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陈春声：《潮学集成·历史卷》导言

《潮学集成·历史卷》

陈春声  刘正刚 主编

商务印书馆，2025年

【内容简介】

《潮学集成》系统梳理晚清以降潮学百年发展史，钩稽海内外潮学研究重要文献，分历史、方言、思想、民俗、文学、戏曲、美术、教育、文献、海外潮人十卷。《潮学集成·历史卷》除卷首导言外，共收录文章26篇，分为“通论”“史前至宋元时期”“明代”“清代”“民国时期”五个部分，汇集了几代学者对潮汕地区历史文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揭示了潮汕历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和长远意义，对推动今后潮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导言

陈春声

在近百年来关于中国区域社会历史林林总总的研究之中，韩江中下游地域历史文化（或称“潮学”）的研究，应该说是学术积累较为深厚、工作基础较为扎实、研究成果较为系统的领域之一。20世纪初以来，已经有许多前辈在这个学术领域筚路蓝缕、辛勤耕耘，其中包括了饶锷先生、饶宗颐先生和罗香林先生等学者卓越的贡献。《潮学集成·历史卷》汇集了几代学者26篇颇具代表性的论文，细心研读，对这个“学有所本”的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和长远意义，应能有所感悟。

最近30余年间，由于地理、人文、政治、经济和海外联系等多方面的缘由，韩江流域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许多工作，被自觉不自觉地划归到所谓“客家学”或“潮州学”的范畴之中。其实，正如饶宗颐先生在《何以要建立“潮州学”——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中所指出的，“客家学根本是潮州学内涵的一部分，不容加以分割的”。饶宗颐先生在倡导“潮学”研究时，实际上是把“潮州学”的研究范畴定义为历史时期潮州地域的人文与社会现象，而非与“客家人”相对应的另一方言群体（即现代所谓讲“福佬话”或“潮州话”的人群）。这样的论说，蕴含了有关地域划分与族群分类关系的深刻的方法论意义。传统上，中国人称一个人或一群人为“潮州人”、“开封人”或“泉州人”时，更多的是指其地望或籍贯，而非族类（或方言群体）。实际上，一直到1940年代为止，“潮州人”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与“客家人”相对应的概念被使用。“客家人”所指称的，更多的是一个跨地域的方言群体，罗香林先生称之为“民系”，大致可理解为当代人类学者所谓之“族群”概念。而在传统中国，族群问题的核心是文化或“教化”，不在于血统或籍贯。正如饶宗颐先生所言：“福佬、客家以语言、礼俗为区别。其原操福佬语者，移入客区则为客家；反之，客家入居福佬语地区，其受同化亦然。”实际上，本文集收录论文的研究对象，也包括了讲客家话的人群，如刘志伟《宗法、户籍与宗族——以大埔茶阳〈饶氏族谱〉为中心的讨论》讨论的茶阳饶氏，就是讲客家话的。胡卫清《基督教与中国地方社会——以近代潮汕教会医院为个案的考察》一文以大量篇幅研究的五经富医院，就设立于长老会客家人教区的中心地域。

饶宗颐先生指出，“潮州人文现象和整个国家的文化历史是分不开的”。对于中国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者来说，国家与地方的关系确是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保存有数千年历史文献，关于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记载相当完备，国家的权力和使用文字的传统深入民间社会，具有极大差异的“区域社会”长期拥有共同的“文化”的国度来说，区域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方式，在其百姓成为“编户齐民”的过程中，都逐渐地在儒学的文献中找到了文化上的“根源”，并且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中发现了“合理性”的解释。庄义青《宋代潮州陶瓷生产及外销综述》一文记录的宋代潮州窑址出土的多座佛像和其他瓷器上的铭文，有助于揭示当时使用文字的传统在民间社会流播的情形。而正如本书收录的多篇论文所描述的，明清以来韩江中下游地区民间信仰传统的转化，以及同一时期发生的士大夫与读书人对诸多地方风俗习惯的重新解释，都反映了类似过程的普遍存在。马木池《从岭东佛学院的创办看近代潮汕佛教面对的问题》则以岭东佛学院的创办与运营为例，揭示了民国时期国家政权推行“改革风俗、破除迷信”的反宗教运动背景之下，地方宗教的存续与发展之道。

多年从事中国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经验，让我们越来越明晰地认识到，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一致性，是以其相互密切联系的区域间巨大的时空差异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地域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不平衡性和各地域间永无休止的矛盾及其调适，正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大一统国家且长期存在的逻辑起点。而韩江中下游地域社会的历史脉络，实际上蕴含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多年在韩江流域从事田野工作的经验是，判断一个地方是否理解和接受王朝的意识形态，不在于这个地方根据朝廷的法度对本地的风俗习惯做了多少实质性改变，而在于当地的读书人和士绅阶层，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自觉地、自圆其说地将本地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解释得符合朝廷的“礼法”。只有培育出这样的思维辩证，才算是对“潮学”研究的要旨有比较透彻的感悟。刘志伟关于明清时期大埔茶阳饶氏宗族规范建立和衍变的过程，特别是其祖先祭祀制度变化和里甲户籍登记与赋税征收方式改变的研究，揭示的就是这个重要的道理。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在区域社会各具特色的表达，同样地，国家的历史也可以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全息地”展现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认同标识物的所谓“潮学”的建构与培育，也就是不断将各种差异性很大的事实和记忆融入一个统一文化符号的过程，其基础是中国大一统国家发展背景下人群间的交流与互动。因应时代变化，这个文化认同会不断被赋予新意，而不同人群基于不同的情势，对“潮学”的理解，特别是有关其历史解释的部分，必然也会不断地与时俱进。认真比较本文集中几代“潮学”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学术视野、叙事风格、立论基础及其认识论前提，对于这一点，自然应有会心的感悟。

当我们强调“潮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潮州地域的人文与社会现象时，一定不要陷入“画地为牢”的窠臼之中，而是要把“区域”与“人”联系在一起。社会史是思想着、活动着的“人”的历史，当“区域”与“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区域”这个词就不仅仅是地理的概念，而应该被视为一种与人的思想与活动相关的思考和分析场域。我们知道，在上千年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韩江流域居民的族群认同、社会身份、生计形态、交往与聚居方式一直变化着，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更有着与生俱来的海上活动传统，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对“区域”的理解与界定。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研究者真正感兴趣的也该是拥有某种地域认同的人群活生生的行为。人群一直在流动着，区域历史研究的地理边界也是流动的。例如，近代以后韩江中下游的许多地方被视为“侨乡”，本地人常常会讲到，本地人口是多少，但在国外还有多少乡亲。这就提醒我们，实际上“潮学”研究的地理范围已经超越了国界的限制，需要更多地把关注的眼光投向“海外乡亲”们移居的国度与地区。这个地域的百姓移民海外之后，世代更替，子孙繁衍，婚姻关系错综复杂，当代研究者把目光投向这些流动的人群时，更重要的可能是他们的地域身份认同。从这个角度看，所谓要把“区域”与“人”的活动及其认知相联系，在本质上，讲的是要与研究对象的身份认同相联系，还要重视他们与侨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朱英、朱庆《民国时期潮汕商人的跨域互动及其影响》就描述了1910至1930年代旅居中国上海、香港，新加坡、马来亚、暹罗等地势力强大的潮州商人，与本地商人及其团体跨域频繁互动，深刻影响汕头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

在讨论“潮学”研究的认识论前提时，当代研究者或许应尽量关照到这样的基本事实：现在为本地百姓和文史工作者所津津乐道，被描述成“风俗”或“文化遗产”重要内容的地方信仰传统、乡村聚落形态、宗族组织活动、民居建筑形式等等，以及被学者、媒体和文史工作者归纳出来的“潮州文化”的诸多特质，都是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的。作为历史文化研究对象的空间结构是长时间历史积淀的结果。邱捷《同治年间杜凤治潮州催征的经历——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记载为中心》就力图通过清代后期一个地方官员到潮州催征钱粮的亲身经历，揭示当时潮州地方社会的风俗民情得以形成的基层权力格局与历史文化传统。当代研究者要努力“还原”实际的历史过程，即努力把共时态的空间结构（包括思想的结构），还原成历时性的历史过程。如果能够把这种历史过程揭示出来，一个区域就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自己的脉络，对于所谓区域“特质”或“特性”的描述，也就能够建立在比较有系统、有历史根据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还原”区域社会空间的历史过程，成了一种带有“解构”意味的学术工作。

回到韩江中下游地域具体的历史发展进程，至迟从象山遗址、陈桥贝丘遗址和浮滨文化的年代开始，数千年来这片土地上一直生活着众多的人群，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点有相当大的差异。邱立诚先生的《略谈粤东“浮滨类型”文化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就根据考古材料，对“浮滨类型”文化遗存的特点，特别是与其他文化类型的区别，做了相当系统的概述。这些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群，既有分布在东南濒海的广阔地域，一直保持着海上活动传统的水上居民，也有大体上以南岭山脉为中心，包括周边丘陵地带的世居山地百姓，更有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从中原及其他地方迁徙过来的移民后代。尽管从秦代开始，中原王朝就一直在韩江流域实行着有效的行政管治，但该地区的居民基本上过着“化外之民”的生活，居住于崇山峻岭之中，被称为“畲”和“猺”的人群以及生活于江河水道和沿海地区的疍民及其他水上居民，仍长期普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畲、猺、疍和其他未编入户籍的人群，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里，经过一系列充满矛盾、复杂曲折的与朝廷和官府的互动，逐步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接受朝廷制度和官府管治的过程，构成了韩江流域社会历史的重要线索。本文集所引证的，在地方上广泛流传的许多这类有着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生动故事，反映的就是这样的趋势。马明达先生《元朝初期的潮州路》一文比较翔实地考述了元朝灭宋后逐步在潮州建立行政秩序的曲折历程。成一农《〈永乐大典·潮州城图〉成图时间考》则认为《永乐大典·潮州城图》绘制于元代，有助于增进后人对元代潮州城防、官署、学校、寺庙以及山川、城郭、风土的了解。

明代中叶以后，韩江中下游地域社会进入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转折时期。黄挺《明代前期潮州的海防建置与地方控制》论述了明初潮州沿海守御千户所建立的过程及相关制度，以天顺年间“夏岭之乱”为中心，描述了当时地方社会的动乱情形。与包括“倭寇”、“海盗”、“山贼”在内的一系列地方动乱事件相联系，明代中叶潮州地方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聚落形态发生变化并出现明显的军事化趋势，以宗族组织和民间神祭祀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组织重新整合，户籍和赋税制度也有重大变化，当地人对地方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的解释出现新的内容，乡村社会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变动。在传统地域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因应时局变化而采取的举措，最终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地域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培娜《明代中期潮州地方士绅的兴起与卫所地方化——以潮州大城守御千户所为例》就立足闽粤界邻地方的东界半岛，以地方士大夫集团力量发展的过程为中心，从一个侧面描述了地域社会转型的整体经过。陈贤波《明代中后期粤东增设新县的地方政治背景——以万历〈普宁县志略〉为中心》通过普宁设县的过程，再现了当时地方行政区域重新划分的实际情形。

海上活动也是本地文化传统中最具长远历史根源的重要内容。饶宗颐先生《隋代潮州与琉球之关系》一文利用《隋书》的记载，考证了隋代潮州与琉球之间的海上交通。蔡鸿生先生《唐代潮州鳄鱼滩上的昆仑奴》则翔实地考证了唐代潮州江面已有被称为“昆仑奴”的南海岛民活动的事实。无论如何，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百姓至迟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海上贸易，从中获利颇丰，并以此作为重要的生计来源。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揭示的，即使在朝廷厉行“海禁”的明朝和清初，该地区民众的海上活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有明一代直至清初长达300余年的时间里，海上贸易一直被视为违法活动。康熙二十三年发布的“开海令”对本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其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出海贸易的生活方式又成了具有合法性的行为，该地区因而成为清代东南沿海重要的近海帆船贸易基地。陈高华先生《努力加强潮汕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姜伯勤先生《清代禁毁书石濂大汕〈潮行近草〉论略》则通过叙述康熙二十二年名僧石濂大汕的潮州之行，及其与地方文武官员和高官幕府的交往、酬唱，从一个有意义的角度揭示了清初“海禁”将开未开之时，潮州地方政治与基层社会的实际情形。由于“开海”之后清政府奖励本国商人从海外贩运粮食进口，以及开放捐纳监生的政策，对于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百姓来说，从事海外贸易不但可以解决生计问题，发财致富，而且还可能因此获得功名与顶戴，改变社会身份，提升社会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韩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商业化趋势，成为当时中国商品货币关系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从而也成为当时整个国家依赖外来粮食输入最严重的区域。与社会财富积聚同时发生的，是乡村宗族组织空前发展，民间庙宇系统整合加强，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重新调整且逐渐稳定，乡绅和商人阶层的控制力与影响力明显增强。

令人感兴趣的是，与海上活动有密切关系的本地百姓，一直要面对的，是环南中国海周边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人群差异极大的政治、法律、贸易、宗教和文化制度。数千年来，他们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制度环境中，充满智慧地协调和利用各种制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之间，游刃有余地发展着自己的事业和文化传统。潮人与海洋的密切联系几乎是天然的，而其从事海上活动的形象，则因国家制度的变迁而不断被形塑。汤开建先生《明隆万之际粤东巨盗林凤事迹详考——以刘尧诲〈督抚疏议〉中林凤史料为中心》一文利用珍稀史料勾勒的著名海上集团首领林凤在环南中国海周边地域的活动，特别是林凤手段娴熟地与多国殖民者打交道的情形，正是这种状况的生动写照。也正因为这样，潮汕传统人文特征中天然地蕴含着许多“现代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在韩江中下游地域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代以后该地区向“侨乡”的转变最为引人注目，而这一转变又以汕头等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发展为中心。1860年代汕头开埠以后，韩江中下游地区民众悠久的海上活动传统，明显地帮助了本地人向海内外的移民及其社会网络的发展。无论如何，民国年间已有许多观察者视韩江中下游地方社会为中国受海外移民影响最明显的地方社会之一，后来又有不少研究者以“侨乡社会”或“侨乡文化”之类的词语来表达对该地区社会面貌的理解。本文集收录的陈海忠《地域社会的跨国叙事——近代以来广东潮阳陈四合批局与陈氏跨国家族的建构》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个案研究。不难发现，所谓“侨乡文化”，不仅表现于百姓的日常生计对华侨汇款的依赖，也不仅仅反映于华侨对故乡工商业的投资，更重要的是通过地方社会权力格局及其“合法性”的变化表达出来。具有跨国活动性质的华侨商人，在许多方面起着与传统时期乡绅类似的作用，在侨乡的社会事务和公共管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侨乡”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建筑或文化“景观”，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生活的方式，它更重要地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蔡志祥《出阁——乾泰隆土地及商业文书所见的清末民初的潮汕妇女》就以相当翔实具体的史料，描述了潮汕成为“侨乡”之后，女性在家庭内部和社会领域中所扮演角色的变化，及其背后的社会意识与精神生活的发展。地方的文化传统，在“侨乡”形成的过程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胡卫清先生关于近代潮汕地区教会医院发展历程和管理方式的研究，就努力揭示“本土社会自身机制所具有的高度活力及其在容纳外来事物时所展现的主体性原则”。林悟殊先生《海外潮人的中间阶层亦值得研究——〈海外潮人文丛〉引发的一点思考》希望研究者要更多地关注海外潮人中人数更多的“中间阶层”的际遇与生活情形，更多地资助、支持其中的有心人从事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揭示了潮汕华侨史研究的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侧面。

因为人文学者的学术传承和专业背景可能影响其构建“历史故事”的过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区域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很可能更多地展现为一种学理上的脉络。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史分析工具的“区域”，实际上带有明显的主观建构的性质。也正因为这样，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强调历史学家的研究“学有所本”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学者，生活在一个更大的学术共同体里面，我们讲“故事”主要不是讲给当地的父老乡亲听的，更重要的是让学术界的同行能够听懂，我们的研究要能够回应自己学科的核心问题。要贴切深入地理解传统区域社会，既要求研究者在心智上和感情上都真正置于区域社会实际的历史场景之中，具体地体验历史时期当地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力图处在同一场景中理解过去，还要求研究者认真仔细地考辨、解读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熟悉、真切地了解王朝典章制度的规定及其变化。黄挺先生《地方文献与区域历史研究——以晚清海阳吴忠恕事件为例》就以咸丰年间海阳的吴忠恕事件为例，讨论了方志、笔记、野史、诗文和民间唱本等地方文献在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价值，以及利用这些资料的方法论问题。谢湜、欧阳琳浩《民国时期汕头城市商业地理的初步分析——以侨批业为中心》一文在近代工商业城市地理研究的资料利用方面，更是做了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该文通过对地籍图、房地产档案、《汕头指南》和侨批业同业公会材料等文献的综合分析，以GIS技术作为支持，揭示近代汕头商业地理的丰富面相，许多结论富于启发意义。

在《潮学集成·历史卷》即将出版的时候，拉拉杂杂地写下这些老生常谈充当“导言”，与其说是对以往“潮学”研究的感怀，或许不如视为对未来工作的期许。蔡鸿生教授在《关于“海滨邹鲁”的反思》一文结语处写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孔夫子的这条古训，当然也是‘海滨邹鲁’应有之义。人往高处走，学向深处求。”相信他表达的也是类似的心境。

【目录】

导言 陈春声

通论

何以要建立“潮州学”——潮州学在中国文化目前的重要性 饶宗颐

关于“海滨邹鲁”的反思 蔡鸿生

努力加强潮汕海外交通史的研究 陈高华

从地方史到区域史——关于潮学研究课题与方法的思考 陈春声

海外潮人的中间阶层亦值得研究——《海外潮人文丛》引发的一点思考 林悟殊

史前至宋元时期

略谈粤东“浮滨类型”文化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 邱立诚

隋代潮州与琉球之关系 饶宗颐

唐代潮州鳄鱼滩上的昆仑奴 蔡鸿生

宋代潮州陶瓷生产及外销综述 庄义青

元朝初期的潮州路 马明达

明代

《永乐大典·潮州城图》成图时间考 成一农

明代前期潮州的海防建置与地方控制 黄挺

明代中期潮州地方士绅的兴起与卫所地方化——以潮州大城守御千户所为例 杨培娜

明代中后期粤东增设新县的地方政治背景——以万历《普宁县志略》为中心 陈贤波

明隆万之际粤东巨盗林凤事迹详考——以刘尧诲《督抚疏议》中林凤史料为中心 汤开建

清代

清代禁毁书石濂大汕《潮行近草》论略 姜伯勤

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  陈春声 陈树良

地方文献与区域历史研究——以晚清海阳吴忠恕事件为例 黄挺

同治年间杜凤治潮州催征的经历——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记载为中心 邱捷

宗法、户籍与宗族——以大埔茶阳《饶氏族谱》为中心的讨论 刘志伟

基督教与中国地方社会——以近代潮汕教会医院为个案的考察 胡卫清

民国时期

出阁——乾泰隆土地及商业文书所见的清末民初的潮汕妇女 蔡志祥

民国时期潮汕商人的跨域互动及其影响  朱英 朱庆

从岭东佛学院的创办看近代潮汕佛教面对的问题 马木池

民国时期汕头城市商业地理的初步分析——以侨批业为中心 谢湜 欧阳琳浩

地域社会的跨国叙事——近代以来广东潮阳陈四合批局与陈氏跨国家族的建构 陈海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