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喜丨与人类学对话：一个中国历史学者的参与观察

编者按

当前，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呈现出日益鲜明的交叉融合态势，历史学注重历史情境、叙事深度与个案复杂性，社会科学擅长理论建构、因果分析与比较视野，二者相互借鉴，已催生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等新兴交叉领域，展现出强劲学术活力。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虽深刻助力历史研究，却也带来理论与史料失衡、方法误用、学者主体性弱化等新问题。如何在跨学科对话中坚守学科本位、善用社会科学方法、借力技术赋能，构建兼具理论自觉与实证扎实的研究路径，成为学界共同关切的前沿议题。为搭建高水平跨学科交流平台，凝聚学界共识、回应时代关切，我们特推出本期“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交融”笔谈专栏，聚焦AI 时代史学创新、社科理论本土化、历史人类学方法、近代法律史研究等前沿议题，邀请冯筱才、王锐、赖骏楠、贺喜等学者各抒已见、坦诚交流。期待此次研讨，能碰撞思想火花、明晰研究方向，推动史学研究在跨学科融合中守正创新、在技术赋能中行稳致远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体系贡献学术力量。

作者简介：贺喜，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人类学、明清史、中国社会经济史。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6年第3期

引用格式：贺喜.与人类学对话：一个中国历史学者的参与观察[J].广东社会科学，2026,（03）：165-170.

早期人类学者主要面对没有文字的社会，因此发明出多种方法，超脱文字记录的限制，研究社会。其中，包括如何进入社区，如何参与观察，以及如何处理物质生活、环境变迁、口述访谈、仪式展演等等非文字的资料。因此，当埋首书斋的历史学者将目光从文献转向社会，并亲身走向历史现场的时候，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以及基于社区研究所提出的关于生态、语言、族群、信仰、仪式等关键问题的分析概念，成为了对话的典范。

作为历史研究者，人类学给予我多重启发。首先，长久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抱持着以人为本的学术追求。其二，人类学把田野观察置于其必须的研究方法之中。其三，人类学的资料大多来自田野。应该说明的是，这主要来自早期人类学者进行田野考察所带来的影响。

早期人类学者以田野观察为描述社会的根据，其研究范围大都集中在尺度较小的社区。相较于非文字资料，早期人类学者对于文本分析的要求非常有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排斥文字资料。他们注重社会的完整性，一度特别强调社会制度对于社会整合的功能。然而，功能契合很难用于解析社会变化。至1980年代，人类学提出重新发现历史。可以说，不约而同地，人类学也在寻求与历史学对话。人类学的朋友比我更了解这一段学术史，不必赘述。

本文聚焦于中国历史学与人类学接触过程中的一个历史片段，即从1950年代开始的西方人类学对于中国社会的认知，怎样影响到以区域研究为主体的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希望在众多回顾或讨论学科互鉴的论述中，加一个小小的注脚。难免挂一漏万，请方家指正。

一
 

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最有影响的欧美人类学研究，可能最早出现于1950至1970年代。这发生于人类学者主动向历史学寻求对话之前。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研究开始于1940年代末，他的研究成果并没有立即出版，至1960年代，他才发表对中国史学界影响至深的关于市场网络的文章。他通过田野观察，以一盘散沙的农民的日常交易行为，建构出不同层级的市场圈，通过市场与市场之间的连贯与互动，建构了全国的市场。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出版了两本关于华南宗族的著作。他观察到宗族并非扩大的家庭，而是以血缘语言表达的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武雅士（Arthur Wolf）、孔迈隆（Myron Cohen）等于1970年代开始实地考察。武雅士以地方宗教作为观察地方社会的切入点，讨论神、鬼、祖先与现实关系的对应和分歧。孔迈隆主要研究农村的家庭。这些学者并非对历史不感兴趣，但是我们可以说，对历史的追溯并非他们的研究焦点。弗里德曼、施坚雅的理论渊源，以及其论点究竟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社会的情况，人类学者王铭铭曾有详细讨论，兹不赘述。本文只是追溯其影响中国历史研究的过程。总体而言，以上研究提供了自下而上的从人的活动出发观察中国社会的不同视角。

就欧美学界来看，上述1950至1970年代西方人类学者的研究对历史学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最早体现在1970年代在欧美完成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几篇博士论文。姜士彬（David G. Johnson）在1970年取得美国加州大学的学位，其论著《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于1977年出版，该书是我所见最早将弗里德曼作为理论根据的史学著作。他说：“弗里德曼并不是汉学家，但是，他在理解中国宗族组织上的贡献，超过之前的任何一位汉学家。”紧接着，在1978年，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出版。姜士彬是伊佩霞的老师之一。伊佩霞著作甚丰，至1980至1990年代，她从宋史入手思考宗族制度早期的渊源。她的成果也不仅限于个人著作，还体现在组织以宗族史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促进了中国历史研究与人类学的结合。在欧洲，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在1950年代已经撰有讨论范仲淹范氏义庄历史的重要论文，但是对他产生影响的学者主要是陈寅恪与日本学者。1979年，杜希德的学生Hilary Beattie出版了研究明清桐城县的《中国的土地与宗族》。他的另一位学生宋汉理（Harriet Zurndorfer）则研究《新安名族志》，1981年在《通报》以此为题，发表文章。至1980年代，以宗族或市场网络为主要对话问题的专题研究相当丰富，成为了这个时代诸多重要论著的两个出发点。

当然，提倡田野工作的也不止人类学。从十九世纪起，西方的道教学者早就开始“跑田野”。至1960年代，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等研究道教的学者在东南亚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师从地方道士，学习道教礼仪，再将田野经验，运用于《道藏》研究。丁荷生、劳格文（John Lagerwey）都受到这个学术潮流的影响。

二

二

在尚未系统接触到西方学界人类学有关研究方法以前，对于中国历史学者而言，研究唐代贵族家庭、明清宗族，并非新鲜课题。1950至1960年代，关于社会形态的讨论是社会史领域的研究主轴。在这个主流之中，部分学者超越了聚焦官方制度梳理，以及以法律条文涵盖社会实际的讨论方式，着眼于探讨制度如何在民间社会运行。

傅衣凌以1940年代在福建山区发现的土地文献为基础，讨论具体区域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而“发人之所未发”，提出更具普遍反思性的提醒，即氏族关系对于经济行为的意义。他这样回忆这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秘密”，说道：

我发现明清时代农村虽然有些变化，但在山区农村仍然保持闭锁的自给自足的形态，一切的经济行为，差不多都是在血族内部举行的，而这氏族制的“产不出户”的残余，即所谓“先尽房亲伯叔，次尽邻人”的习惯，成为中国历代地方豪族能够保持其特殊势力的基础。这一点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秘密。后来我把这些资料写成《明清时代永安村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清代永安村赔田约的研究》等文章。这种引用大量民间资料，即用契约文书、族谱、地方志来研究经济史的方法，以前还很少有人做过，我深感到，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可以进一步开拓新资料的来源，而且还能发人之所未发，提出新的见解。所以，自此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研究方法之一。

傅衣凌所说到的“以前”，大概是指1940年代之前的中国学者的研究。因为1961年他所著《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的修订版，早在1943年已经刊出。日本学者，如牧野巽、清水盛光等，在1920、1930年代已经开始大量利用民间文献探讨农村概况。傅先生先人一步的学术积累为厦门大学成为民间文献研究重镇奠定了基础。

在中山大学，从本土的研究传统出发，梁方仲对明代税收的研究，虽然多以明代官书及文集为主要史料，但是相当看重制度在地方上的运作。刘志伟与陈春声对梁方仲的治学方法，有如下的描述：“梁方仲先生重视王朝制度研究的取向是没有疑问的。但梁方仲先生研究王朝制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明制度本身的内容，而是要通过剖析制度运作的机制去说明社会经济结构的实态。因此，在梁方仲先生的研究中，除了正史、实录、会典一类官方文献一直被重视之外，其他地方的、民间的文献也一直是梁方仲先生所倚重的材料。”可以说，不约而同地，社会经济史领域也开始关注地域社会的研究。

这个时期，多种新史料的出版也深刻地影响着学界关怀。最早给学界带了震撼的是敦煌的文献，1950年代发现了徽州文书，1959年出版了苏州碑刻，1970年代后期刑科题本也进入学界视野。新材料引发新问题。敦煌写本带动了唐代地方社会研究的蓬勃发展，苏州碑刻成为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重要资料，徽州文书开启了地方文献以及地域社会史研究的时代，面对刑科题本这一类的法律文献，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在尝试如何利用法制史领域的材料跨越时空地勾勒基层社会，进行民族志式的研究。

由于社会经济史扎根乡土的视野，以及同时代新资料的发现带来的震撼，中国历史学者早已急迫地开始了田野调查的脚步，并没有静待1970年代人类学的到来。从1950年代开始，关于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大事件研究，都已经包括了实地考察所收集的资料。叶显恩1983年出版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基于作者1960年代所撰论文，他从佃仆制出发，讨论包括徽州“宗法制度”在内的徽州农村社会。其中就包括了他1965年和1979年以个别访问和座谈会的方式对当年的佃仆及其主家进行的实地调查。

山西大学乔志强与南开大学冯尔康在1970年代前后也开始了社会史领域的开拓。乔先生尤其注意地方文献，早在1956年就出版了《曹顺起义史料汇编》。现在首屈一指的研究“微观历史”的材料《退想斋日记》就是由他发现与标注发表。此后，行龙接续和发扬了乔先生的传统，不断推进山西社会史研究。南开大学冯尔康是中国社会史学会的创会会长，在宗族、族谱的历史研究方面有丰厚的成果，常建华对明清家族的经典研究可以说是承传了冯先生开始的传统。由此，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均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学术重镇。

至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当年青一代的中国学者，以阅读文献配合田野考察，并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探讨广东和福建地域社会史的时候，中国学者已经有充分的田野经验与理论背景。可以说，如陈春声所说，“回到历史现场”，抑或如刘永华所说“在文献之中进行的田野调查”，既是历史学者对于人类学学术方法的共鸣，也是长久以来社会经济领域研究者的学术自觉。

三

1980年代开始，科大卫、萧凤霞（Helen F. Siu）与刘志伟、陈春声在珠江三角洲进行合作研究，丁荷生（Kenneth Dean）与郑振满在江口平原进行合作研究，蔡志祥与陈春声在潮州进行合作研究，当然还有赵世瑜在华北深耕的田野研究。他们带着社会经济史、民俗学，以及西方的人类学、宗教学、日本社会史等多学科训练背景，将深厚的制度史训练、精读文献的功力与田野考察相结合，以区域为基础，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研究。2001年成立了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1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作为理解中国历史的试验场，区域研究既跟随研究者的问题而界定，又关涉研究对象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因应多种因素而做出的行动与自我认同而调整。因此，进入区域研究，地理、宗教、经济、社会各个不同研究范畴之间的界线，由于人的活动和观念而打破。比如，明初赋役制度下的粮长，也是地方宗族的建构者。定期祭祀土地神的机构，也是里甲制度下的行政单位。今时今日仍活跃着的神祇出游“祭祀圈”可能也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村际联盟。当然还有宗族，可以是一种同姓联盟，也可以是以祭祀祖先为前提，实际存在控产关系的控产机构，类似于西方的“公司”。在区域社会中，宗教深刻地与地方结构相勾连，并表达于礼仪，而礼仪有种种可以叠加的标识。在历史上，不同的礼仪标识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出现、发明和推广，礼仪标识的重重组合，形塑了一统又多元的社会风貌。可以说，礼仪标识是文化上的DNA。以这些灵活的概念，来观察区域社会结构的长时段变化过程，很可能正是受到人类学的影响。简言之，“礼仪标识”的概念就是人类学者华德英（Barbara E. Ward）的认知理论的变样。这些论点呈现于科大卫、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萧凤霞、蔡志祥、丁荷生、劳格文等诸位学者的多种著作之中。

陈春声在《历史•田野丛书》的序言中简要地陈述研究旨趣：“要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郑振满在某次座谈上，精彩地归纳了共同追问的问题所在：“我们一直在追求对珠江三角洲、潮州地区、莆田地区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历史过程的比较研究，比到最后就是追问一个问题：宋代的中国是什么？明代的中国是什么？清代的中国是什么？我们感觉到这些地区的文化差异是不同时代形成的，或者说是不同时代的文化建构造成的，就是说这些地区有的是在宋代发展起来的，有的是在明代发展起来的，有的是在清代发展起来的。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的文化建构，形塑了后面的社会形貌，所以比较现在的区域社会文化差异，实际上回答的是历史的问题。”

这些追求，与傅衣凌在1940年代从一乡一地出发所见之中国农村的秘密，有一种时空上的呼应，即区域研究的广阔视野和根本关怀。正因为区域研究的超越区域视野，这一代学者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合作中，得出的心得是读文献的目的，是对文献提出问题；而跑田野的结果，是需要跑更多的田野。

2010年，张小也在《清华大学学报》发表了《历史人类学：如何走得更远》，归纳了主张这个旨趣的学者们的阶段性思考。文章的结语是“走出华南”，与2004年科大卫提出“告别华南研究”异曲同工。2010年，由香港特区政府资助的历时四年的合作研究计划“西江计划”进入尾声，另一个，历时八年的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即将展开。这两个计划致力于从区域比较的角度，即超越珠江三角洲、潮州地区、莆田地区，对更广泛的区域进行深入研究。我们既有以江西、湖南、山东、江南、华北等空间区域名称组成的团队；也有以卫所、宗教、水上人等理解明清中国的关键词组成的团队。这个计划的成果至今仍在陆续出版。在Routledge出版的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系列，就是团队建立中国研究与海外学术界对话的努力。

从1980年代至今，已有几代学者参与其中。第一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的学员，如今都步入中年。更年轻的学者仍在继续他们的脚步，有的朋友走向更远的田野，开始着眼全球化的问题。每一代人都有其关怀，归根结底，大家一直在坚持的大概仍是走向田野现场，以及在文献内进行田野研究的基本方法。

余论

历史学与人类学有很多共同的学术旨趣，既是学术机缘的不期而遇，也是以人为本的史学书写的学术自觉。但是，这两个学科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我的印象中，现在人类学者好像已经远离了关于宗族的研究，甚至对于社会架构的讨论也兴趣寥寥。当然我更希望这是我的误会。的确，很坦白地说，我们目前对话的人类学者主要是老前辈以及多年合作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历史人类学学刊》2008年发表过日本人类学者小熊英二的文章，他讲述了一个在“高度经济成长后”进行田野考察的故事。被考察的地方人士，见到人类学者用来拍照的照相机，对他说，我也有一部。小熊英二说，原来田野调查是有权势的人调查没有权势的人，现在被调查者可以阅读调查者所写的报告，甚至提出异议。回看新一代人类学者的殊途，田野的改变与挑战可能是其中关键的因素。

同样地，历史学者也在面对时代变迁。前一代的学者（我们的老师辈）仍可以见到的明清时代遗迹不少已消散如尘埃，即使得以保存，亦经历着改造或活化。同时发生的是大量田野文献不再藏于村民之手，而经由不同渠道，进入了公藏或私藏机构。抢救性地发现、整理和出版当然是极有价值的学术工作。但是，面对极大丰富的地方文献，学者既感到幸运，可能也心存忧虑。何以担忧呢？首先，如何在浩瀚的文献中，提出新的问题，是对学者新的挑战。其次，当文献日益富足，田野逐渐消失，进入区域史领域的下一代历史学者会不会又回到闭门著史的局面呢？我相信，哪怕下一代学者手指碰触的地方文献已经是印刷精美的典藏，我们/他们还是需要将其还原到实在的地方社会与人的生活。

逝者如斯，随着20世纪逐渐地成为了历史的地层，历史学的田野考察，也逐渐地从明清往后延伸。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边缘化，城市成为主角。我们也开始摸索如何在城市进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20世纪的历史还活在很多人的记忆之中，如何为 20世纪留下一部历史人类学，或许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在新的课题关怀下，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仍有很多领域等待开拓。

尽管历史学者所研究的古人，大多数不能再对历史学者所记录的事实，表达意见。但是归根结底，田野的方式依然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与历史上曾经活过和正在活着的人们共情，这大概是不同人文学科可以对话的基础与同归的追求。

在漫长的学术之旅中，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带着彼此或深或浅的学术影响，同行过一程又一程。这种互相启发、又各有径路的几代学人的合作，正是跨学科的一种尝试。从一位历史学者的参与观察来看，历史人类学以人为本的学术旨趣，并非只是取法于人类学，我们向很多学科学习，宗教学、建筑学、法学、医学、人口学、统计学、生态环保学等等。作为一种跨学科的领域，吸纳、反思与创新是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其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