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晓辉 | 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的西南实践：以容美土司为例
作者简介：
谢晓辉：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副教授。
摘要：土司制度是传统时期王朝国家治理在西南地区展开的一个重要制度。通过考察容美土司种种所谓“非理越份”的僭越之举，本研究强调如下三点：其一，土司制度的推行并不意味着西南“自相君长”传统的消失，而是制度与传统的共舞，并呈现出“土王”相当大的主体性；其二，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传统的延续是当时为不同类型的人群所共享的一种观念，也是王朝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建立的弹性、多元与包容的疆土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不能被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所桎梏，想当然地视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的阻力。事实上，他们先于中原王朝而在其治域内用一套挪用、模仿内地州县的制度与机制，整合土民，为后改土归流时代王朝国家实施州县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土司制度；自相君长；国家治理；容美土司；僭越
一、问题的提出
《明史·土司》开篇即称：
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邛、莋、僰、爨之属皆是也。自巴、夔以东及湖、湘、岭峤，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历代以来，自相君长。
……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糜。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然调遣日繁，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故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
可见，在《明史》的编撰者看来，西南地区长期居住着“种类殊别”的人群，他们“历代以来，自相君长”。虽然明朝对“西南诸蛮”的治理已大为加强，然其道依旧在于“羁縻”。面对他们“大姓相擅，世积威约”的历史与现实，中原王朝对这些土著大酋治理的要义在于“假我爵禄，宠之名号”，如此才能“易为统摄”，故要点在于“抚绥得人”，羁縻其首。
在论及土司制度的实施时，直到清代编撰的《明史》中依旧认为国家主要是将这些“自相君长”的土著大酋，在土司制度的框架下，“假我爵禄”“羁縻其首”，通常并不会直接干涉土司内部社会的治理。那么，仍有一个饶有兴致的问题尚未被系统讨论：一直到宋代依旧是“多国林立”的西南地区，在土司制度实施之后，曾经的这些地方少数民族政权，是随之分崩离析，还是在某种程度上依旧存续？如果依旧存续的话，如何在土司制度下实践？他们是否只是严格自限于统治内部的一种存在，士大夫或者王朝国家毫不知情？抑或有所知情，那么，在明清时期的天下秩序中，如何在论述中合理化这种存在？
基于此，本文将尝试从屡屡被官员们切责“非理越分”的容美土司入手，讨论这一议题，以求抛砖引玉。“非理越分”的情形表明可能一度存在一个土司制度下“自相君长”的模糊暧昧地带。选择容美土司的另一重要因素在于，容美土司在地缘上已经位于王朝国家的腹心，其内部社会也跟云贵等地大理、水西这类君长国存在显著差异，即不论在地缘还是在政治传统诸方面已大有不同，这类君长传统也往往容易被学界所忽视。
二、“非理越分”：容美土司的罪状
雍正年间，朝廷在西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雍正十一年（1733），在经过一系列筹备后，雍正皇帝将容美土司的改土归流提上日程，命当时的容美宣慰使田旻如入京陈情。在屡次找借口拖延入京并试图负隅顽抗后，田旻如只得畏罪自缢，容美土司得以顺利改土归流。在改土归流造势期间，官员们列举了容美土司田旻如的数宗罪状，乾隆《鹤峰州志》对其罪状内容有如下概括：
田旻如世受国恩，又蒙皇上屡次宥其过愆，令其悛改，无为狂虐性成，非理越分。私给扎付，听信邪术，擅用阉人，僭造九间五层衙署，并建钟鼓楼，上设龙凤鼓、景阳钟，且横征滥派，越境虏掠。复党护两壻淫恶种种。
可见，容美宣慰使罪状可总括为“狂虐性成，非理越分”。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土司“私给扎付”。官员们主要是在指控容美土司在“滥假名器”“擅给委札”。这在多位官员的奏折中皆有提及，譬如：
私给川民向继洪游击委牌，僭列太保职衔；又康熙四十九年给向世明游击委牌；雍正五年给向中虔游击委牌。夫川民非其所辖，何得滥给委牌?……越界滋扰，所差之人，有副将、千、把之称，滥假名器，任意妄为。
据驻防建始县把总刘朝龙呈，具报状向怀明……等报，为族恶私受夷职，不遵国法，阖族公报事：蚁等系后里五花寨民……今陡出恶棍向仲乾、向仲明、向仲试，家富万金，贿通土司，写立私结，干授官职，领讫在家，势胆包天。与容美土司往往私议……恐连累族人遭害等语。据此随追取委扎三张，相应呈赍。
可见，容美土司“私给扎付”的罪行，在这里主要是指其已经超越了土司地界，对州县之民而不单是土民授予官职，发给委札。他们在其境内自置官署时，也会颁发委札。土司所授的官职，除了“洞长”“旗长”这类土著官职名，还包括“副将”“指挥”“千总”“参将”“知州”“经历”等通常是由中央王朝所授的官职。故时湖广总督迈柱不无愤怒地强调“官职乃朝廷名器，非臣下可擅委”。这些大致是容美土司被切责“非理越分”之“滥假名器”“私给扎付”的内容。从朱批来看，雍正皇帝对此事持相对宽容的态度。
其二，容美土司“擅用阉人”“僭造九间五层衙署，并建钟鼓楼，上设龙凤鼓、景阳钟”。对此，湖广总督迈柱的奏折中也有详细的描述：
据湖北忠峒宣抚土司田光祖详称……（田旻如）新造鼓楼三层，拱门三洞，上设龙凤鼓、景阳钟。门内凿沼一道，清流环绕，名曰玉带河。架石桥三拱，名为月宫桥。住居九重，厅房五重，僭称为九五居。更于私垣建筑观星台，著令门客异人，昼夜登台观望星斗。
……随经密发两司会询确供去后,兹据该司等询据侯有之供称:小的等被割之人共有三十三个，那龙凤楼、景阳钟、玉带河、月宫桥，住房九重，庭房五重,都是实的。观星台在衙门傍边,有一姓徐的是荆州人，时常同司主上台去看星。兵马数目，我不知道，有一二百座炮，并有鸟枪、兵器、盔甲等，供回报前来。
迈柱的奏折中包括了与容美关系不和的忠峒宣抚司的举报以及经过两司会审的土司太监侯有之的供词。从奏折内容来看，容美土司造“九五居”，使用不少净身的太监等等行为皆是明显的僭越之举。不同于对容美土司“滥假名器”“擅给委札”这类告发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雍正皇帝对该奏折朱批“此事若言已奏于朕，则国法不容稍缓矣，另有命大学士密传之旨，汝其遵行施行可也”。可见雍正对此也颇为介怀。史料显示，他们责令容美土司立即处理僭造九五之居与擅用阉人，并发出如不马上整改“尔之诛灭不旋踵而至”的严重警告：
总督筹画潜消，善为料理，详加晓喻田旻如，令其将该土司衙门一应越分房屋，拆毁改造，其阉割之人，悉行放出，各还伊等父母之家，再向田旻如要荆州徐姓之人，令其交出之时，总督将徐姓严加惩治，以儆潜藏苗境，勾引为非之徒。并详谕田旻如，尔若遵依迁改，则宥其既往，倘有不遵，则将尔不法之事一一奏闻，尔之诛灭不旋踵而至。
虽然已经是严重警告，但容美土司并没有严格执行。直到土司田旻如自杀时，仍有太监陪伴其左右，并有多名太监被投靠清王朝的其它土目投出。
其三，容美土司“横征滥派，越境虏掠”。通常情况下，中央王朝对土司在其治域之内如何“横征滥派”一般不会加以干涉。本处所指的“横征滥派”，其实是指土司已经超出了其治域在征派赋税：
据夔州府知府周彬禀称：……查得建始县与容美土司交界处所有粟谷坝、马水河、安乐井等处地方，俱系建始居民居住，每户纳该土司银二三钱，以至七八钱不等，名为春花二丝。……况该土司仰沐皇恩深重，分宜谨饬安静，何得越界苛敛，骚扰居民。
按照官员的报告，容美土司在毗邻的一些州县地方按户收取春花二丝银。土司田旻如则自辩，这个春花银的征收是基于“粟谷坝、李家坝、草堂坝等处系本司祖父置买产业，居民亦系本司土民安插”。田旻如试图通过表明地是其产业而耕种之民又是安插过来的土民来正当化其在州县地界征收春花二丝银的举措。雍正七年（1729）左右，地方官员们纷纷举报这类“越界苛敛”，从朱批中可以看出雍正帝对这类事也体现出较大的宽容。
以上，官员们所列举的容美土司理当改土归流的诸种“非理越分”之举包括诸多信息：一方面官员们所列举的“非理越分”其实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多方位的系统性存在；另一方面这些“罪状”的确至少是部分存在，甚至早已存在，这些所谓的罪状并不是真正导致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
三、土司制度下“自相君长”的一种实践
雍正帝曾在条陈容美土司种种不法行为的奏折中朱批：“黔楚一带土司中，容美田旻如最为富庶强横”。那么作为雍正帝心目中黔楚土司中的实力翘楚，同时在地缘上又如此靠近内地的“腹里土司”，容美土司是如何试图更为有效地组织与管理其治域，得以在黔楚土司中“最为富庶强横”呢？本文认为，被屡屡切责的容美土司的“非理越分”，作为一种多方位的系统性存在，可能提供了一个角度，让我们得以从官僚行政设置、治域管理、礼仪教化与自我认同等诸方面探索这一黔楚土司翘楚如何在土司体制下实践其对土民的“自相君长”。
第一点，既有研究已经注意到容美土司在其内部建立了一套官僚层级体系，早在上个世纪就有学者指出：
容美土司地方政权的建置十分严密，其五营副总兵官标下有安抚司、长官司、长官、土知州、参将、旗长等等，大小官员五十余名，棋布全司辖地。
《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编写组在1983年写的这段言简意赅的概述实为灼见。他们不仅非常清晰地指出这是一个土司地方政权；还很明确地指出容美土司内部存在一个棋布全司辖地包括50余名大小官员的官僚层级体系。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有两个问题可能还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首先，在这套官僚体系中，有一些职官名号很明显是出自中原王朝，而有些则是带有鲜明土著特色。那么在容美土司社会的内部，由中央王朝封授的土司职官跟由土司自署的出自或者不出自中原王朝名号的职官，彼此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是否由中央王朝任命的职官在容美土司内部就更占绝对优势呢？其二，容美宣慰司何以建立起对由中原王朝授予的安抚司、长官司等土司的层级关系，实现对其的驾驭甚至是管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或许可以帮助理解明清时期这类“自相君长”的土司政权。
本文初步整理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兵部残题本中由湖广总督徐国相等为回覆容美宣慰使田舜年替属下18名官员请印札时所造清册中列出的职官名号与官员姓名，用它跟6年后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同为田舜年在《百顺桥》碑记中所列的56个属下官员的名号与姓名相对比（参考下文表1）。值得说明的是，《百顺桥》碑文署名是田舜年，田舜年有诗文留世，时人也屡赞他的文才，他应该有能力撰写这类碑文。该碑文中所列的官职、姓名及排序，至少曾得到过他的许可，也相对更能体现容美土司内部名号及尊卑排序等实态。故此，表1整体是按《百顺桥》碑文所列官职顺序来排列。其中《百顺桥》碑文部分位于表右侧，从左到右依次排成三列，每列又按从上到下依次排列。其中第一列绝大多数可以跟6年前请印札的18位职官相对应。综合同时期其它文献，对比表中两份职官名号及官员姓名，可以发现不少长期被忽视却能体现当时土司制度实际运作多元面相的珍贵信息，尤其是土司制度下“自相君长”的一些面相：
其一，对比两份材料即可清晰看出，容美宣慰司在康熙年间除了曾获得清朝颁与印信号纸或关防札付的18位官职外，其领下至少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官职是并未获得清朝认可的土司自署职官。与此同时，在土司内部使用的各种官职名号中，不论是否经过清政府认可，绝大部分职官名号是在挪用或者效仿中原王朝。
其二，同样是在田舜年任宣慰使期间，仅仅是时隔短短6年，这些职官的名称，尤其是任职官员的姓名已有巨大差异，这都透露出“自相君长”的丰富信息。首先，对比职官的名号及排序，哪怕是曾经获得清政府颁发印札的职官名号在土司内部实际运作中也存在一定差异，并且在土司内部有一套本土的尊卑与亲疏逻辑，将表中两列灰化的职官相对比，左列是申请印札的18个职官而右列是土司内部使用的可能对应的官职，就可发现大部分能重合。相异之处体现在譬如出现了“管石梁安抚司兼左营副总兵”“¨旗营副总兵官通塔平长官”“应袭署副总兵事掌备征百户印”这类官职。这种差异同样也体现在排序中。从田舜年所认可的碑文中的职官排序来看，显然并没有完全跟随当时清朝职官的品秩来排序。这一推断的另一旁证首先体现在表1《百顺桥》中官员的排序虽然大体上是获得清政府印札的职官排在前列，但依旧有几个未获印札的职官排在有印札的职官之前。其次，对比第一列和第二例职官名号的变化与增减，也透露出期间土司内部职官相对于申请印札的职官安排有集权的倾向。譬如石梁安抚司兼任左营副总兵，通塔平长官兼¨旗营副总兵官等。这些职官位，都曾获得清政府的印札，并且身兼两职者并不一定都是来自于田氏土司的直系子孙。再次，对比相隔6年的两份任职官员的姓名，配合其它族谱与碑刻资料，可以发现只有6位是职官和姓名都能大致重合，另有田克敦从“备征百户所”升到“中军后营副总兵”一职。其他11位官员的姓名则不再出现，表明他们如果不是年老病故，就是为人所承袭或者被撤职为人所顶替，这份名单中并没有出现降到低阶官职的情况。两份名录都是产生于三藩之乱后，在这6年间并无资料显示容美土司有产生大规模伤亡的征战发生，田舜年为属下官员申请印札而列在清册上的名单逻辑上也大致能体现出申请印信时实任土司的姓名，但6年后名单却发生如此大幅度的变化，显然绝非自然生老所导致。这表明在当时土司内部官员的流动频率高，升降幅度大，相对于清政府在官员升迁流动的规范性和阶序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差异，这或许表明容美宣慰司在各级官员的安排上影响权重很大。
其三，6年之内官员名单呈现巨大差异，这可能透露出土司内部官员的任免选拔与社会流动的一些珍贵细节。首先，顺治十五年（1658）容美宣慰使田甘霖、田舜年父子被李自成余部刘体纯势力掳走，时资坵参将田鼎及椒山安抚刘元敏，在危机时刻两人尤其是田鼎承担了一些的重要职责。表1显示田鼎曾经一度位居通常由应袭宣慰使或在任宣慰使兼任的“中营副总兵”这一要职并获得清政府的印札登记在册。但到1684年时他就被指“年老无嗣”，由田舜年之子袭这一关键职位。刘元敏则是在官员流动频繁的情形下在26年后依旧能保旧职。表中的田克敦则是在短短六年间升到在容美宣慰使属下官员的第三顺位。这表明了当时在容美土司社会的内部，即便是需要向清政府请印札批准的土司职官都保持了相当高的流动性，其主导权很可能就在容美宣慰使。其次，康熙十三年(1674) “容美司田九如举兵掳五峰张彤绍、水烬唐继勋、石梁唐公廉，而以其子弟袭各司职”。卷16虽然清廷当时忙于应付三藩之乱，但在此后依旧承认了田舜年（号九峰）出兵征伐另外三个安抚司并代之以子弟的事实，文件中注明是外甥顶袭，表明官府对其改姓顶袭知情，但各级官员还是继续帮助田舜年为其属下官员申请印札，只是到兵部复议时才提议“田鼎等八员未经承袭，不便遽行颁给印信号纸札付。相应仍行该督查明，照例取具各土司应袭宗图并司府州邻印甘各结，送部之日再议”。兵部只是要求查明并按照程序提交相关文件再议。从后续材料来看，他们都顺利得到了承袭，清政府对于这种明显违背承袭原则的情况，并未执着于照章办事。从现存的这一时段的史料来看，很难说清政府对这些逾规都带着浓烈兴趣去加以干涉。被认为更为规范严格和具有威慑力的清代土司制度在实践中，至少在这里，仍是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也因此，有必要重新全面评估既有的这类研究成果。
第二点，现有关于容美土司研究中，普遍强调它是一个宗族政治集团，这的确是它的主要特性。值得注意的是，至少从清代的史料来看它不再是单纯的家族化管理，而是愈发呈现出复杂与多元化的面貌。容美土司整合了不少外姓乃至汉人进入统治集团内部，甚至担任要职，形成了一个以田氏家族为核心，包括多元家族、身份的相对复杂的官僚统治集团。首先，表1中身居核心要职的主要是来自田氏土司家族。但单从数量上来看大量中低阶官员来自于接近20个其他姓氏。其次，除了前文提及到的身兼两职者不一定是全来自田氏土司家族外，还可以看到更多的个案。譬如向日芳的官职是“原任前营副总兵官管大旗鼓事”，复任“贴堂经历司经历掌平茶下垌长官印务管理爵府内外大小事兼管南旗下军务”，身兼数职。有资料显示，下垌平茶长官司一度是由唐氏、前营副总兵官也往往由田氏来担任。这些都表明，集权不一定仅仅发生在田氏内部，其统治集团也已经超越了田氏土司家族。再次，田氏土司同时也在吸纳不同身份的人员进入官僚集团中。譬如，前文提及的招徕川民发给札付委任为官。有学者认为《百顺桥》碑记已经列出了当时容美司属下所有的50余名职官，但本文认为实际官僚可能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譬如在《向遇春墓碑》中所列的8个官职，又如发给建始县民人的34张札付涉及的职官名几乎都没有在这个表单中出现。永顺土司就曾经举报其擅自设置了州司卫所并设置了大量官员。这种做法，是将更多人纳入到了统治集团。然而，以当时容美土司地域内的生计条件与社会经济状态难以支撑起一个庞大的脱产官僚集团，从《容美纪游》等史料来看，不少土司生活其实还是很简朴，其或同时从事生产。
第三点，容美土司不仅自署了大量职官，还效仿中原王朝，利用文字、文书、信仰等有了一系列相应的礼仪与刑罚等秩序的建设。前文提及的被官员们所责难的容美土司僭造宫殿，擅用阉人，《容美纪游》中透露出来的容美土司“国中属员皆讲君臣礼”等等，都应该放在土司制度下“自相君长”的礼仪、制度实践这一脉络中才能得到更妥帖的理解。又譬如，容美土司不仅将本该由朝廷授予的名器，颁给土民或者毗邻州县的民众，还仿照中原王朝的仪礼发给札付以及印信，史载：
收养江西客棍陈际可善铸印信，各同知等俱铸给方印关防条记印信。
土司部勒土民，分风云龙虎等字为旗，旗有长，又其下有大头目，分管若干户，现在州民犹有存其祖先大头目执照者。
可见，容美土司不仅自署了很多官职，还给他们颁发札付执照类文书，并在司内请人专职铸颁给官员们的印信。不仅如此，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容美土司在其境内设置了一套据称较为苛严的刑罚体系，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容美纪游》载：
其刑法重者径斩。当斩者，列五旗于公座后，君先告天，反背以手掣之，掣得他色皆可保救，惟黑色则无救。次宫刑，次断一指，次割耳。盖奸者宫，盗者斩，慢客及失期会者割耳，窃物者断指。皆亲决，余罪则发管事人棍责。
此记载中很清晰地体现出神判的色彩，而且在决断生死的环节是容美土司先做直接跟“天”沟通的“告天”仪式后，“天”再通过他来决定被判死罪者的生死。在这个环节，容美土司就不仅仅是“宣慰使”和土司境内土民们的“君”，同时也具有了超越世俗能与“天”沟通的神圣性。综合其他文献可以发现容美土司在其领地内建立了一套融合多元传统的礼仪教化体系，但实施的细节尚有待进一步的实地考察与文献发现。
第四点，容美土司有较为清晰的领地界域意识，也形成了一套相对系统化的疆域管理体制。容美土司在其治域内不仅设有军事预警和防御设施，设置了不少关隘，还模仿中原王朝设置了路单、照验这类制度。史载：
自高古村菩提寨以西，皆有哨台，有警放狼烟，此起彼应，半日即达于容美司治。
五峰关，连列五峰。中锋之顶为关口，容美之北户也。客司中者领单至此，旗长照验放行。如无单者，不准出关。远客来游容美者，惮菩提、桦皮之险，则止于此。旗长亦为飞报中府，遥给廪食，或遣马来迎（如府县佐贰奉上委来踏勘土地，则止于安抚司署，君或自来接待会议，不复进司）。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往较多受到关注的是清政府主导的蛮汉隔离政策，但在这个路单验照政策中显然容美土司具有相当的主体性。逻辑上没有这个“领单”，外来人员就不得再前行。甚至由清政府派出的佐贰官前来土司领地内踏勘土地，据称也只能“止于安抚司署”，有必要时由容美土司前来会见，不再进宣慰司署。
又譬如，容美土司对新辟的疆域，会相应地设置机构与官僚。在官僚的选择上也会因地制宜，譬如当他扩张到四川建始等地后，就直接招徕当地川民发给札付委任为官。在地方治理中甚至会使用文书与成文制度建设等来参与管理。甚至有资料显示容美土司在其新扩张的领地上颁发要求各洞遵守的《容美大会簿全书》，永顺土司彭廷椿告发容美的启本中称：
容美土官田舜年……竟尔比赛朝廷制度官僚，大言展土开疆，今果出千□，远袭臣属马罗等洞地方，颁发各洞遵守《容美大会簿全书》各一本。……据马罗各洞呈到所颁大会簿书，¨见骇然。是何容美不奉国制，敢尔擅自建置州司卫所……是朝廷之名器，悉归掌握，且敢将所占各县汉里¨土，及新占四邻土司封疆，一任改设正副长官二¨处。自编《版图大会》，刊刻成书颁发，且年月并不书朝廷国号。
虽然这是永顺土司的告发之言，难免会有夸张之处，但种种迹象皆表明，容美土司在其境内的确有使用汉文文书与建设成文制度等来辅佐土司治域内部事务的管理，并呈现出“土司政权”相当大的主体性。
第五点，随着明清时期山区的开发和容美土司领地的扩张，土司领地内的生计模式也更为多元，相应地也建立起了一套更为多元的经济与赋役模式。容美土司有地缘上的优势，各种材料显示明清时期其境内包括峒茶、峒被、硫磺水银、楠木等本地物产参与到更大市场的商品交换之中。这不仅吸引了不少外商客民进入到土司境内参与交易甚至定居，一度据称是“百货俱集，绸肆典铺，无不有之”，也使得不少白银流入到本地，土司曾以上千两白银购得内地的一片山场田土。商品经济的影响以及白银的流入等都使得本地的生计模式从原来的游耕、渔猎，变得更为多元。这也部分使得土司从以劳役与实物为主的赋役模式向结合征收白银的多元赋税模式的转变。前文论及土司的“非理越份”中就包括对土民征收丝花。容美土司设有诸多行署别墅，在不同行署别墅中轮流理事办公的模式，除了政治的考虑，可能也部分跟配合山区的多元经济形态相关。
第六点，容美土司利用土司制度中的大小层级关系等实践其“自相君长”的属性。容美土司在明朝绝大部分时间内领有四个由中原王朝颁给印札的长官司。制度上，容美土司对这类所领的小土司，并无权干涉其任免与世袭。容美土司对其主要职责是在必要时帮他们向中原王朝申请印札、担承他们守秩安宁、出具甘结等，这类小土司依旧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但明代中后期和清初，容美土司中出了几位有才干的土司，使得他们的势力得到快速提升。其中，有两个时间节点对于他们建立起小土司集权比较关键。第一个是明末时容美宣抚司利用战乱的情境，表示对明王朝的效忠，得以顺利恢复他们明初的宣慰司之职，相应地椒山、五峰、石梁、水浕四长官司也升为四安抚司，玛瑙、石宝、下洞、通塔四副长官皆升为长官，并给五营副总兵关防，以备征伐。这一步不仅使得容美土司属下有了数目可观的获得政府认可的小土司，更重要的是颁给他们“五营副总兵关防”，这在事实上赋权并认可了容美土司在本地做出的一套将大大小小的自署与非自署的土司整合到由五营到各旗再到各寨的“中央集权”的层级行政架构。即把其治域内其它一些大小土司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了通常由容美土司兼任的五营副总兵官的手中。第二个时间节点是容美土司在清初掳走了五峰、水浕、石梁等司的土司，以其子弟袭职，直接插手了这些在中央登记在册的土司的任免与承袭。这种中央集权是多方位的，譬如在建筑上亦有所体现。以容美宣慰司的衙署“中府”为例：
宣慰司行署在南门内八峰街……环署有安抚司衙门四：一水浕，二椒山，三五峰，四石梁，皆容美属邑也。向俱外姓，今君使其子婿遥领，虽有地方，不之本任，四司之人，日来候焉。
其余忠峒、唐崖、散毛、大旺、高罗、木册、东乡、忠孝等名目，不可悉数。皆仰其鼻息，而凛其威灵，若郑、卫、郑、苫之事齐、晋。
可见，在宣慰司的衙署旁直接建了他控制的四个由中央王朝封敕的安抚司衙门。哪怕是“其子婿遥领”，还是“虽有地方”，“不之本任，四司之人，日来候焉”。所以很明显，实权其实就是掌握在容美宣慰使的手中。另外，附近一些土司虽然名义上不是其属下，但其实还是被指“仰其鼻息，而凛其威灵”。以此之故，容美宣慰使巩固了他独尊的“土王”的权威。即便在改土归流后很长一段时间后，地方志中依旧称：
土民称峒长曰都爷……子弟任事者曰总爷。而五峰、水浕、石梁等司民至今则尚称容美土司为土王。
四、 弹性、多元与包容：传统时期的国家治理与土司制度
前文的论述，已经比较清晰地勾勒出容美土司如何与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共舞的细节与部分机理，展示出他们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诸多层面表示对中原王朝臣服的同时，巧妙地维持其作为“土王”中央集权、守护与展拓界域、独尊等方面的主体性。这些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延续西南地区部分土著社会“自相君长”的悠久传统。
虽然在官方的文献中，雍正年间容美土司的改土归流源于其“非理越份”的种种僭越之举，但其实这是土司制度在当地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的背景下，这些“僭越”之举才会变得越来越显性与不可容忍，成为推行改土归流可以言说的原因。其实，容美土司的“非理越份”，早就被官员们了解，但并未导致改土归流。康熙四十五年(1706)，湖广总督石文晟见容美土司内讧，就参劾田舜年“私造宫殿，暴虐奸淫，为红苗一党，纵恣不法各款”，试水提议将容美土司改土归流。但康熙帝表现出极大的慎重，几次派人核实。次年以兵部等衙门议奏:“原参田舜年僭越淫纵等款俱虚,应毋庸议”，即否认了田氏的僭越之举，只是避重就轻地批评他的其它罪状，意在对他加以提醒敲打。雍正帝对于种种弹劾容美土司的“非理越份”，一度也是持类似态度，甚至还怪罪是官员们觊觎容美土司的富庶，生事好功，也否决了取消容美土司五营副将职官的提议。
其实，不仅清政府早就知晓容美土司的所谓“僭越”之举，明清时期一些士大夫的公私记载中也出现以“土王”和“国”等词指代容美，甚至在当时的天下秩序中给予这类地方性土著政权一个得体的位置。清初顾彩的《容美纪游》中更是直接就有“国中属员皆讲君臣礼”的记载，并称在争袭中失败的土司为“失国土司”，形容从内地迁入寓居土司境内之民即为土司之“臣”等。改土归流后编写的一些地方志中也偶有提及这些土司即为土王或者被当地人认同为土王的记载。值得玩味的是，明末自署名为“明太史”的华容人严守升在为容美历代土司写的传记就题名为《田氏世家》。“世家”一词用得巧妙，可理解为世家大族，但鉴于他对太史公的认同，很难不联想到此处“世家”是刻意取《史记》中为“王侯开国，子孙世袭”的“世家”之意而做。种种迹象表明，除了在土司社会内部，土民普遍视土司为“王”之外，其实在当时视土司为“土王”，其所领之地为其所治之“国”，其地位类似封建诸侯国的这类认知，至少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人所共享的观念。
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对这些所谓“僭越”之举有相当程度的宽容，或者说对在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实践的宽容，在很大程度上既是这类观念共享的一种体现，同时在更本质层面，是为解决以极少的官员和有限的赋入、管理技术去治理中国这么一个生态与生计如此复杂，语言与族群如此多元的辽阔疆域时形成的巨大张力，不得不采用一套更为弹性、多元、具有包容度的疆土管理体制这一历史选择的体现。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包括土司制度以及与之共舞的“自相君长”这套更为弹性、多元、具有包容度的疆土管理体制，貌似为国家治理与整合“退而求其次”的历史阶段的产物，但并不能想当然地被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桎梏，单纯视之为对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的阻力。容美土司“自相君长”的个案生动地展示出“土王”在追求与实现其集权以及成为黔楚土司翘楚的过程中，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礼仪诸多方面主动引入与挪用中原王朝的相关制度与机制，积极主动地整合入一个更大的文化与国家市场之中，先于士大夫们而在其治域内用一套模仿内地州县的制度与机制“驯服”与整合其土民，为后改土归流时代王朝国家实施州县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