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九届闽浙赣区域史工作坊纪要：8月6日—7日
8月6日，工作坊师生一行前往福建省永定县下洋镇、广东省大埔县茶阳镇与三河镇继续考察。结合前一日对平和九峰、大埔百侯的走访，我们尝试将客家山区社会的历史脉络放置于整体流域中理解。下洋、茶阳、三河地处闽粤交界的上游山区，却并非封闭的内陆腹地，韩江上游的汀江、梅江、梅潭河等在此交错汇聚，构成一条贯穿南北的水运干线，连通下游的潮州、汕头。密集的水系输送了木材、食盐、米粮等物品，各种信仰在各色人群的迁徙中四处传播、落脚，从茶阳天后宫的碑刻记录的众多人群正可以窥见这一流动的世界。
8月6日上午：福建省永定县下洋镇
清晨大家乘车来到永定下洋镇的中川村，当地的大族为胡氏。平和九峰曾氏在地方动乱中以筑城、立碑等方式彰显自我，百侯杨氏与萧氏宗族的发展以科举为重要途径，中川胡氏的故事则提供了与前两者均有所不同的面向。
中川村位于龙岩市永定区下洋镇镇区西面，地势北高南低，原有张姓、江姓、谢姓等人家散居山麓四周，胡氏家族迁入后，依托金丰溪放排，将木材运销潮州，获利丰厚，渐成地方大族，原有各姓则逐渐息声。村口土地庙内的神主碑上刻有“捷获悉赖神”五字，大家纷纷驻足猜测。
胡氏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建起家庙，家庙前有数十件清代、民国时期的旗杆石，旁边的几通碑刻显示其米粮生意远至仰光等地。中川胡氏历史上人才辈出，古迹众多，建筑独特，众人依次参观了庆余楼、富紫楼、荣昌楼等围楼建筑。一路上郑振满老师不断提醒同学们，要留意除了祠堂之外的其他建筑和社会空间。
8月6日下午：广东省大埔县茶阳镇、三河镇
午后，师生们到达大埔县茶阳镇。茶阳古称神泉，地处汀江河畔，是1961年县治迁往湖寮之前大埔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历时逾四百年。汀江发源于福建宁化，自北而南流经长汀、上杭、永定，至茶阳与源自大埔东北的樟溪河汇合，继续南下至三河，与梅江、梅潭河交汇后始称韩江。这一水系格局，使茶阳成为连接闽西山区与粤东沿海的天然枢纽——上游的木材、茶叶、烟叶在此集散，下游的食盐、布匹、海味亦在此中转。
大埔中学为大埔县学宫故地，茶阳饶氏的父子进士牌坊正建在学宫前。关于茶阳饶氏，当地流传着一则颇具象征意味的传说：自成化至嘉靖年间，饶氏屡次奏请大埔设县，均未获准。某年，饶氏救助了一位汀州清流县的书生，后书生考取功名，官至潮州知府，专程前来报恩，可惜恩人已故，遂极力促成大埔置县，以偿夙愿。
故事的真实性虽难以考证，但其叙事逻辑耐人寻味——汀州位于大埔上游，汀江的木材、山货顺流而下，必经茶阳捆排中转方可运抵潮州。下游设县以安商路，上游贸易赖此畅行。书生从汀州出发，经潮州仕宦，终反哺大埔设县。饶氏不遗余力推动设县，既是为地方请命，实则也为自身的商业利益铺路。由此可以窥见行政区划调整与地方势力运作的复杂关系。
自成化年间饶金中举，至嘉靖、万历年间，饶相、饶与龄父子相继进士及第。大埔于嘉靖五年（1526）正式设县，县治择定茶阳，期间饶氏的促成之功不可忽略。与九峰曾氏、百侯杨氏相似，茶阳饶氏依托科举获取政治资源，进而主导地方事务。但饶氏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根基不仅在于田产与功名，更系于对水运枢纽的长期经营。汀江、梅江、梅潭河交汇于此，舟楫往来，商货辐辏，饶氏世代生活其间，在水陆要冲的日常运转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据《茶山增城记》载，明中后期“自三河抵郡治，逾二百里，无村落市镇，流贼每出没其间”，山区长期处于“四周皆寇”的动荡之中。王朝之力难以遍及乡野，只能择要而控，将有限资源集中于少数交通咽喉与商贸重镇。茶阳、三河因地处水运要冲，在维系商路安全与地方稳定方面，其作用远非一般县镇所能及，而饶氏恰是这些关键节点最有力的经营者和主导者。
师生们又参观了大埔中学旁的邹鲁故居寿庐，和位于大埔镇政府（县衙旧址）内的五百年古榕，接着沿明城墙遗址步行至老东门，越过宾阳桥来到城北的骑楼老街，找到了茶阳天后宫旧址，1927年红色革命政权在这里设立了公安局。
在民国《大埔县城市图》中，天后宫正门临河，船只可直泊宫前。院内保存的清道光《奉宪示碑》记载了当时汀江木材贸易的具体流程：杉木从上游放排至茶阳后，须在此“捆绑成排，再运潮发售”；在捆绑待运期间，常有奸徒与沿河居民趁机盗取木材，致使商贾损失惨重，故官府立碑严禁。另一通道光《天上圣母建前楼碑》中出现了“纲”的名目，促使大家思考这些是什么用途的组织。
日落将至，众人离开天后宫，却与一阵优美的歌声不期而遇，原来大堤旁的旋庐内有国家级非遗梅州客家山歌的传习所，大家不由得驻足欣赏，与歌者短暂交谈。傍晚时分，大家赶到了三河坝河口，驻足观望三水汇流的壮阔景象。面朝东北，汀江自福建奔涌而下，西侧梅江蜿蜒而来，东侧梅潭河穿山而至，三水于此合流，始称韩江，浩浩荡荡南赴潮州。站在这三水交汇的咽喉之地，可以清楚感知这里曾是一个充满张力与争夺的空间。水的交汇，也是商路和人群的交汇。
明初曾于三河设巡检司，以弹压地方，然巡检司仅配少量弓兵，在明代中后期卫所制度日益废弛的背景下，其管控能力极为有限。面对日益猖獗的盗匪之患与保障河运安全的迫切需求，茶阳饶氏主动介入，推动三河筑城，并逐渐在此地扮演起主导角色。三河城并非先有城后有市，而是因商铺发展至相当规模后，为保护商业利益而兴建，故城内自始便呈现“商民杂居，流寓多而土著少”之格局。
饶相《三河建城记》明确记载，筑城经费“榷征商税者四之二，而盈劝谕诸民者四之二”，一半资金取自商税，而征税权恰恰掌握在饶氏手中。因此，筑城不仅是一项军事防御工程，更是一次协调利益的制度安排。那些长期营生于汀—韩流域贸易、亟需安全据点的商贾，成为筑城的主要出资者，而通过出资，他们亦获得入驻城内、受城池庇护的权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河筑城实则是以安全保障为条件，吸引商资、凝聚人力的地方事业。以商资而护商路，城成则商旅有凭，贸易日盛，而城垣之固与市井之繁，则互为依托，相互促进。总而言之，国家借饶氏之手加固了边缘地带的治理，饶氏则依托国家之名稳固了自身在汀—韩流域贸易中的枢纽地位，二者彼此成全，在动荡的山区社会中达成一种务实而有效的协作。
漫步三河古城，一座饶氏宗祠矗立于明代巡检司旧址之侧。三河饶氏并非出自茶阳饶氏，据饶氏后人介绍，三河饶氏奉二郎公为始祖，源自梅江流域的松口镇；茶阳饶氏则以四郎公为祖。据刘志伟老师的研究，二郎公与四郎公之分野可追溯至宋末，二者实为不同源流。眼前这座宗祠，似为三河饶氏与茶阳饶氏联宗构建的产物。碑记称，祠堂建成于十六世纪，恰是茶阳饶氏在汀—韩流域贸易中地位上升之际。三河饶氏为巩固自身在三河的立足之地，有意与茶阳饶氏联宗，并建构出“二郎公”与“四郎公”同出一脉的谱系叙事。在各方商贾汇聚的流动社会中，联宗成为重新编织社会关系的方式。来自不同流域的商人汇聚于此，通过联宗、联姻、合建宫庙等方式，在竞争中相互合作，又在流动中落地生根。
明清鼎革之际，粤东地方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动。据乾隆《茶阳饶氏族谱》载，饶氏“旋丁末造，家国如沸如羹，吾族基业科名亦从而减弱衰落”。战火之中，饶氏在汀—韩流域贸易中的优势地位逐步削弱，地方实权落入军阀吴六奇之手。入清之后，百侯杨氏凭借科举上的出色表现，成为大埔首屈一指的科举望族，在汀—韩流域的商业网络中也逐渐占据重要位置。似杨氏迎娶饶氏女“一腹三翰林”的家族传奇，联姻的佳话中暗示了明清之际地方势力的消长：旧家族的影响力随鼎革而衰，新科举望族则借清初政治秩序的重建乘势而起。
8月6日晚上：分组讨论
当晚，同学们在嘉应学院亮湖楼三楼会议室分组围坐，对两日来的所见所闻展开了热烈讨论。时有争辩，时有顿悟，在过往阅读、读本文献、田野所见之间往返对照。每个人都试图在所见的碎片中寻找一条贯通的线索，尝试将不同时间且零散的建筑、碑刻、地名和口述等串连成自洽的历史叙事，在看似静止结构的空间布局中寻找时间性和流动性。
8月7日上午：广东省平远县仁居镇
7日上午，师生们一路西行，前往位于粤赣交界处的平远县仁居镇。仁居古称豪居都，明嘉靖四十一年撤通判府馆置县，为明清至民国时期平远县治所在。仁居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将小镇纳入韩江流域上游的水系网络之中。1929至1930年，红四军曾三进平远，其中1930年5月的第三次进驻，为毛泽东随后在寻乌展开调查创造了条件。
在红四军纪念馆里，成员们驻足于中央苏区土地政策的展陈前，关注红军的宣传方式、红色交通线的关键节点，以及苏区发行的货币与粮票。
走过仁居河上的青云桥，师生参观了民国广东四大银行旧址。1945年日军入侵之际，广东四大银行将金库迁至仁居，不久省政府亦迁至平远。银行隔间中仍保存着民国年间的碑刻，无声地记录着战乱年代金融中枢的流徙轨迹。
沿着老东门街，大家行经仁居古城墙遗址和红军标语屋，红四军在转战闽粤赣边区的每一个地方，都利用多种形式，加强政治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其中一个做法是用棕做笔，熬煮墨角、乌烟作颜料，在墙壁上书写宣传标语。标语大量使用口语化、乡土化的语言，直指群众关心的问题，为苏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穿过乡间小巷，众人来到井下吴屋，这座大屋是嘉庆九年乡人吴昆亭所建，主体为三进三横一围龙，是研究客家围龙屋的珍贵实物资料。客家围龙屋的后部一般都有一块空地，或大或小，当地人称为“化胎”。
从驾虹桥再次跨过仁居河，众人来到桥旁的天后宫参观。驾虹桥建于明万历年间，至今仍保持着当年的建筑形制。天后宫又称仙人叔婆宫，庙内贴有很多父母为孩子“立通字”和“立字”的红纸。庙中现存碑记称天后宫为仁居最古老的名胜古迹。老师和同学们就庙中天后的摆放位置展开讨论，探讨流域网络与民间信仰之间的深层关联。
参观完天后宫后，师生们第三次跨过仁居河，沿县前街，经过平远县衙旧址，来到位于城北的泰山萧公祠、万五韩公祠和官塘唇李屋，这几座建于明清时期的祠堂和大宅曾经是红军驻扎的场所，如今仍保存浓厚的生活气息。
8月7日下午：江西省寻乌县长宁镇
午后，师生们穿越边界，抵达江西省寻乌县，参观寻乌调查纪念馆。寻乌地处东江流域上游，是粤赣之间重要的商贸节点。1930年5月，毛泽东在此写下了《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详细调查了寻乌的工商业状况，包括进出口货物，寻乌与梅县、惠州的商贸联系等。县党校胡老师在寻乌调查纪念馆向大家介绍，毛泽东通过召集当地干部和社会人士举行座谈会的方式了解寻乌情况，据此进行阶级分析，这成为后来中央苏区制定土地政策的重要依据。除了《寻乌调查》的诞生经过、版本内容等，纪念馆内还展出不少民间契约和苏维埃政府公告，大家纷纷驻足观看和讨论。随后，师生们到寻乌老城内的西井街考察。
由赣返粤，师生们顺路参观了位于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的联辉楼。联辉楼由印尼华侨在民国时期建造，融合中西特色，是客家商人在南洋经营的重要建筑遗存。师生与屋内房主后代围绕生计、侨批、下南洋路线等问题进行了访谈。
8月7日晚上：第二次分组报告
当晚，由陈明华老师主持，三组同学针对三天的考察行程进行总结汇报。
第一个汇报的小组题目为《回到盐点：流域、资源与革命》。该组成员从流域网络的角度切入，选择三河坝和寻乌两个地点，考察食盐、黄糖、杉木等物资流动的过程，尝试讨论这一流域网络如何影响了近代全球性的华侨移民和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革命。
第二组汇报的题目是《客在山水之间：闽粤赣边的环境、生计与社会变迁》。该组成员首先关注本地的地理环境特征，强调河流在山地间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基于这样的环境，本地家族通过支持国家力量来获得权势，逐步完成宗族建设，并通过非农业的生计实现发家致富，再经由河流网络走向世界。同时，河流也给当地带来了水患的灾难，迫使治水共同体形成和发展。
第三组汇报的题目是《流域、商贸与人群》。该组成员从实地访谈出发，关注国家力量和不同人群如何进入这一片地区。小组成员认为，国家在此地进行据点式管理，借助宗族势力完成地方治理。除此之外，在地方民间信仰的变迁中也展现了不同人群参与的痕迹。
三组汇报结束后，进入点评环节。肖文评老师肯定了每组同学汇报的进步，同时提醒各位同学需要关注学术史以及这一地区重要的时间节点，并且需要将小地方的历史和大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肖老师多年扎根研究此区域，他介绍道，客家族群确实从宋明时期开始形成发展，但南赣巡抚的建立是在弘治年间，真正建立有效的统治是王阳明的时代。在此期间，海外贸易赚的银子怎么样变成国家财政的一部分，有些是通过海关榷关收税，有些是通过货物贸易。东南财政怎样进到北方，中间一定会通过南赣巡抚的辖区，在这些区域所谓族群融合背后就是动乱。但有些时候这条输送的“大动脉”被切断了，切断的形式有很多种，有直接与官府对抗的，例如飞龙国。南赣巡抚创造了国家进入的途径，从而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虽然财政问题不是都能解决，但至少南北的大动脉可以说是打通了，当然，真正把区域纳入到国家大一统的过程还要到清朝。
肖老师特别提醒同学们，在当地这个小的区域网络之外，还有一个海外大的社会网络。我们今天看到的客家人遍布国内二十几个省市区，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范围不是一天一年，而是几百年以来形成的。结合中国和世界的大历史脉络，就不会局限在我们所看到的文献，而能够更多地认识和理解。
郑振满老师指出，流动性是我们理解这个区域四五百年变化的核心概念，所有的变化都可以通过流动去理解，物资的流动、人群的流动、文化的流动等等，流动引发了很多变化。如果没有流动，人群之间的区别会很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这是因为在流动的过程中人群慢慢得到整合。每个地方的流动到底带来什么变化，比如人口、文教、华侨等等，希望大家能综合地看，然后做一些比较整体的符合学理的解释，而不是到某个地方只关心自己有兴趣的一点点问题。
赵世瑜老师肯定各组汇报相较上次有所进步，指出大家除了宗族和生态环境，还需要关注宗教信仰方面的影响，这部分在本次考察中组织安排较少。在江南、北方、东南沿海和台湾很多地方我们看到很多像宝卷这样的东西，它们往往会出现在郑老师讲的流动的人群里，各个地方表现形态不一样，有的地方它是佛教的东西、道教的东西，还有的是其他的民间的东西混杂在里面，甚至道教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派别，是一种多元的状态，像以前学者们可能都涉及到的，结成了类似“兄弟会”的组织。比如台湾的天地会，就是这种性质。这种东西在很多的山区都会存在，那么，为什么会在山区存在？因为他们不一定能马上有像士大夫的那种主流性的宗教，又往往需要互相帮助，他们需要用什么办法来形成共同体。以后我们讨论任何一个区域，可能在这个区域的社会当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我经常把它叫做结构要素，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此外，赵老师提醒大家，在准备田野读本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区域前人已有的研究列出目录，甚至摘录出重要片段，在讨论的时候不会把前人已经讲过的道理再重复一遍，才可能产生对话性，在学术史的脉络下向前推进。在材料上，除了文字记录，口述、壁画、歌谣等等都值得仔细分析。
科大卫老师指出同学们报告中没有注意的三点。第一是“开路”，从一点到另一点安全到达再把货物运出，需要跟国家的关系连贯起来，所以开始搞县城和宗族，然后有保障，但不等于不用交保护费，每个地方都有人控制资源，天地会背后就是这一类的架构，是跨宗族的，这个我们没有见到。第二，我们找祠堂和族谱找到了有钱人，但没去看没钱的人。这个地方不一定穷，但有钱的地方不等于没有穷人，一个地方越发达越多穷人，道理很简单，肯定要去有钱人门口讨饭，而不是去穷人门口，所以你们明白这里革命的情况。第三，没注意到科技的变化，上游的东西可以放排下去，但下游的东西怎样带上来，沿河的市镇规模那么大可能有小轮船拉上去，中间是科技的变化。除了商品运输，货币的兑换和流通也是问题，以及火枪、缝纫机等新事物的出现如何改变了地方生计和权力格局。
陈春声老师肯定了各组在有限时间内汇报所勾连起的历史线索，以及结合自身所学将内容进一步拓展丰富的努力。但也指出很多问题，如报告缺乏问题和学术史意识，没有关注到地方历史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应当把要讨论的事件放到时间序列里，这建立在区域史的大的理解上面，需要制度史基础。又如没有将读本中的文献读透，从而与田野中的发现相对照。此外，小组陈述自说自话，没有密切讨论，应当把组内的观点分歧清楚地讲出来，才是真正的小组学术合作。
最后，肖文评、贺喜、杨培娜三位老师作为主办单位代表对本次工作坊进行总结。肖文评老师以自己长期田野实践的经历鼓励同学们，将自己的学术生命与地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到一起——这样的联系不仅是受益终生的学术资源，也可以帮助我们真正深入地方社会去思考问题。
贺喜老师回顾了过往田野工作坊的经历，鼓励同学们以比较的眼光发现问题，即中国历史上的不同区域如何发明出社会上的一些新的制度。同时，她提醒大家，从收发侨批的对象来看，看似以男性为谱系的“宗族”里，具体家庭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其实是一群女性，这一普遍存在的家庭安排具有结构性。
杨培娜老师介绍了本次田野工作坊举办的缘起，再次强调学术史及文献功夫的重要性，并提醒大家真正进入一个地方要关注其地理空间的感觉。如这次一路陆续看到的“坝”是什么概念？百侯的起点在铁岭坝，碑刻里的黄厂坝，茶阳天后宫里看到的梅子坝，以及三河坝，大家讨论的聚落、围屋是发生在这类地形的环境里，这一点意识是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注意的。
最后，主办方向所有与会学者和工作人员的倾情投入表示感谢。至此，第九届闽浙赣区域史工作坊在广东梅州圆满落幕。
撰文：彭俊瑜、陈凌宇
配图：彭俊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