，每日成盐石许。

挖，生于海滨泥坪，亦有挖之而无者，蓬洲一都泥坪悉坪也。豪右之家，各据地段，高者垦为田，不可耕者则租与人挖。濒海之民，以小舟挖取之，卖与窑户烧灰或备宫室之用，或为粪田之具。[3]

  这里列举的生计方式，以航海、制盐与渔业为主，也包括各种海产品的捕捞、养殖、采集等等，其中很多除了是沿海人群的日常生计来源外，也是获利甚丰的产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们谈到海洋生计时最为关注的海洋航行和贸易，通常并不是跨国贸易，常态且更大规模的航船贸易，是区域内和国内跨区域贸易为主体的贸易。这些航海船舶主要是只能顺风航行的单桅或双桅船舶，航海贸易的范围以北往苏州、天津，南下雷州、琼州（今海口）为主。在更早的时代，这个区域的船舶航行的范围更是以本区域为主，康熙《澄海县志》记载：

农工商贾，皆籍船为业，其稳底船兴贩多于三阳大埔之间，其罾子罛船运艚，多捕海港，其舶艚，远驰省会、高、惠，逐鱼谷盐铁之利。[4] 

由此可见，船舶航行运输贸易，固然是海洋生计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海洋人群的活动空间，主要覆盖在周边即国内海岸的水域，并非以远途贸易的远洋航线为主。当然，18世纪以后，随着世界贸易体系的扩张，国际贸易越来越频繁，规模也在扩大，这些海洋人群也越来越多地被牵引到更广大的世界贸易体系。沿海船舶远洋航行在发展中，但这只是海洋人群既有生计方式的自然延伸和扩展，并不是一种从国家出发的对外交往活动。

  2025年秋天，广州太古汇举办了一个关于海洋的美术展《海丝回响·泛舟记——从珠江到世界：海丝船舶文化展》。“海丝回响·泛舟记”这个标题引起我对海洋视角的思考。对于世代生活在海上或海岛的人群来说，“泛舟” 其实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他们对船舶和水上空间有着天然的依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同 “海上丝绸之路” 这个概念有关联。由此，这个展览便产生出一个有趣的悖论：展览试图以 “海丝回响” 呼应海上丝绸之路的宏大叙事，其内容却聚焦海边人群的日常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与国家间的海洋交通线路一类宏大主题并无直接关联，更不可能是这种属于国家范畴的历史存在的“回响”。展览中的诸多细节，更凸显了这种视角的差异。例如，部分展品以“水、陆、数字世界”为核心元素，将画面划分为四分水面与四分陆地，以抽象的方式呈现人对海洋的认知，这种认知显然就是基于海洋生态形成的；另有关于龙舟与福船的调研对比，区分了内河航行与海上航行的载体差异，也凸显了水上活动的本地基因；而“九龙江疍民的水上记忆”板块，通过大量照片展现了“以舟为家”的生活场景，这正是理解海洋中国的关键——海洋中国的根基，并非远途贸易的宏大叙事，而是海口、海面之上人群的日常生计与生活。展览中有一个“送王船”的板块，内容同样值得关注。作为闽南地区的传统民俗，送王船的活动范围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航线并不重合，其承载的是海洋人群的信仰与文化记忆，而非贸易往来的需求。展览给我一个很强烈的印象：海洋人群的活动与文化，有着自身的逻辑与脉络，并非由国家视角的宏大概念所主导。有趣的是，这个展览展示了一幅19世纪成立的英资太古公司营运的航运路线图，图中显示，太古公司的航运路线，只分布在东南亚与东亚海域，也就是广东、福建海船海上传统的活动海域，与时下人们一讲到海上贸易就用的航运线路网络（例如广州通海夷道或郑和下西洋路线）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反映出以闽粤海洋为中心的海洋区域，是以立足于这个海域的海洋人群的活动构成的，有着久远的传统，海洋人群的活动空间始终是从自身的行为逻辑建构起来的。无论是王朝国家对外交往，还是世界体系的扩张，都是海洋人群日常生活的空间与外部世界的整合过程，我们对海洋的认识应该从这个空间出发。

2025年9月29日—10月19日，“海丝回响·泛舟记”展览 （图片来源：“遇见广州”微信公众号）

  我在前面提到那篇小文中引用明人编纂的《筹海图编》等文献，试图呈现一个不同于传统认知的海洋中国图景。书中详细记载了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的海域、岛屿与人群活动，勾勒出以区域海域为单位的海洋社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人群的交往、贸易的往来、文化的传播，均以海洋为纽带展开。这种图景，并非大陆中国的 “边缘”，而是一个有着自身结构与活力的独立海洋世界。人们讲到王朝时期中国的海洋活动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首推郑和下西洋，把郑和树立为中国走向海洋的开拓者。郑和的船队无论规模和航行的距离，的确都是划时代的，郑和下西洋无疑是中国航海历史上的壮举，但大家都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郑和下西洋的航船，是在既有的造船技术和能力的基础上造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不可忘记，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他到达的地方，“多遁居海岛中国军民无赖者”[5]，而在航行之前，是“预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并有现成的“针经图式付与领执”[6]。可见郑和航海，是在沿海民间早已经具备的航海技术和航海经验之上进行的。这一事实提示我们，在王朝国家力量推动下的航海，也是在海洋人群既有的海洋活动基础上进行的。

  布罗代尔建立的从日常生活的结构（物质生活）出发，到形形色色的交换，再到世界的时间的历史解释模型，同样是理解海洋中国历史发展的方法。理解了海洋人群的生计与生活逻辑，我们才能更准确地认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机制。我并不否定在海洋中国的研究中，海上交通、海外贸易、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都是非常核心的内容，也不会质疑学界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的海上贸易同样是认识中国的海洋历史的主线。事实上，要判定一个国家具有什么程度的海洋属性，或者要从海上活动去认识一个国家的历史，毫无疑问都不可不将视野放在海上贸易去讨论。但是，这些国家视角的海洋历史，需要建立在依海而生的普通人的日常生计和生活的出发点上。在中国王朝国家的历史上，无论是由波斯人、阿拉伯人海上航行发生中外交往和交流，还是欧洲人进入东南亚、东亚将中国拉入世界贸易体系，外来的因素与中国沿海地区的互动，都应该从海洋人群既有的日常活动出发去认识。在这样的视角下，明代后期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就不是由西方世界单方面主导的，而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人群利用自身的海域优势与贸易经验，进入全球贸易体系的结果。那些流动在东南亚乃至更广大海外地区的华人社群，包括他们在海外建立的社会，并非由海上丝绸之路衍生出来的，而是海洋人群的流动、定居与文化传播的结果。这些人群的活动，推动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其历史价值不亚于官方主导的远洋航行。

  综上所述，看待海洋中国的关键，在于跳出内陆国家视角与单一贸易叙事的双重局限，以海洋为本位，聚焦海洋人群的生态、生计与历史主体性，研究海洋不能脱离海洋的主体——人，以及人与海洋共生的生活方式。海洋中国的历史，是由世代生活在海边、海上的普通人创造的历史。他们的船舶、渔网、盐田以及庙宇，比远途贸易的商船更能代表海洋中国的常态和本相。回归海洋的生态与人群的生计，从日常的、微观的视角出发，构建属于海洋自身的历史叙事，是我们理解海洋中国不可绕开的路径。 

参考文献、注释

[1]刘志伟：《地域社会研究的海洋视角——从地缘社会中寻找流动的历史》，载陈春声、郑振满（主编）：《涛声回荡——杨国桢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2]陈晓阳：《重塑共同时间：翁奋艺术实践中的海岛、乡村与家园》，载《画刊》2023年第5期。 

[3]嘉庆《澄海县志》卷6，《风俗》。摘引时为免文繁，删减多处，删减处略去省略号。 

[4]康熙《澄海县志》卷5，《风俗》。 

[5]《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2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 

[6]巩珍：《西洋番国志》，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     
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