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嶺與客家:從客家歷史看山地區域的整合
南嶺與客家:
從客家歷史看山地區域的整合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劉志偉
摘 要
本文試圖從「客家人」分布的南嶺山地空間為著眼，討論「客家」形成的問題。南嶺不僅是南北相隔的天然屏障，也是南北人群交往和商品流通的門戶，經由南嶺山地的南北交通，把環南海區域和中國大陸區域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連接起來，南嶺內部山嶺間還有交錯棋布的交通網絡，連接著萬山中無數大大小小的盆地或平崗，形成了很多可以容納眾多人口的生態空間。
所謂的「客家人」，就是在廣義的南嶺山地孕育出来的族群。在歷史文獻中，可以看到南嶺地區分布著相當複雜的人群。在明代，這裡的居民有作為王朝编户的「民」和「軍」，但更多的是王朝编户之外的人群，有作為土著的猺獞漁蛋，也有外來的逋亡客户。明朝在南嶺山區設置的州縣，由於轄區太廣，加上山地交通不便，並没有能夠對山地中的大多數人口直接管治的能力。控制著這個地區的勢力（所謂的「諸巢」）基本上是不臣服於王朝統治的「賊」。除了這批不臣服治理的人群，還包括了由外地流徙進到山區的「流移者」，許許多多的「百工技藝游食之人」，以及當地土著族群。這裡能夠成為各種人群的生聚之地，不但是因為這裡有田可耕，有山可墾，還因為這裡有各種資源可以開發，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礦藏的開採。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明代以後山區經濟開發，將南嶺周圍地區大量的人口吸納到山區中。這些進入到山地從事的人群，常常在山嶺間流動，相互間交往頻繁，逐漸形成了作為南嶺地區的「普通話」的共同交往語言。同時，由於南嶺山地的自然條件限制，以及與周邊地區交往的便利，南嶺山地中的人群也持續不斷地走出山外，被山外的人群稱之為「客」。「客家」由此逐漸成為一種通稱，這一點以往的客家研究已經有很多的討論。因此，我們可以把「客家」視為基於南嶺山脈的地理條件，由南嶺山區内在的拉力和推力相互作用形成的一個族群範疇。
關鍵字：客家人、客家形成、南嶺山地、客家方言
有關「客家」的論述，近人多上溯至1808年徐旭曾的《豐湖雜記》，至今可以說已經逾二百年了。二百年來，「客家」作為一個學術研究的範疇，歷來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在客家論述已經非常普及的今天，也許最沒有分歧的，是以方言為基礎的定義：講「客家話」（或者本來講「客家話」），就是客家人。由語言的共同性出發，人們長期以來把客家理解為一個人種學上的範疇，不管是叫民系，叫種族，叫民族，其內涵並沒有太大的實質性差別，大致上都不離人種學意義的理解。近年來，在文化人類學研究的脈絡下，以「文化認同」來理解族群邊界，越來越成為客家研究的主調。在歷史學者看來，所謂「文化認同」的形成，一定是一個在特定空間展開的歷史過程，並製造出一種文化的區域空間。梁肇庭教授對客家研究的貢獻，不僅顛覆了羅香林關於客家源流的成說，更把客家源流和客家族群意識形成過程，置於施堅雅模式下的區域體系空間過程去理解。他將「客家」的歷史和大經濟區域的週期發展聯繫起來。在施堅雅的區域體系中，大區劃分主要是以江河流域和盆地為基礎的，而客家人聚居的山地則在幾個大流域的分水嶺之間，亦即不同的大區邊緣。由於梁肇庭教授以「客家」為研究的整體對象，所以，儘管他的討論是在發揮施堅雅的區域體系理論，但已經隱含著提出了一個可能從施堅雅的模式進一步引出的問題，就是在以流域和低地為核心的大區之間，處在邊緣地帶的山嶺相連高地中生活的人群，在與各大區的核心地帶互動過程形成自己的文化認同，在此基礎上，不僅這些人群可以整合成一個有很強認同感的族群，在空間結構上也會形成一個具有自身特質的人文地理學意義的區域。這種論述導出一種以山區地形為基礎，由人口流動、族群互動和文化認同形成的區域概念，不僅可以為客家研究提供一個很有學術價值的視角，更可以由此從客家研究中發展中國歷史解釋的區域理論。本文試圖循著這個思路，對「客家人」分布的南嶺山地的人群互動的空間過程提出一點想法，就正於客家研究的學界同仁。
一、南嶺山地的空間
我們先從一個基本的事實開始，如果大家同意「客家」首先是一個由方言界分出來的群體概念的話，那麼，客家方言的分布，可以視為一個在文化上具有某種整體性的區域。如果先擱置不討論那些明顯是由移民散布在其他方言區中的地區，今天說客家話的人群聚居的地區，主要分布在廣東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西端延伸到廣西東北部。大致上與二百年前徐旭曾所說的「西起大庾，東至閩汀，縱橫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屬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屬，江西之南安、贛州、寧都各屬，廣東之南雄、韶州、連州、惠州、嘉應各屬，及潮州之大埔、豐順、廣州之龍門各屬」相一致。這個地區，正好就是南嶺及其與武夷山脈連接的地區和向北延伸到羅霄山脈的山地。換句話說，可以說客家方言群聚居地是以廣義的南嶺地區為核心的。這一點也許會引起一些爭議，所以有必要先對「南嶺」的概念做一些的討論。
所謂南嶺，一般認為即是歷史文獻上更多見的「五嶺」。不過，與中國很多大的山脈不同，五嶺其實並不是一個整體上連續的山脈，而是由湖南江西進入嶺南地區的五座峻嶺為中心的小山脈合稱，現代比較通行的說法，構成「五嶺」的五座峻嶺分別是大庾嶺、騎田嶺、都龐嶺、萌渚嶺、越城嶺。這幾個山脈基本上呈東北─西南走向，東西一列排開，連成一個獨特的山嶺整體。不過，文獻上關於「五嶺」的說法並不一致，屈大均記曰：
五嶺之稱，始《史記張耳傳》，曰：秦南有五嶺之戍，師古曰：西自衡山南東窮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五者。裴淵《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桂陽騎田二、九眞都龐三、臨賀萌渚四、始安越城五。《輿地記》：一曰台嶺、一曰塞上卽大庾也，二曰騎田，三曰都龐，四曰萌渚，五曰越嶺。方以智謂：九真太遠，當以裴說為是。王伯厚曰：騎田卽郴州臘嶺，都龐卽道州永明嶺，甿渚卽道州白芒嶺，則道州有二可疑也。大抵五嶺不一，五嶺之外，其高而橫絕南北者皆五嶺不可得而名也。
屈大均這個觀點，非常值得重視，歷來關於「五嶺」理解上的分歧，表明在觀念上，「五嶺」應該是泛指湖南江西與兩廣之間這片山地，「其高而橫絕南北者」並不是「五嶺」這個名稱可以涵蓋的，今日多用南嶺而少用五嶺之名，庶幾亦為此故。古人以「五」來標稱，很可能與秦分兵五路入嶺南的歷史有關聯。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羅列了文獻上關於五嶺的不同說法，其中引到宋人周去非的見解頗值得注意。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的原文曰：
自秦世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乃若漳、潮一路，非古入嶺之驛，不當備五嶺之數。桂林城北二裡，有一坵，高數尺，植碑其上曰「桂嶺」。及訪其實，乃賀州實有桂嶺縣，正為入嶺之驛。全、桂之間，皆是平陸，初無所謂嶺者，正秦漢用師南越所由之道。桂嶺當在臨賀，而全、桂之間，實五嶺之一途也。
這個說法，毫無疑問與今天公認的「五嶺」定義不符，我注意到這個說法，不是要斟酌其有多少合理性或正確性。作為地理概念的五嶺，當然應該是「指山名之」，這點毋需爭辯。然我所以重其說，乃由此得觀北人之視「五嶺」的觀念，以由「中國」（此處謂中原之國之「中國」，非近世民族國家之「中國」，以下凡加引號者，皆同）出嶺外的角度為重點。此乃理解「五嶺」或「南嶺」作為一種地理概念之文化意涵的一大關鍵。在這樣一種觀念之下，南嶺作為一個地理區域的範圍，當不應因五嶺間各不相連而壞其完整之體，亦不必以五嶺本身山脈延綿之界域為侷限。地理學上有廣義的南嶺概念，向東伸展與武夷相接，向南連綿與九連山一體，向北則同羅霄山脈相連。此種認識，與南嶺在文化意義上的區域概念不無相通之理。則本文所謂之「南嶺」，亦得以此廣義之域為言。
從「中國」出嶺外的觀念理解南嶺，其地理特色多有可留意之點。首先，南嶺為「中國」出嶺外之天然屏障，這是一個恐怕不會有什麼疑義的認識。兩粵既為「嶺外」，被中土之人目為蠻夷化外之地，數千年來未有真正改變，如《水經注》所言：「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會貞按：《漢書·嚴助傳》載淮南王安上書，諫伐南越，曰：越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跡所絕，天地所以隔外內也）況綿途於海表，顧九嶺而彌邈，非複行路之徑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 嶺北與嶺南，無論氣候風俗語言人群，自古至今，均有明顯差異，此乃不待詳論而明之常識。其分隔之屏障，自然是層峰疊嶂之南嶺群山。然而，屏障不是天塹，南嶺山地的地形構造，特別是由多個呈南北走勢的山脈東西並行排列的格局，在崇山峻嶺之間分布著多處相對平衍的丘陵地帶，形成多處嶺北嶺南間交通之孔道。最重要的是，在南嶺北部，長江流域有湘江流域的湘水、瀟水、耒水，贛江流域的貢水、桃江、章水；在南嶺南部，有西江流域的桂江、賀江，北江流域的連江、武水、湞水，東江流域的尋烏水、定南水，韓江流域的石窟水、汀江等多條水道，這些把長江流域地區與嶺南以至南海周邊地區連接起來的水路交通線，很多都深入到南嶺山區的腹地，嶺南嶺北間水道相隔的陸路距離也非常接近，且在山脈間交錯。如果我們相信行政區的邊界劃分基本上從管治出發基於交通條件形成的話，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從全州、郴州、贛州、汀州都存在省的界域與流域界域犬牙交錯的情況，這也多少反映出南嶺地區南北交通的地理特點。這種地理條件使得南嶺這個南北相隔的天然屏障，同時也成為南北人群交往和商品流通的孔道。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中多處描述了南嶺作為分隔嶺外遮罩的同時，也是南北往來門戶的狀況：
（全）州北連永、邵，南蔽桂林，舟車絡繹，號為孔道……蓋界壤相錯，門戶所寄也。賀縣，故賀州也，介郴、道、連、邵數州間，為兩粵衝要。
(恭城縣) 鎮峽關縣北六十里。俗名龍虎關。與湖廣永明縣接界，臨江倚山，稱為要害。
（連）州北接九疑，西通桂嶺，控郴、永之噤喉，為廣州之肩背……蓋介五嶺之口，為四出之途。
（韶州）府唇齒江湘，咽喉交廣，據五嶺之口，當百粵之沖。
（南雄）府當庾嶺要口，為南北噤喉。
（惠州）府東接長汀，北連贛嶺，控潮海之襟要，壯廣南之輔。
更重要的是，經由南嶺山地的南北交通，並非簡單地只是同一經濟體系中的兩個地區之間的交通，更是把環南海區域和中國大陸區域兩個宏觀經濟體系之間連接起來的主要通道。明人王臨亨在〈粵劍編·卷之四〉中述云：
二日早發南安，平旦度梅嶺。其陰，石徑蛇行，屈曲而多委；其陽，峭壁林立，深秀而多致。要皆平坦靡咫尺，險隘足困客趾者。憶餘嘗由金華過括蒼度一嶺，高險倍之，而以僻，故其名不傳。此嶺獨以橫截南北，為百粵數千里咽喉，犀象、珠翠、烏綿、白氎之屬，日夜輦而北以供中國用，大庾之名遂滿天下。山河大地亦自有幸不幸耶！
在中國版圖上有很多山脈或山區也都承擔著溝通南北東西咽喉的角色，不過從這段議論我們可以看到，南嶺的角色尤為獨特，經由南嶺交通運送的商品不僅數量規模龐大，通過南嶺溝通的更是南海與內陸之間的物資文化交流。在這樣一種宏觀交通格局下，在南嶺內部，山嶺間還有一個交錯棋布的交通網絡，如屈大均下面這段議論所描述：
予嘗謂：昔稱五嶺以人跡所絕，車馬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故尉佗絕新道，拒三關，而盜兵即不得至。今梅嶺之旁，連峰迭嶂間，小陘紛紜，束馬懸車，縱橫可度，雖使千夫捍關，萬人乘塞而潛襲之師已至雄州城下，又況郴之臘嶺與連之星子朱岡，皆可以聯鑣徑入乎。
這種情形，整個南嶺山區皆然。例如：被王陽明描述為「山林深險之所，賊盜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閏餘之地，是以政教不及，人跡罕到」的廣東和平縣境內，就有自東門陸路經水車頭逾岑岡三浙水抵江西龍南縣楊陂隘、自東門陸路經湯坊桃樹窖平虎鎮抵江西龍南縣界、自南門水路經合水渡踰林鎮東水抵龍川縣界等等路線。在江西龍南縣與廣東翁源縣之間，有「新興保東桃隘，徑通廣東翁源離縣，一百八十里而遙，去嶺背止隔二里，與翁源黃茅輋血流寨方峒等相通，可以直達九連山，外為流冦竊入之門，而內為窮冦逋逃之路，近為龍南咫尺之障而遠為鎮南向之藩。」在南嶺山地，從東到西有無數的這類山區通徑，為周邊地區的人民進入南嶺地區提供了門徑，更成為山地人群在山嶺間流動的孔道。南嶺地區這種既是屏障又四通八達的地理形勢，以下這段關於和平縣的描述很形象地呈現出其大略：
（和平縣）蘊萬山之中，藏千壑之內。四圍高峰屏列，一帶清溪環流，五花聳擁其後，紗帽特朝於前，東山雄峙乎左，西岫端拱於右。東鄰定南，系界連平，南踞龍川，北接江右，控引四縣，傍通三省。扼要險於濁溪，受雄關于岑崗，不用戰守之勞，自得金湯之固。
類似的描述，大量見於南嶺地區各種地志之中。在這樣一個大的地理形勢之中，伴生出一種很重要的地貌特點，就是在萬山中分布著無數的大大小小的盆地或平崗。例如在嘉靖三十八年剿平大羅山瑤之後設立的廣寧縣，就是一個「萬山聯絡，地方曠逺」之地，明朝官員建議在此地設立縣治時描述其形勢曰：
看得各處，山勢險峻，溪流湍急，止有地名潭圃，地宇平衍，山水環抱，民居稠聚，為四方道路適中之所。詢之輿情，皆稱堪立縣治，其地南去四會縣一百三十裡，系遠僻地方，今立縣治，居中控制，內可以據險要，防遏夷酋，外可以複膏腴，撫綏良善。
又如，在「提封延袤幾千里，然崇山複嶺，盤回深阻，煙火鮮少，土曠不治」的惠州府中，也有如興寧縣那些「巒嶠廽環，劃然中開，為沃野夷原」的盆地。這些盆地土壤肥沃，水源豐足，具有很好的生態條件，可以容納很多人口居住、墾殖。至於小盆地、嵠峒和平崗，在南嶺更是星羅棋布，加上山嶺間大小河溪蜿蜒穿流形成的河谷，形成了很多可以容納眾多人口的生態空間。例如萬曆《永安縣誌》（今紫金縣）關於寬得都有以下描述：
北界河源二合，南趾古名，東入縣，而佛子凹綰轂其口，龍川江西下都之門戶在焉，義容神兩江皆皇流衡貫都內，入龍川江，而神江之源最遠，聚落數十，盤錯兩江間，被山排碕，豐草茂樹，散為夷陸，原隰衍沃，自昔以為上田。
分布在南嶺地區無數個這種小規模的溪峒，具有良好的水源和土壤條件，可以為一定規模的人口提供適宜生存的空間，南嶺山地由此成為大量人口以聚居的形態散布之地。就局部而言，這些聚居之地與外界為山嶺阻隔，但整個南嶺山地又是一個由四通八達的交通線和圩市構成的整體性很強的區域體系，雖然在這個區域內幾乎沒有中心城市，也許不能套用施堅雅以市場網路的層級結構為基礎的區域概念，但我以為這也許是一個由人的流動與互動，形成了文化上具有相當高度的共性，由此整合成為一個以山地為基礎，南北溝通海陸，東西串聯不同族群，四周與幾個經濟大區相連接的區域體系。這種山地區域在中國歷史上的角色，還需要更廣泛深入的研究去認識，不過，我想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南嶺山地人群的歷史，應該置於這樣一種以局部的封閉性與整體的一體性與開放性為特色的空間格局下去認識。
二、南嶺山地的人群
分布在南嶺及其周邊地區居住的人群，今天大多以客家話為通行語言，因此被稱之為「客家人」。可以說，「客家人」是在廣義的南嶺山地中孕育出來的。人們對於居住在同一地域在文化和社會特質上有很明顯共同性的人群，常常都會不言而喻地相信其有共同文化淵源，或者在人種或血統上有共同來歷，是來自同一祖居地的移民。近世被稱之為「客家」的人群，由於有著共同的語言，長期居住在同一區域（或者來自同一區域的移民），更是在人種學意義上被認定為同一種族。如果以語言作為人群分類的一個重要標誌，南嶺山區的人群的確有著相當高的同一性。然而，如果我們暫時把「客家」這個範疇的族群意義擱置起來，只從歷史文獻的記載來看南嶺山區的人群，可以看到在明清時代，這裡的人群來歷和構成其實是相當複雜的，如嘉靖《韶州府志》引「舊志」謂：「韶地雜流民，語音不一。」明江西巡撫陳有年曾論及今天被認為是「客家人」聚居核心區域的人群曰：
照得廣東惠州之和平、龍川、興寧，與潮州之程鄉、平遠，與贛州定南、龍南、長寧諸邑，犬牙相入其間，皆舊巢遺種，習染未除，平居負山阻峒，驕悍自恣，一有罪愆，官司繩之稍急，則呼叫躑躅而起。
那麼，這裡所說的「舊巢遺種」都是一些什麼人呢？明嘉靖年間談愷纂《虔台續志》記廣東惠州府曰：
惠屇五嶺東南，負山面海，為大郡……《志》稱其民鍾氣於山，大都樸野悃愊，鮮獄訟而椎魯，頑昧或有不免。今則異矣，盜賊之警，以和平為贑桂汀漳之界，乃大帽山、岑岡地也，掛坑障、香爐峰、看牛坪皆比近，故延蔓相及耳。然惠皆良民耶？猺獞淆焉，漁蛋伏焉，逋亡集焉，盜所由出也，惠可免乎？
同書又記福建汀州府曰：
汀與漳與閩間以嶺嶠……大抵汀俗土沃多稔，人知文章，軍民雜居，鹽場鐵冶雖為民利，亦為民害，浮稅客戶，每滋吏病，群醜無故屯聚如蜂蟻，兵至就殺如雞豚矣。
這一類的記載，表面上描繪的這個地區盜賊蜂聚的局面，但文字間將這個地區盜賊眾多後面多種人群聚集的複雜背景呈現了出來。同所有王朝早已設立州縣的地區一樣，這個地區自然有一批作為王朝編戶的「民」和「軍」，或樸野、或頑昧、或知文章，或隸衛所，不過，在這個山地裡生活的人，更多的似乎是編戶之外的人群，有作為土著的猺獞漁蛋，也有外來的逋亡客戶。在明清時期，南嶺山地的居民，編戶似乎只是少數，如嘉靖《韶州府志》云：「山谷之民，至今有老死而不見官府者，大抵土曠民稀，流移雜處。」現名蕉嶺的《鎮平縣誌》亦言：「鎮平鄉村名為十二，其實編戶落落如晨星。」明代南嶺山地居民編戶稀少的情況，從明代嘉靖年間廣東布政司屬南嶺地區部分州縣的在籍戶數可見一斑：
這些戶數，均是各州縣管轄的編戶數，可以肯定不是居住在州縣轄區內人口的總數，甚至連多數都可能算不上。如果聯繫到下面將會引述的各種描述性資料呈現出來的在南嶺山地中各類人口的狀況，我們可以認為這些州縣的編戶數字是非常低的，反映出南嶺山區裡面的居民大多數不是王朝編戶。從明代官員關於這個地區的一些議論，也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正如王陽明引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文中所言：「兩省居民，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出劫，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南嶺地區在明代以前的州縣設置，所轄版圖常常是相當廣闊，明代兩廣都禦史吳桂芳等曾上疏論曰：「廣中一縣，常五六百里，緩則不馴，急則嘯聚，未可歸之山川與有司綏撫失策也。」這些議論，顯示出在南嶺山區設置的州縣，由於轄區太廣，加上山地交通不便，並沒有能夠對山地中的大多數人口直接管治的能力。隆慶年間設置永安縣之初的情況，很清楚反映出這種局面。永安縣設縣時，當地基本上被不隸王朝管治的勢力（官方文獻一般稱之為「賊」）控制，首任知縣魏世熙根本就不願至縣赴任，印留惠州府。隆慶四年，再以陽江縣主簿林天賜署任。林天賜到任後，與當地勢力約法結盟，方得以立縣。萬曆《永安縣誌》卷一，〈建置志〉記其事曰：
天賜初為長樂縣典史，威信夙著，士民愛之，賊亦畏服。業升陽江主簿，士民乞留永安，兩院遂被天賜以永安縣印築城。是年五月到縣，天賜語賊：「幸與我城一區，外此比諸君有也。」賊漸去安民鎮，則詣東方諸巢，就神取薌盟曰：「我毋爾戕，爾毋我叛，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踴躍而起，拊賊背亟飲，我千秋後，令子孫思林君也。三方皆然，諸巢大喜。
這個故事很清楚反映出，永安縣設立之時，控制著這個地區的勢力（所謂的「諸巢」）基本上是不臣服於王朝統治的「賊」。在明代文獻中的「賊」，並非專業以打家劫舍為生的盜匪，很多實際上是不服王朝管轄的人群。例如在閩粵交界地區的白葉阪：
覆鼎山白葉阪之麓，有田，半系賊開墾，半系窩主陳弼家業，系賊者賴以自贍，系陳弼者遼遠不能自耕，往往招募流徙耕種。夫流徙者，平素習非之人也。業主利其代耕，而不問來歷；流移者樂有所托而因肆其狂圖，是前田盜之招也。及西成之後，所積之穀難以搬運，又無外人販糴，不過賣充賊人之糗，是前田又盜之資也。今陳弼等已經擒獲，若不及時區處，則桀黠之徒冒認為業，其招募流移佃耕如故也。既有招募，則賊徒之乘機而竊入者如故也。賊徒既入，而群呼而類聚，其所以盤踞為害著又複如故矣。
王陽明曾經描述這個地區，是「山林深險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閏餘之地；是以政教不及，人跡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前引文所描述的，相信是遍布南嶺山區中這些「賊巢」的情形。這些被稱之為賊的人口，其正常的生存狀態不過是在山中耕種田地，或開墾，或佃耕，其中，多數為由外地流徙進到山區的「流移者」。明清之際的文獻中，可以看到有大量關於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口流入南嶺山區的記載。明江西巡撫陳有年曾論此種情形曰：
照得岑岡賊巢，雖系廣東和平地面，然與定南龍南二邑勢切唇齒，以故頃者賊徒流突江境，人民首先受害。今黨類芟夷，郊圻清廓，目前若無可患。然山長谷荒，易滋釁孽況，岡內腴田甚多，且稱天險，萬一別巢撫民及他省流賊入 其中，江境複有剝膚之災，不可不為深慮。
在粵北的樂昌縣，明清之際，「邑東西近山其地辟曠流民聚居於中始以佃耕為主久之人日益眾」，「流離之餘散處山澤出而供役者十不得五焉」。在粵贛閩交界的山區，是「盜賊」最熾之地，王陽明在正德十三年上的〈浰頭捷音疏〉描述這一帶的「賊」情曰：
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郴；在贛州之浰頭、桶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境於湖郴者，賊眾而勢散；恃山溪之險以為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為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劫掠焚燒是嗜；至於浰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籍，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猱；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党素所向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益熾。
這裡提到浰頭諸賊主要成分的來源，是「招致四方無籍，隱匿遠近妖邪」，其存在方式則是「僭擬割據」。而所謂「上猶諸賊」，其實也是來自四方的流徙之人。王陽明〈立崇義縣治疏〉中引當地官紳呈稱：
上猶等縣橫水、左溪、長流、桶岡、關田、雞湖等處，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三縣之中，東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跡罕到。其初畬賊，原系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都禦史金澤行令安插於此，不過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多；居民受其殺戮，田地被其佔據。又且潛引萬安、龍泉等縣避役逃民並百工技藝遊食之人雜處於內，分群聚黨，動以萬計。始漸虜掠鄉村，後乃攻劫郡縣。近年肆無忌憚，遂立總兵，僭擬王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
可見當時進入山區謀生的人群，不僅有「避役逃民」，還有許許多多的「百工技藝遊食之人」，還有當地土著族群。南嶺地區流移絡繹的情態，首先憑藉著前面我們已經討論過的地理條件。正德年間龍川河源地方紳耆呈請設立和平縣時說：
切見龍川和平地方，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煙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甯、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之程。其間山林阻隔，地裡遼遠，人跡既稀，奸宄多萃。
江西巡撫陳有年曾論曰：
照得龍南縣有四保隘：曰太平保橫岡隘，曰上保南埠隘，俱隨地僉兵，無容議矣。其大龍保樟木隘，通廣東始興，離縣可一百二十里，此雖遼遠，然西有信豐，南有南雄，兩相夾輔，猶足為恃，惟新興保東桃隘，徑通廣東翁源，離縣一百八十里而遙，去嶺背止隔二里與翁源黃茅輋血流寨方峒等處相通，可以直達九連山，外為流寇竊入之門，而內為窮寇逋逃之路，近為龍南咫尺之障而遠為 鎮南向之藩，視樟木隘尤為要害。
簡言之，這種生聚之地既多，而阻隔天險的地理形勢，為「奸宄」萃集，「逋逃」流徙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另一方面，這裡能夠成為生聚之地，不但因為這裡有田可耕，有山可墾，還因為這裡有各種資源可以開發，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礦藏的開採。明代以後，這裡的礦冶開採吸納了大量的流移人口聚集。上引陳有年同疏言長寧縣情形云：
縣界接廣境，有若犬牙。正東六十裡抵平遠縣熊嶺，東南二十五里抵平遠縣烏石，而丹竹樓南界又于興寧最近。窮山峻嶺，路逕多岐，是于諸邑中藩籬荒曠，聲勢阻絶，惟長寧為最。而丹竹樓及絲茅坪原為舊巢新撫之區，鐵冶鼓鑄，動集萬計，往往夜聚曉散，椎埋為奸，安之甚難而煽之甚易，是虔南一大扼塞。
屈大均也曾討論山區開礦與人群聚集的關係，曰：
大抵晉康以掘鐵為生，開建、河源以淘金銀為業。一鐵爐可養千人，一金潭銀瀨可活數百室，皆天之所以惠貧民也。許渾詩云：洞丁多斵石，蠻女半淘金。若上官開採，則所得不足以償所失，未有不因而生亂者。
又云：
先是長樂、海豐之間，逃軍坑有銀穴，河源密坑亦有之，兩處礦開，則豪民往往膻附，及封穴所獲不足，更費折閱，遂剡戟而起，奸民滭沸，乘釁俱發，索隨和建名號者不可勝數，程鄉揭陽之盜，又澒洞其間，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凡數十百群，東至興甯、長樂、程鄉、揭陽，北至河源、龍川，西至博羅，南至海豐、歸善以及東莞，無不罹其鋒者，永安其蹂躪之區也。
除了礦冶爐鑄聚集遊民之外，前引《粵劍編》卷之四稱之為「獨以橫截南北，為百粵數千里咽喉」的南嶺，其商路上日夜絡繹不絕的貨物運輸，也吸納聚集了千千萬萬的流移人口。例如「負山阻險，逋逃攸萃」的和平縣，地處南嶺山脈深處，但因在江廣之交，其交通狀況為：
迨王公平浰後，因近都而創，今縣名仍和平。道路辟，商旅通，和邑遂成樂土……縣北及西南三路，所謂下通兩粵者，即自各城門以差，又水可通舟，俱屬分途……計有明建治垂百餘年，文物日盛，貨殖日多，熙攘日眾，久以成為大道。況本朝德化洋溢，無遠弗屆。上下往來，無論魚鹽茶油，與一切雜貨，爭由是路。且番舶洋貨以及山珍海錯，無不出乎其途。
由此，即使在和平這個在建縣前王陽明描繪為「皆深山窮穀，阻險遼絕之區」的地方，也是「地為僻壤，路則通衢」，以故「山谷愚民，維藉肩挑背負為仰視俯蓄之計」。這種險要山地由於商業交通線而為很多人口提供生存條件的關係，清代中期和平縣與和江西定南縣關於是否在連接兩縣山地中開鑿運河的分歧，可以清楚看出來。乾隆《和平縣誌》卷一，「險要」載其事云：
尤為同省關隘者，莫如縣屬之潭坊至三溪口止九十餘里，水急石磷，不通舟楫，正天設險以限江廣分界，乃定南屢欲鑿河。幸楊蔣胡曾四任賢邑侯極力詳請列憲飭禁。
接著全文收錄了「楊公諱著曾詳文」，引述和平縣士紳呈文中申述反對鑿河理由云：
……如彼處（定南縣）土名河嶺背，由（和平縣）下車墟至油潭水三十餘里，皆石崖壅水，凡沿河糧田，或築陂或轉車，實和平仁義二圖錢糧所關。今此河一鑿，溝深湍急，勢必害及萬井，上則田高遭旱，下則田低被澇，其害一也。和邑自東水至定邑，水程半月不等，左隸龍川定南，右邊皆屬和境，自黃背嶺一路數百里，險僻杳無人煙。今此河一鑿，商賈越險，匪類潛生，勢必多設訊防，顧此失彼，動耗公項，支應煩難，其害二也。和邑下車墟緊與定南連界，彼此隱匿，素易生奸，且遙隔縣治八十餘里，鞭長不及。今此河一鑿，此墟遂成總市，凡江廣閒雜蜂屯，勢必聚眾生事，非為作歹，貽害無窮，其害三也。鹽政，國課攸關，和邑為易銷之區，全憑陸路挑負，故額引可增，餉銀易完。今此河一鑿，船載直抵定南，和鹽何人轉銷，勢必按煙派丁。平時則擾累，征納則比追，害無了日，其害肆也。和邑山多田少，土瘠民貧，半借肩挑糊口，養活幾萬餘家，全賴過客生活，今此河一鑿，商賈不經，勢必罷市廢店，何以聊生，其害伍也。江廣百貨，除梅嶺外，止此路可通，故生聚不息。今此河一鑿，近便可由，勢必益為僻區，民間貿易，所需日用，無所購買，其害六也。
和平縣士紳提出的六條理由中，除了第一條是水利問題外，其他六條都是關於商業貿易與本地社會民生的關係，其中第二、三點憂慮的是商業貿易對社會秩序的威脅，第四、五、六點則指出了商路暢通之後，對本地原來依賴貿易為生的人群失去生計。我們從中可以看到處在商路沿線的山地環境，商業貿易活動為相當大量的人口提供了生存空間，會因為商業貿易，形成吸納大量流移人口進入山區的動力。
簡言之，大量人口流入南嶺山區，固然以南嶺的地理條件為前提，但從歷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契機是南嶺的開發，包括山地的墾殖、礦冶以及商業貿易，形成一種巨大的吸力，把千千萬萬的外來流移人口拉進到南嶺山區。
三、成為「客家區域」
以上羅列的事實可以看出，明清時期在嶺南山地區域的人，以「舊巢遺種」和「流移雜處」為主體。在邏輯上，這種「舊巢」與「流移」的關係，類似於在很多地區所見之「土」、「客」關係。但事實上，持續進入南嶺山地的流移人口進入到這塊山地以後，並沒有成為「客」，這是因為這個山地本來的「主」，大多是王化之外的「南蠻」。明清時期「主」與「客」的概念，都是王朝戶籍體制下的身分區分。世世代代居住在南嶺山地中的南蠻，在明清文獻中被稱為「猺」、「獠」、「畬」、「蠻」，種種名目，在王朝體系中都屬於化外之域，在身分上與王朝編戶的「民」之間有一條深深的壕溝，他們在王朝體制下，是沒有資格成為「主」的。對於流入這個地區的外來人口，本地的「南蠻」沒有權利視之為「客」。在明清文獻中，關於這些流入南嶺山地的人，多稱為「逋逃」、「奸宄」、「無籍」、「盜賊」，這些身分隱含著他們本來應該是「王民」的屬性。他們進入山地後，也可能「混入」猺畬之中，佔據山峒，自為「巢穴」。明代文獻中所謂的「巢」，實際上就是一些獨立於王朝統治的政治和社會群體，這些巢穴，除了很多本來就是當地的瑤僚畬蠻的傳統社會組織外，也有很多是由外來流入的無籍之人組成。在這些社會組織中，他們的身分當然就是「主」。如果他們在後來重新進入王朝國家體系，則比起山地裡面原來的蠻僚來說，更直接地可以轉變身分為「王民」，成為本地的「土人」。因此，他們從四面八方匯集到南嶺山地，無論是逃離了王朝的統治，還是經過一系列軍事征剿行動和安置教化，成為「新民」，編入王朝戶籍系統，這個過程本身不但不會賦予以南嶺山地為遷入地的人群以「客」的身分或標籤，反而令他們理所當然地成為當地的「土人」。如河源縣在清代中葉的情況，據乾隆《河源縣誌》記載：
桂山，在城西二十里，高五百餘丈，綿亙極遠。東傍在城約，北接洪溪約，西南連博羅界，為縣之主山，與梧桐山相望，深谷嵁岩，不一而足，中有飛泉，懸空而下，最為奇觀。產仙茶，筍亦甚美。昔為猺地，後為客民耕作，今皆成土著。分八甲，桂山四甲，設立練總經管。其福元等處在桂山之外，分四甲，系猺目經管。
今天的河源縣是客家的核心地區之一。這裡所稱的「客民」，是從其相對於當地的瑤人為外來者的意義上說，他們的社會身分很快就成為「土著」了。今天整個南嶺地區的居民，絕大多數都是客家人，他們在當地都是土著。只是到後來，隨著如梁肇庭所揭示的，在他們向山外平原地區遷移，在與當地的土著發生接觸過程形成了「客家」的族群性之後，這些土著才被稱之為「客家人」，他們在自己原居地一直是土著。正是由於客家人是這個區域的主人，南嶺山地才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客家地區」，這是一個常識性的事實。那麼，對這個地區成為一個客家地區的歷史和空間過程做出解釋，在客家研究中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最直接和最為人熟知的，當然是羅香林以中原移民歷史為中心的解釋，一大群來自中原地區的漢人，長期持續不斷移徙進入南嶺山區取代原來的土著，這是一種關於客家源流的主流敘述。不過，梁肇庭教授傑出的研究已經令人信服地顛覆了這種歷史解釋，他闡明了「客家」的族群性及其認同意識在十六世紀以後逐漸形成的過程。他的討論是在施堅雅關於中國歷史的區域體系模式下展開的，他指出，「客家」發展成為一個種族集團的自覺性，是在十六世紀中期以後，居住在閩粵贛交界地區的人群，由丘陵山區沿河流向嶺南和東南沿海兩大經濟區域的核心地帶流動，同區域核心地帶的其他人群接觸以至發生衝突的過程中形成的。他把客家從山地向嶺南與東南沿海兩個經濟大區的移民與這兩個區域的發展週期聯繫起來，認為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即十六世紀以後兩個大區處在經濟上升週期，客家人向大區核心周邊的山地移民，雖然與這些本地人關係也會有一些緊張，但由於大家都有比較充足的經濟發展機會，這種緊張仍保持在一定限度，「客家」名稱在這個階段出現；第二個階段是十八世紀以後，這時嶺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客家移民大規模向中心城市附近的地區流動，不可避免引發了核心地區族群間關係的緊張，客家人與本地人的族群邊界一直在形成中，到十八世紀當嶺南地區經濟收縮的時候，終於爆發了大規模的衝突。其後到二十世紀初，伴隨著中國民族主義高漲，在民族主義的革命訴求中，最終形成了強烈的客家人自覺意識。梁肇庭教授用非常精煉的話將這個過程總結為：「They have migrated in all directions at various times between the six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interacting with other Chinese in a rhythm of ethnic assertiveness。」這句話講得非常精闢，以至以我的中文水準很難用同樣精簡的語言表達其原味。
與梁肇庭的看法採取了同樣取向的，是陳春聲最近的研究，他把這個過程置於更豐富的地方歷史脈絡下，更細緻地揭示了「客家人」的觀念在韓江流域形成和演變的歷史，證明了「客家」是一個山地人群向外流動和遷移的過程中，由不同語言和文化特質的人群接觸與互動形成的族群範疇。
梁肇庭和陳春聲的研究論證客家人之成為「客家」是在山地之外的區域歷史中發生的同時，包含著另一層的認識，就是這些人群在山地之外之所以能夠同其他人群的接觸和衝突中形成客家族群的自覺意識，是以他們在這個山地區域已經形成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共性的文化特質為前提。這種共同性，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如本文第二節所指出，在明清時期，南嶺山地裡的人，有世世代代聚居此地的形形式式的族群，有來自四面八方的流民，文化傳統與身分認同千差萬別。因此，如果說他們在十六世紀之後幾百年間向外流動時，已經擁有某種共同的文化傳統，那必定是在南嶺山地的歷史時空中形成。我們在認識到客家的族群性和文化認同是在南嶺的週邊與當地的「本地人」互動中形成的同時，還需要研究南嶺山區的人群共同的傳統（尤其是客家方言）如何形成，才能夠進一步解釋南嶺山地是一個具有文化上同一性的客家區域。
陳春聲在一篇新近發表的文章中，以《正德興寧志》有關猺人、蜑人、山賊與土人的記載為中心，討論在十五至十七世紀通過一系列艱難複雜、充滿衝突與妥協的互動過程，原來「隨山散處」的「猺人」和「舟居網捕」的「蜑人」轉變為以農為生的「土人」，成為朝廷的「編戶齊民」，活躍於南嶺山脈崇山峻嶺間的「山賊」、「流賊」及其後代也以合乎朝廷典章制度和官方意識形態的方式建構鄉村的社會組織，地域社會的經濟形態與文化面貌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該地區後來被視為「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而所謂「客家」身分及其認同，要在原來大量存在的「畬人」和「猺人」轉變為「編戶齊民」之後，才有可能產生。梁肇庭在建立其關於客家移民與族群性形成的歷史認識時，也以在閩粵贛交界地帶人群在山區環境下形成自己共同的文化和傳統的歷史為邏輯前提。梁肇庭從三個問題著眼觀察這個歷史前提，一是原來生活在這個地區的人口，二是南方漢人移民的歷史，三是獨特的客家方言出現的時間性，並且概略地考察了這個地區的人們如何在適應生態環境和社會處境中形成了獨特的生計方式、社會組織、習俗以及價值觀念。他用「客家的醞釀」（incubation of the Hakkas) 來形容這個過程，是非常準確的。
由梁和陳的研究，我們至少可以獲得三點認識：第一，近世所謂的客家人，出自閩粵贛湘交界地區，即在施堅雅區域體系模式下三個經濟大區邊緣的山地，也就是本文所討論的廣義的南嶺山區；第二，走出山區的人群向三個經濟大區的核心地方向流動時，由於與這些地區在更早的時候已經成為王朝編戶的人群在戶籍身分和社會權利有清晰的界線，令他們只能以「客」的身分加入這些地區的經濟和社會體系。這種「客」的身分，在與當地人相互交往與衝突中，逐漸由一種身分標籤演變為族群標籤，這個標籤在隨後的歷史中再逐漸被用於指稱原居地人群，乃至被凝固為族群名稱，南嶺山地人群由此成為有共同文化特質的「客家人」。第三，在山區的人群向外流動的過程中，這些人之所以沒有融合或同化於遷入地的社會，是由於他們在走出山地之前，這個地區已經形成了具有某種獨特性的文化和社會特質，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文化特質是語言，這種語言成為他們與遷入地操粵語和福佬話的人群明顯區分開來的界線和標誌，後來隨著客家認同的形成被稱之為「客家話」。
在這些認識的基礎上，我們將視線轉回到南嶺山地裡。梁、陳的研究，闡明了我們第二節所呈現的南嶺山地的人群如何變成一個「客家」族群的問題，接下來需要討論的，是南嶺如何成為一個以「客家」為主體族群並在文化上具有相當程度的一體性區域。
在南嶺地區是客家人的家園這一點，今天恐怕已經是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事實。但是，正如梁肇庭指出的，客家人這個聚居的區域，在施堅雅的區域體系模式下，並不是一個自成整體的區域，而是分屬三個大區的邊緣。另一方面，在客家研究領域，常見被劃定的客家核心區，與廣義的南嶺地區，並不完全重合。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南嶺這片山地，是否可以視為一個由「客家」文化定義的具有獨立整體性的區域。如果南嶺是一個「區域」的話，這個認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擴展施堅雅以區域週期來解釋中國歷史的理論，豐富和發展關於中國歷史發展空間過程的理論模式。這個宏大的問題，當然不是這篇小文所能回答，但我們從南嶺地區成為一個客家區域的整合過程，也許可以看出一點端倪。
由於我們要討論的是一個區域的空間範疇，不妨從閱讀地圖開始討論。施堅雅在梁肇庭的書中加入了多張地圖，這些地圖非常清晰地表達了梁肇庭關於客家歷史的空間解釋。我們可以從該書之地圖 1-2 開始，這幅地圖分別標出了十六世紀、十九世紀客家區域的範圍，同時也標示了嶺南、東南沿海和長江中游三個大區的界線和山脈的分布走向。這個地圖所呈現的客家歷史藍圖大致是：在十六世紀以前，漢人移民進入閩粵贛交界的山地，其範圍大致以九連山脈為中央，五嶺、羅霄山、武夷山、蓮花山等山脈環繞，其後沿這幾個山脈擴展，至十九世紀中形成了今天客家人分布的基本格局。這個地圖最可注意的，是位於五嶺之南的粵北地區，即清代的韶州府與連州、南雄州，在近代，這個地區的居民毫無疑問基本上是客家人，只有在縣城和一些位於重要交通線上的市鎮居民說粵語。這個地區人口比較多的瑤人，也大部分說客家話。根據這個地圖，粵北地區的客家人是從東江和韓江上游地區向西遷移而來的。由此看來，如果施堅雅製作的這些地圖是以梁肇庭的研究為依據的話，他關於客家歷史的認識除了族群認同形成的解釋外，其實還沒有真正脫離「移民史」的套路。在這個套路下，儘管指出了「客家人」是一個後來形成的族群標籤，但其主體，還是由移民構成，並由同一地區為中心向周邊地區移動，客家區域的形成，是一個以在文化上具有共同性的人群遷移的形式擴展而成的。
然而，如果我們看看近代客家分布的地區在十六世紀的情形，這個關於區域整合歷史的移民模式是需要再思考的。我們不妨先從十六世紀中黃佐纂修的嘉靖《廣東通志》卷二十〈民物志，風俗〉中摘錄若干條有關南嶺山區府州縣生活的人及其語言的描述（以下均出自原文，但為了簡潔起見，在刪除了一些內容上關係不那麼直接的句子的地方且略去了省略號）：
連州，語言多與荊楚通，與荊湘韶石相類。民性頗懶，鮮事商賈，病不醫藥，專務禱神。然名門望族，克守祭田，如遇蒸嘗，親疏鹹會。
陽山，夾江荒茅簧竹之間，皆鳥言夷面，俗尚儉約，鮮事詩書。其民有三：曰王民，專事漁獵，無商賈屠沽工匠技藝；曰猺曰獞，則居處山峒，腰刀持弩惟獷而悍，不習拜揖，今遵化輸役，其王民漸知讀書慕禮，然猶婚姻以歌迎送，喪事以歌雜哀。
連山，地接懷賀，居雜民夷，故其好尚語音多有類者。性頗憨直。然不知讀書，不事商賈，專業耕種。淫祀火葬，狃于故習，婚禮則用茶鹽，喪事則唱哀歌，若乃高山有瑤，深峒有僮，移徙不常，尤為梗化。
韶州府。土曠民稀，流移雜處。工無良技，多售諸廣城，商賈惟運販鹽鈔，往還荊湖，歲月可致富，中多江右奸人。山谷間至有老死而不見官府者。語音地雜流民，楚越不一。周圍二千里，迴隔山川，鄉音隨異。曲江近南雄、仁化臨南安，樂昌乳源接郴州，翁源接惠州，各於近者大同小異，惟英德曲江相同。
乳源，土曠民稀，流移雜處，其山谷窮絕處，類為傜蠻所竄伏，則邑之荒涼可知矣。
南雄府。郡城及鄉村大概與韶俗相類。語音多與韶同，而雜江右荊湘之語，郡城常操正音，而始興則多蠻聲。
惠州府。語音郡城中多正音，城廂近南雄。惟海豐語音近閩。
河源，語言好尚稍與博羅同。
潮州府。程鄉僻在山谷，多林藪苑囿之利，土地沃饒，民性執拗而乏疏通，與三陽少異。
程鄉，依山負險之民，恃其獷悍，勇於戰鬥，鮮事詩書，好巫信鬼，重浮屠之教，近亦漸革。
這些描述雖然有點空泛，不過結合本文第二節所列舉的事實，我們多少可以看到十六世紀中的時候，南嶺區域具有某種共同性，至少在廣東省境內，這個地區的人群和語言分布的大致格局，有以下四點可以注意：第一，這個地區人群複雜，種類繁多，「居雜民夷」。其中的「王民」來歷複雜，多居住在沿交通沿線的地方行政中心和市場中心，但在文化習性上有很多差異，在遠離城市的地方，深處山峒的人很多是「鳥言夷面」的瑤僚壯畬等蠻夷和依山負險之民，人群種類非常複雜。
第二，與上一點相關的，是這個地區的語言多樣性。要細緻地根據文獻記載把十六世紀的語言分布地圖清晰地畫出來，還需要做更多的努力。不過，僅僅是上述聊聊數段記載，我們可以瞭解其輪廓。首先是這裡有很多種類的蠻夷，其語言被稱為「鳥言」、「鴃舌」，外人難以通曉。屈大均記嶺南劉三妹傳說是說她「嘗往來兩粵溪峝間，諸蠻種類最繁，所過之處，咸解其言語，遇某種人卽依某種聲音作歌，與之倡和，某種人奉之為式」。可見「諸蠻」之間的語言也是多種多樣的。清初劉遇奇到樂昌縣遊距城三里許的仙人石室時，所見的「山田之家」是「編茅為室，嘖嘖有聲，不辨其語音者」。土人之間，其語言也不一樣，與原先「上下各三都，風土稍殊，語音亦異」。正所謂「語音地雜流民，楚越不一。周圍二千里，迴隔山川，鄉音隨異」。這個地區的語言多樣性，形成了在南嶺山地存在所謂的「方言島」的現象。1987 年出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的「客家話」分布地圖把南嶺地區中粵北的大部分標記為非客家話的其他方言，但根據我長期在這個地區生活和工作的經驗，知道當代粵北山區基本上也是以客家話為通行語的。造成方言調查中產生把這個地區標記為非客語區的原因，相信就是因為這個地區人群語言複雜，除了瑤壯等所謂少數民族語言外，還有殘留著很多在小社群中才通行的語言。南嶺山地的方言島現象，是由原來的土著族群的多樣性和從周邊地區進入南嶺的人群多樣性綜合形成的。土著族群的多樣性，可以從現在殘存的瑤族語言的多樣性得到瞭解，文獻也有一些痕跡。但是，到當代，我們在南嶺地區行走的時候，已經看到，客家話已經是這個地區的通行語言。
第三，在語言多樣性的同時，不同地方的通行語言，明顯受其相鄰的地區語言的影響，潮州北部近汀贛，粵北與荊楚通，鄰近廣西的連山，則與梧州府的懷集合平樂府的賀州相類，所謂「各於近者大同小異」。這一點可以同施堅雅和梁肇庭把這個山地區域分別歸入不同的大區邊緣的分析思路聯繫起來。
第四，明初以後持續的動亂，造成這個地區的人口一度十分稀疏，最嚴重的如後來成為客家人最為集中的興甯和翁源等縣。興甯在明初由於「江西安遠賊週三官作亂，攻破縣治，居民竄遷。繼以大兵平蕩，炊汲殆盡，僅存戶二十餘」；翁源縣則在洪武中「蒙志昌之變，舊姓殘滅，存者無幾」；還有英德縣，則是「元時一州二縣四十六廂都，洪武初土曠民稀，止一廂九都」。這一狀況不但為吸納流動人口留下的空間，更令後來進入該地區的人有可能成為當地居民的主體。如英德縣，「明朝初年，屬地無居人。至成化年間，民皆自閩之上杭來，立籍承撥者，鄉鄉皆是，間有江右陸續入籍者，故習尙一本于原鄉，與粵俗差異」。翁源縣，「宣德正統間，福建江西流民開墾複，漸充積，成化間，田賦殷盛，增六里，共十一里」。
以上第一至三點，都說明這個地區的人群和語言是非常繁雜多樣的，但是到二十世紀，這個地區除了今天稱為少數民族的瑤壯畬之外，絕大部分居民都成了看上去在語言、來歷和文化等方面都有很高共性的「客家人」，甚至同居住在平原、水邊的人群相比，這些客家人具有更廣泛的共同性。由此可說，在過去幾個世紀，這個地區顯然發生過一個同質化的整合過程。上述第四點似乎最能支援客家區域的文化整合以移民為動力的觀點，匯出這些移入的人口構成了後來的客家人的判斷。不過，以移民模式來解釋客家區域整合，還需要幾個前提，一是這些來自福建和江西的流民在文化和語言上已經高度整合，簡單說就是他們在一如之前都是同一類人群，二是他們進入到這些山區以後，仍然一直保持其原來的文化性格，三是還需要證明原來當地的土著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被這些外來移民同化。以我所見的有限的歷史記載，既證明不了這個事實，也否定不了這個事實。但是，根據上面羅列的事實，我以為，這個地區文化整合的過程至少需要同時考慮四個疊合過程的交織互動：一是流動的無籍逃戶重新被編入王朝戶籍體系；二是本地「蠻夷」轉化為「王民」；三是山地各類人群在交往中互動形成的文化（特別是語言）整合機制；四是移民直接引致的文化傳播。這四個方面，第一、二、四方面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經有很多討論，下面我想從最能體現這個群體文化上共同性的客家話形成入手，就第三方面作一點初步討論，我以為這一點在客家區域整合過程中尤具根本性的意義。
雖然現代客家話也有區域性的差異，但其基本語音語法是相通的，可以說，「客家話」是南嶺山區的「普通話」。對於這種語言共同性形成的時間，我沒有很多研究，不過，以我所見文獻，也有一點跡象顯示，至遲到清代中葉，韓江、東江、北江上游地區，已經以「客家話」為共同的通行語了，道光《佛岡直隸軍民廳志》，卷之三，〈風土志第八〉載：
國初自韶、惠、嘉及閩之上杭來占籍者，為客家。謂父曰亞爸，母曰亞，祖父曰亞公，祖母曰亞婆，伯叔曰亞伯亞叔，伯叔母曰亞姆亞嬸，婦人謂夫之父母曰亞爺曰亞媽，夫之祖父母亦稱太，凡言日曰日頭，月日月奶，晴曰好天，雨曰落水，日三餐曰吃早吃晏晝吃夜，或有謂吃曰呷者，子曰仔，幼則曰細人仔，曰細仔女，曰細妺，其音各近所鄰之廣惠韶，大同而小異焉。
今天的佛岡縣，是一個客家話與白話共存的縣份，北半部說客家話，中南部為廣府話，地理界線十分清楚。根據這段關於當地客家語言的記載，其操客語者雖然來自韶州、惠州、嘉應州和上杭，但其語言基本相同，說明這時從粵北到閩西北地方的語言已經趨於一致。這種語言的一致性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以為是在山地人群和語言的多樣性與南嶺山地人群的混雜性和流動性的矛盾中，逐漸形成一種相互間可以溝通的交往語言。
本文前面兩節的討論已經顯示，山地的環境並不一定就意味著封閉。事實上，由於生態條件、生存方式、親屬關係、社會秩序等方面的原因，居住在山地的人群比起平原的人群有著更大的流動性，山地人群的流動與相互交往也可能比起平原地區的居民有著更廣大的空間規模。我在南嶺山地的田野調查時瞭解到，在一些深山峻嶺中直到現代仍在小社群中使用土著語言的瑤畬村寨，村民往往也同時會幾種語言，而他們最通用的交往語言，就是「客家話」。這種在南嶺山區「普通話」的形成，對於客家族群認同及其整體性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而這個因素形成的過程，則是基於這裡的人群多樣性、混雜性和流動性的結果。
山地人群流動的常態，其實大多是零星散漫和經常化的，因而很少見諸文字記載，但也有一些稍大規模的，甚至可能同時伴隨發生激烈的社會衝突，歷史文獻中有關盜賊的大量記載，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山地人群流動的空間格局。姑引康熙《翁源縣誌》一段記載為例：
天順初，廣西猺獠四出，七年八年間，遂渡湞江，逾峻嶺，迫翁源城□□梯城□池燎門，欲陷未陷而去。成化元年，獠宼復來。捕盜老人吳洪進帥徒眾與戰城南，伏兵猿□，徑捷殺生，擒其渠魁一人，賊徒死者三百餘人。因玩之，複與戰獅子嶺，洪進不勝，死之。其年，都禦史韓公雍督師南征，取西寇腦髓而啖之、若貽人以為神，寇遂殄滅。初，黃峝山徑險阻，人跡罕到，其流入惠州府界，故其地屬河源，為最遠。正統間，閩寇鄧茂七餘黨數百人潛入據之，習性強獷，不服覊管，河源棄為閑地。後居民廖景清與河源民陳禧等共爭，以地近翁源，稍可治，歸之為編氓，然亦羈縻而已。弘治十一年，連山劇盜劉揚保逃入，號召作亂，僉事徐鉉檄通判徐鑑剿平焉，仍奏立巡檢司以鎮捕嚴切之，峒民乃讋伏。後割屬長寧縣。又其鄰峒曰筍峒，山寇時亦乘之竊發，□及鄰省，軍門行本府檄典史明彝機密芟平之，乃不為患。正德七年，龍川三浰劇賊池仲容統眾八千人，稱金龍王。九年、十年其徒眾入翁源上鄉諸鋪分，刼掠殺人。十一年，南贛軍門王公守仁合江廣二省兵夾攻，擒其渠魁，躬率官兵入九連山搗其穴，取三浰地建和平縣，上鄉民始聊生……
這段記載很長，這裡只摘其前面一段，已經粗略地顯示出這些所謂「盜賊」的流動空間範圍大致覆蓋了所謂客家地區。翁源縣位於廣義南嶺區域的地理中心位置，就以河流為主的交通條件而言，是相當邊緣的地區，但「盜賊」流動的路線和範圍，其實也是這個地區人群流動的空間。流民、逃戶、盜賊都在南嶺地區山脈相連的地理環境中頻繁來往，成為山地居民相互接觸交往和融合到一種主要機制。
除了這種大範圍的人口流動之外，山地居民的市場交易活動也是與其他人群交往的一個重要途徑。傅衣淩先生曾經論證過由於生態等方面的原因，山區經濟有一定程度的商品性特點。本文前面列舉有外面進入南嶺山地的各種人在山區的生計，常常同市場有相當密切的聯繫，無須贅論。至於居住在深山叢林中的瑤壯峒僚，他們的日常生活也在相當程度上依靠市場交易，乾隆年間纂修的《皇清職貢圖》關於廣東各地的瑤人有如下記載：
猺之在増城者，居縣屬邊境山岩間，刀耕火種，善用弩箭射獸……常跣足入山樵采，或攜瓠貯茶以售於市。
曲江縣猺人，居縣屬之西山……常用甕囊攜物出山貿易……能作竹木器，舁負趂墟，以易鹽米。
樂昌縣猺人，居縣屬之大嶺及龍嶺腳二處，距城五六十里……能跣足登山，亦常負物入市。
乳源縣猺人，居深山中，耕山為業，距城百五十里，有生熟二種，生猺不與華通，熟猺常出貿易……時有往來城鄉，與民人市易鹽米者。
連州猺人，畜髪為髻，紅布纒頭，喜插雞翎，性兇悍不馴，亦間有識字者，或時以山果入市。
我們在南嶺山地的田野考察中也瞭解到，在深山溪峒中，今天仍有一些以瑤族佘族命名的村寨，在本地小社群的日常生活中，他們有些還在使用自己的語言，但這些村寨居民由於要到不同的墟市趁墟，也必然要與外界不同的人群接觸交往。同外界的交往需要，令到這些深山裡的村民往往同時會使用幾種語言。其中最通用的交流語言，往往就是「客家話」。例如我在湖南宜章縣的莽山鄉訪問一位不識字的老婦人，她自己的母語是瑤語，但她也會客語和湘語，她說因為她既會去廣東的陽山趁墟，也會到莽山外的宜章市鎮去趁墟，她的客家話甚至比湘語更嫻熟。我在廣東的陽山秤架鄉調查時，這裡的鄉民也告訴我，他們會同時到不同方向的墟鎮趁墟，向北會去湖南境內的莽山，南面會到陽山縣城，東邊會到乳源的天井山，甚至還會往西到連州。他們除了去莽山可以用瑤語外，到其他墟鎮一般都用客家話同人交流。我相信，這種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的情形，在歷史時期，也同樣存在，如同施堅雅所描述的鄉民市場活動的模式一樣，山地的居民也通過到不同的基層市場從事貿易和其他社會交往活動，形成延綿連接起來的大範圍區域。這種山地區域的層級結構，可能會由於很多獨特的因素，例如山地平原之間核心區邊緣區之間直接的市場交換模式、長距離貿易的直接介入、山地人口的歧雜性和流動性等等，而令到施堅雅的模型變形，但市場交換活動形成的區域整合機制仍然是一種基本的動力。
要詳細探明這個過程，還需要做更多深入的研究。正如梁肇庭已經指出的那樣，對於客家人的「孕育」的歷史，我們其實沒有多少資料可以作為依據，因此除了需要對零星的文獻記載做仔細的鉤沉辨證釋讀外，還需要綜合多個學科的深入田野研究。本文只是先根據自己所知的一點事實的碎片，初步把問題提出來，我特別想強調的是，突破以人口移動和文化傳播為主導的視域，更多從山地生態與人群互動的角度去探討區域整合的文化空間過程，對於客家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從這樣的角度去展開客家區域形成的歷史過程和機制的研究，不僅對於客家研究和地方歷史研究有重要意義，而且可能匯出一種不同於施堅雅的區域模型，從而發展和完善從區域週期去理解中國歷史發展的模式。
四、結 語
臺灣人類學者在以臺灣漢人社會為對象的研究中，提出了關於漢人區域社會研究的三種理論假設，第一種是強調歷史文化傳統重要性的假設和解釋；第二種是環境適應的假設和解釋；第三種是族群互動與文化接觸的假設與解釋。這三種理論假設，對於客家區域社會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啟發。莊英章教授在討論客家學的建構時，曾經提出要走出種族中心論的視野，從族群互動、認同與文化實作的角度，尤其是採貫時性的歷史社會變遷角度來研究。以這樣的方法論取向來看，梁肇庭的研究，雖然以施堅雅模式下的經濟大區歷史週期來解釋客家形成的歷史，同時也啟發我們，位於幾個大區邊緣的南嶺山地，作為客家人聚居的地區，應該從歷史文化傳統、環境適應與族群互動的角度，理解為一個具有某種文化整體性的區域。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呼應了這些研究取向，試圖以上述三個假設出發，解釋這個區域之整體性的空間建構過程，並把由此形成的「區域」理解為一種與施堅雅模式的「區域」可以互為補充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客家形成的歷史，可以展示出這種山地人文歷史的空間動態，如何與施堅雅模式的區域節奏交疊互動，構成中國歷史發展的空間過程。
南嶺，作為一個分割中原與南蠻的天然屏障，是一個多元文化融合的大熔爐。元明以後，大量逃離王朝國家戶籍體制的人流入並聚居，南嶺山地形成一種吸納各方流移人口的拉力，同時又逐漸形成一種向外流動的推力，今天所謂的「客家」，是這種拉力與推力互動的產物。我們從以族群互動和文化認同為動力的空間過程去理解客家這個方言群的歷史，可以走出以往關於客家源流研究的一些根本性分歧。無論把客家視為一個種族的或人種學上的範疇，還是一個文化的範疇，置於這個地理空間過程中理解，似乎可以得到一種綜合調和的解釋。
從表面上看，大量人口持續地進入南嶺山地，以及在南嶺山區的人們在山地間的流動，可以成為以移民史視角解釋客家歷史提供了有力的理由，但是，這些人口來源的複雜性、移動時間的持續性、流動路徑的多向性、以及外來人口與本地土著蠻僚之間的混雜性等等，都可以令我們醒覺移民史的研究角度以及與此相聯繫的文化傳播視角，但在客家研究中都顯得過於狹隘。在一個以戶籍制度作為王朝國家統治體制基礎的社會體系中，那些持續不斷地進入南嶺的人口，與其說是移民，不如說是逃民，他們可以在人種上和文化上沒有多少共同性，甚至可以有很大的差異。正是這種差異性，令到他們進入南嶺山地之後，在流動中，逐漸形成文化上的共同性。山地人的流動，往往不是沿著江河流域，而是沿著山脈高地或在山谷盆地間發生的。他們的流動方向大多是散漫且多向度的，有在山地間的無序流動，也有向山地以外的移動。這些本來在歷史文化傳統上有很大差異性的人群，在流動中彼此之間發生頻密的互動。在同一種生態處境中，這種流動和互動的過程，逐漸釀成了文化上的共同性，尤其形成彼此間可以溝通的語言的統一性。
然而，要更加深入揭示這個過程，我們至少還需要對山地生態環境對人們生存方式的影響，山地人群應對王朝國家統治的策略及其行動，還有山地的市場體系以及人群的市場活動等問題進行多學科的深入研究。以市場為例，如果用施堅雅的市場模式來看，南嶺山地的市場，在層級結構上比較單一，稀疏的市場中心所覆蓋的市場區範圍遠比平原地區的廣大，往往同時兼具了從基層市場到中間市場和中心市場的功能，並且直接同區域性市場連結起來，這導致了山地居民相對於平原地區的鄉民有更廣泛的市場活動空間。這對於客家族群性和文化認同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機制。但對這些方面我還缺乏專門的研究，在此難以作更深入的討論，只能就此打住。
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常务副院长。198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后，一直在中山大学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教学与研究。1985年晋升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讲师，1991年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晋升为教授。2000年起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2008年起任亚太研究院常务副院长，2010年起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