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荐书277 | 杨培娜《生计与制度：明清闽粤滨海社会秩序》

发布日期：2023-01-13

生计与制度——明清闽粤滨海社会秩序

作者: 杨培娜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22-11
页数: 448页
定价: 78.80元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22808741

关于作者

 

杨培娜，200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海洋史、明清史、历史人类学。在《历史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海洋渔政与海疆社会治理研究”。

关于本书
本书旨在以滨海人群生计及社会组织机制为出发点，探讨明清闽粤边海之地如何在多种力量的冲突、妥协、共谋中，逐渐消解对中央王朝的疏离状态，实现滨海社会秩序的更新再造。本书以勾勒王朝制度演变为主线，尝试触摸海陆之间籍籍无名的濒海生民的活动脉搏，呈现滨海之地多样而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历史形态。

目录

序（刘志伟）

绪论
第一章 明前期闽粤沿海泛军事化管理与编户体制的建立
  第一节 明初闽粤沿海地区的归附
  第二节 闽粤海防体系的设立
  第三节 从在营军士到卫所军户：卫所人户管理的演变
  第四节 明初闽粤滨海渔盐管理机构的设立
  小结
第二章 多样生计：“渔盐之利”、海上贸易与漳潮海盗
  第一节 闽粤沿海制盐法的改变及其影响
  第二节 渔课征纳方式的改变与海界圈占
  第三节 “盗寇”与文教并兴
  小结

第三章 明代中后期闽粤沿海的军事化与地方组织
  第一节 闽粤之界与南澳副总兵的设立
  第二节 动乱中的卫所军、澳甲与渔兵
  第三节 谁的堡垒？——沿海卫所的民居化
  小结

第四章 乱世争雄：明清鼎革中的闽粤沿海战局
  第一节 海上竞逐中郑氏之崛起
  第二节 寨堡经济与粤东三总兵的发迹
  第三节 与郑氏抗衡
  第四节 禁海与迁界
  小结

第五章 立营废所：清代前期沿海军事格局的调整
  第一节 绿营之制与清代前期闽粤沿海汛防
  第二节 闽粤沿海卫所的裁撤及所城的演变
  小结

第六章 清代海洋商渔船只管理体系与滨海社会
  第一节 康熙开海与商渔分离
  第二节 商船船税的征收与樑头限制的废除
  第三节 “违式”与“定例”——清代渔船管理规制的演变
  第四节 清代渔盐管理与濒海生活
  小结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图表目录
图1-1 明代福建沿海卫所分布
图1-2 明代广东沿海卫所分布
图3-1 柘林湾东界半岛示意
图3-2 民国东山县村落示意
图5-1 东山岛铜山关帝庙
图5-2 大城所城隍庙八大灵签
图5-3 大城所内部结构平面
表1-1 洪武年间福建、广东府州县城修筑情况
表1-2 洪武二十七年之前广东卫所新设及调整情况
表1-3 洪武年间福建沿海卫所设置情况
表1-4 洪武二十七年之后广东沿海卫所新设及调整情况
表1-5 元代潮州盐场
表2-1 明天顺年间广东盐场盐课情况
表2-2 福建、广东河泊所兴废情况
表2-3 漳潮各县建置情况
表2-4 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五年漳潮边界动乱情况（部分）
表3-1 万历年间漳州卫、镇海卫军额
表3-2 明代漳潮沿海水寨官兵员额变动情况
表3-3 明代铜山所科贡情况
表5-1 康熙年间闽南粤东沿海兵防调整情况
表6-1 柘林庙宇系统

 

后记

我的家乡就在本书重点描述的东界半岛上。这里有界分闽粤的分水岭，岭上分水关矗立着崇祯年间闽粤士绅为时任南澳副总兵郑芝龙建的“功覃闽粤”石牌坊。东部、南部和西部海边原来是大片的盐场，20 世纪60、70 年代围海造田盐碱化严重后又都改造成鱼塘虾塘。半岛再往西，有横山将东界与现在的饶平县城所在地黄冈镇分隔开来。从陆地上看，东界半岛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半岛中部有一座城堡——本书中的大城所（大城守御千户所），乡人称为“所内”。关于这座城有很多传说，最著名的是“吴钩建城”。吴钩即书中提及的粤东三总兵之一吴六奇。半岛南端是柘林湾。柘林湾因外围有大大小小岛屿环卫，挡住了外海的风浪，港湾宽阔，水深浪平，是粤东地区船舶停泊和避风的良港之一。湾内作为航海标向的元代镇风石塔保存完好，风吹岭摩崖石刻中“协镇广东黄冈等处地方副总兵官吴讳启镇招抚各岛伪镇官兵人民数万在此登岸”一幅大字尤为抢眼。自柘林湾向南航行8 海里就是鼎鼎大名的南澳岛。这里与西北面的玄钟梅岭、北面的东山走马溪一带共同构成明代东南走私贸易最活跃的海域，南澳岛上至今有“吴平寨”，闽粤总兵府前郑成功的招兵树依旧枝叶茂盛、苍劲挺拔。我的童年是在这里度过的。当然，懵懂的我是不可能知道这些历史和意义的，我更真切的记忆其实是山岭上烈日暴晒下发亮的大石头、酸酸甜甜的小野果，海边被我们追赶得仓皇乱窜的小螃蟹，以及所城里笔直光滑的石板路和村里巷口小贩高声吆喝的“买盐咯，私盐咯”。及长，我离开家乡，这些声音和影像逐渐淡去。经历了史学训练后，回望故里，熟悉竟也陌生，原来大城所不是吴钩建的！
重新认识大城所的历史，使我先对明代卫所制度着了迷，尤其佩服于志嘉老师用细致扎实的考证厘清以往卫所制度中多有误解的问题。那时候于志嘉老师的书《卫所、军户与军役》还没出版，我在吴滔、焦鹏、贺喜的帮助下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她的文章，私人订制了一本论文集（后来认识于志嘉老师了还跟她献宝）。同时，我深受老师们区域史研究的影响，于是想到或者可以将二者结合探讨卫所的历史演变。博论选题有了大概方向后，我做了好些准备（当然多是从文献出发的设问）就下田野去了。一开始很兴奋，既能做研究又能增进对家乡的了解，两全其美，但结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看到了大城所城堡，但看不到预想中的军户家族、祠堂和族谱，就连碑刻都因为是花岗岩面所以涂面粉根本没用。除了一再重修的城墙和这个地名，卫所的影响在这里似乎非常小。所城里住的人什么身份都有，当地人把我关心的军户叫“军派”，零零星星散落各处。周边村落乡民们口耳相传的祖先故事多集中在明朝，入清后祖先们比较少读书，更喜欢做生意，然后捐得功名在乡间建起漂亮的祠堂。至于我在意的文献，那是极少的。带着日渐崩溃的心情我断断续续转悠了差不多一年，周边几十个村落都走了个遍。直到有一天，我去西澳岛拜访一位老人家。老人家非常热情，一定要留我吃午饭，还很肯定地说我这个钟点一定走不了的。我因为下午另有安排，坚持告别。匆匆跑到岸边，发现原来退潮了，来时不过几分钟的水程变得不可逾越。于是海风凛冽之中、饥肠辘辘之下，我蹲坐岸边，跟把船停在水中央吃饭的船老大高声聊天。这个经历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对潮汐等海洋自然规律的认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节奏是当地人的常识。这些知识内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无须形诸文字，而我完全意识不到。如果我来这里只是要从他们身上找到某些足以印证自己设想的东西——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我开始对自己的研究目标、研究习惯乃至研究意义产生怀疑。
而后，我开始循着我要观察的人们的目光去重新认识这片海与陆，了解乡亲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日常生活，学习怎么看路、看树、看潮汐、看山门水色，了解怎么织网打鱼，怎么分辨乡里社庙
以及谁有“份”谁没“份”。这些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区域史或历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意义之一。同时，我也开始反思，为什么在地方上看到的如此丰富的人群和活动，在自己熟悉的文献中却常常是缺失的，我们如何才能理解这些真真切切存在但又在历史记述中失语、沉默的人？历史的书写有时候对普通人来说过于冰冷，而我自己在研究过程中，何尝不是时常只见标签不见人？文字记录内在蕴含的权力关系与知识框架所具有的偏见和盲点，是需要我们警觉和反思的。依海为生的生活具有独特的节律和特质，沿海地区也不能简单视为划分海洋和陆地的地带，而是一个包含了从事打鱼、晒盐、运输、经商乃至从军抑或劫掠等多样生计人群的生活空间，我们应该从海陆互动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与这个空间的关系，而卫所是其中一个元素。
思维转变之后，视野也开始放大。我顺着渔民们的活动看周边。比如大埕的渔民们说北风大，他们的船会停到宫口（福建诏安玄钟半岛），还经常到东山关帝（即书中的铜山所关帝庙）拜拜。
于是我独自一人坐车前往人生地不熟的玄钟和东山岛。度过八尺门来到东山岛时，突然才意识到，陆上这半天多的车程，海上的渔民们一流水就到了。在这里我遇到了贵人——时任东山县博物馆馆长陈立群先生，他安排当地老人带我考察，还毫无芥蒂地将其搜集了十数年的碑刻和馆藏族谱全部让我参阅。对此我铭感于心。考察的路上到处都是与船有关的景象，船如此重要，为什么文献里没记载呢？其实也不是没有，只是那原先是我的知识盲点。没材料有时候是因为我们问的问题不对，有时候没材料也是一种材料。
田野带来的启发无形却深刻。回到图书馆，我重新从最官方的奏折和会典读起，勾勒线索，而提问的方式已经改变。我要看到的是官员们眼中的滨海人群和组织，他们如何看待、应对这些可能
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观念相异甚大的人，又该怎样才能达到教化、治安和税收的目的，应对官僚系统的各种要求？如此一来，包括卫所、盐场和渔业等相关制度文献就成为我的基础文本。所以
本书看起来是以制度史为基础的区域史研究，但制度被视为社会空间的一部分，而非仅仅是条文。经历了近半年日夜颠倒集中写作之后，博论终于完成，在制度层面的讨论有所创新但对社会生活层
面还只是把现象点到了，大概勾勒了一个粗糙的框架。如何想得更深，想通其中的关窍，则太难了。所以答辩会上李庆新老师对内容偏重制度框架而略于社会生活的批评和建议言犹在耳，也是我此后
一直努力想去解决的。不过博论写作过度疲累了，有点伤，癫狂状态需要时间恢复。我的导师陈春声教授云淡风轻说没问题，他写博论期间也晕倒过。我的另一位导师刘志伟教授则建议我跳出来过一阵子再看，却没想到我这一跳就是十三年。
毕业后就深深明白前辈们为什么总是语重心长说最幸福的读书时光就是当学生的时候。除了各种或为借口的忙，可能也有逃避心理，一直不愿意去认真面对这个难题。陈刘二师对我是怒其不争，
耳提面命旁敲侧击均不见效，还是年轻的同路人谢湜、柯伟明、刘勇、周鑫有办法，煞费苦心的点拨让我终于下定决心进行修改。修改过程，心态历经转变，从只是想出书，到越琢磨越有味道、敝帚自珍，逐步形成一些比较抽象的认识。我是很依赖直觉的人，习惯把自己置身于那个场景里，想象自己的心理。某一天就突然蹦出“疏离”这个词。因为躬身自省，自己在生活中经历的诸多转变，其实也是不断在跟某种疏离感相识、妥协、寻求相处之道的过程。我想，我在日常生活中习得的体验，是否也能穿越时空，呼应到先辈？也许可能，也许只是我的臆想，但无论如何是一个理解
的通道。所以虽然有点不学术，我还是选择了这个表达。
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应该重新整理我的思路，然后思考日常生活的背后，只是一地鸡毛，还是有某种规律可循？陈春声老师很早就开始讲他对海洋人群特性的“伟大理论”，在我写博论期间他也
多次提醒。一直以来我理解他讲的雇佣关系多只在船舶社会，然而当我重新回头看自己原来博论内容时，我发现这种结构几乎存在于滨海社会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当然，也可能是思维定式了。于是我要追问，为什么有这么多雇佣，仅仅是资本的力量和表现吗？各自都是什么人？怎么形成这种所谓特质的？循着这些问题，那些原来在博论里散落的内容逐渐聚合起来并有了指向。豪强集团是史料和既有研究已经多次提到的概念，那么在明代的滨海地域，他们是怎么存在的，跟以前又有什么不同？明代特殊职役带来的特权及其影响也已经被学界所揭示，他们形成的经济社会和制度性基础是什么，又在整体社会结构中扮演什么角色呢？重新阅读史料和整合思路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之前就很在意的海界圈占问题意味着滨海利权的垄断性，而且滨海利源不仅仅是滩涂湿地、各种海面港湾，还包括了读书、造船和做生意的权利。垄断者多有利用职役制度形成的优势，而募兵、盐工、船工、渔工，则是这个“垄断- 依附”体系中的另一端。由此，我搭建了这个社会结构，虽然很初步，但或许可以跟政治疏离相配合起来，回答明清的滨海豪强集团有什么不同。他们在力量成长过程中，对王朝制度的灵活运用、挑战改变了制度，也改变了自身的秩序。在豪强宦族的行为里，在他们的文化书写里，疏离感在行动和思想层面日渐被消解。而且，这种变化不会仅仅存在于所谓精英阶层。我很喜欢书中引用的一则材料，其实是在傅衣凌先生的书里看到的，讲一个人在贸易结束后从柘林回到漳州时所见的一路风景。非常日常生活的场景，却有一种传导晕染的作用，人们可以从中习得相应的经验和行为模式。这可能就是社会转型的应有之义。
至此，我稍稍觉得修改走到一个节点了，虽然还很粗糙，起码可以给自己给师友们一个交代。结构建立起来，接下来就是在更鲜活的历史场景和更开阔的视野与比较研究中修补或者推翻。想想还是挺有趣。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前世今生。
这些年，个人生活经历了很多重要的改变，但是生性疏懒除了在面对儿子时稍微有所收敛外，其他长进不大。陈刘二师对我的迁延拖拉大概已经不大好意思批评得太露骨，不过陈老师有时候还是忍不住刻薄一两句：十年过去啦。科大卫老师从原来一见面就问最近有什么新研究，转变为和蔼可亲地问：最近生活怎样？郑振满老师则宽慰说，家庭事业要兼顾，要分好工。老师们的关心、担心，有时候是恨铁不成钢，我还是能体会得到的。因为疫情，三年未见程美宝老师了。以前特别享受程老师别辟蹊径、冷不丁反刺一下众位老师的快乐都没有了。老师敦促要修改的结论，目前稍稍做了些回应，但仍然不成熟。黄国信、温春来、吴滔老师自我进入明清史门槛就一直对我照顾有加，工作后也多方照拂、提点。这次也是在黄国信老师的大力支持下，本书才有可能出版。
与于志嘉老师的交往是我心中的温暖。2010 年潮州之行初次见面时如见偶像，太过激动了还傻傻把宋怡明老师晾在一边。幸好宋老师不计较，还为我提供关于潮州卫所的法文资料（虽然我看不
懂）。而后宋老师还和赵世瑜老师一起为我们创造机会，组织卫所研究工作坊，让我得以学习到更多关于不同区域卫所实际运作实态的精彩研究，极大丰富我的认知。若干年前，跟赵老师畅谈明清卫所系统与秘密社会网络的关系让我对军卫组织在社会运转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产生了更多联想和思考。黄挺老师、吴榕青老师、陈海忠老师和陈利江老师陪我一同在东界半岛拓碑，烈日炎炎，汗流浃背，一旁围观的乡民们在看到原先花白的碑面突然显出墨迹时大呼“老爷显灵啦”。那瞬间都成宝贵的回忆。
感谢曹树基老师，虽然他不一定记得，但我印象极为深刻。十几年前，他在我的师兄姐们的一次答辩会上，说我们这些学生背靠大树、因袭过重。当头棒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还记得我在会后抱着晓涛师姐痛哭，不知道自己的研究到底能有什么新的意义，还跟陈老师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陈老师回说，学术研究是学有所本，起步一定是模仿，而后才可能超越，“叛师”则是学术传承的理想。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
中大历史学系对我而言是家的意义。如果不是它，我不可能年过四十还这么随性“天真”（当然个人的钝感也有责任）。蔡鸿生老师已经驾鹤西去，但蔡老师的烟灰缸、座椅还在，精神还在。感谢吴义雄、景蜀慧、曹家齐、王承文、赵立彬、何文平、江滢河、周湘、陈树良、龙波、胡海峰、杨元红等诸位老师一直以来的关爱，还有谢湜、于薇、柯伟明、周立红、安东强、费晟、刘勇、李
丹婕、朱玫、王媛媛、谢晓辉、任建敏、黄欣、张文苑的关照和督促，大家共同努力，营造着永芳堂宽和自在又相互促进的美好氛围。
感念学界师友不弃。杨国桢老师在八十大寿时问我这几年怎么消失了？来自祖师爷的关怀让我差点泪崩。陈尚胜老师爱屋及乌，邀请我参加中外关系史的会议，得以向诸位前辈请益。海洋史教学中感觉南北研究热度差异甚大，多有言之不明的地方，幸得马光老师不吝赐教，提供宏文给我参考。张侃老师、王日根老师、林枫老师平日对我多有照拂，邓庆平、杜丽红、徐斌、刘诗古、陈瑶、黄忠鑫、薛理禹等诸位学长也多有提点。李庆新老师、周鑫师兄、王潞师妹多次邀请参加海洋史研究中心的活动，我借助这个平台获益良多。
林慕华、李琼丽、田宓、丁蕾、谢晓辉、李丹婕、段雪玉、陈贤波、唐晓涛、陈博翼、张淑琼、腰蓝、陈玥、姜娜等在我面临生活和工作上的诸般困难时始终给力，一起商量，一块儿吐槽。谢谢
贺喜、叶锦花、李晓龙、徐靖婕、毛帅、金子灵，这些年我们在关于水上人、滨海社会、渔盐关系等方面的讨论相互支撑和促进。感谢郑庆寰和赵晨老师的倾力帮助。如果没有他们专业、快速、细致的工作，这本书是不可能跟大家见面的。研究生宋恩泽、谢珂瑶在我手忙脚乱的时候帮忙核对史料、修正讹误，尤为感恩。
谢谢东界半岛的乡亲们，这些年我不时回去叨扰，大家都说“哎呀，那是以前的学生妹。”亲切得让我都有点惭愧。好些熟悉的老人家都已故去，我唯有心中默念感激。我的父母在我最后冲刺阶段给予全力的支持，让我无有后顾之忧。我与申斌相携近十年，是彼此的战友和依靠。申斌对学问有极为单纯的执着，总是推着自己，也推着我要往前走。他学术视野甚是开阔，文献功夫远胜于我，对政治理论和政府财政结构的认知尤有心得，然于社会生活之运行缺乏实践能力，于是在家中我常常以社会史自居，以绵里藏针可戳破牛皮的觉悟，对抗来自上层强权之高压。每每针锋相对激辩到拂袖而去，最后总有一个人舔着脸来求和。他常常批评我说的比写的好。确实，我有点害怕写作，向来钦佩能下笔千言、文采粲然的人。所以，当我看到村上春树也曾受困于此时，心中顿感安慰。我的写作风格总被陈春声老师诟病为口语化严重，学术语言不足。书稿修改过程中自己有充分意识，但积重难返。迫不得已时，只能用身为射手座直觉感性重于理性思维来宽慰自己不要太焦虑，就这样作一个印记吧，毕竟以身心健康的状态面对家人、学生、师友是最重要的。期盼未来是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