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郑君雷：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
内容提要：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古代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节点。秦汉时期“文化、主体人群、疆域”三位一体的文明新构造得以形成，文化、主体人群和疆域这三重因子在相互牵动中确立了“大一统”的社会格局。其在考古学上的观察点，就是随着秦汉文化向边远地区的大规模扩展，初具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人群不断壮大，幅员辽阔的王朝疆域籍此得到巩固，汉民族就此成型。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奠定了中国文化结构、中华民族结构和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格局，在考古学上具有很大阐释空间。
关键词：
秦汉王朝 文化 主体人群 疆域 文明新构
学术界关于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特征有很多认识，考古学者更多是从文明特性的角度考察这类问题。“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秦汉王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中华古代文明自此开启了从沿续约二千年的王国文明向帝国文明的转型。作为古代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节点，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构起“文化、主体人群、疆域”三位一体的文明新构造，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不但更为彰显，而且被赋予了更加丰厚的历史内涵。
一 秦汉文明的新构造
苏秉琦提出的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及“原生型、续生型、次生型”三模式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有着巨大影响力，原因在于苏公认为“文明起源，我意就等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的提法。”尽管对于“古国”“方国”等概念的理解不尽一致，但中国考古学者大多将文明起源与国家起源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三部曲”的演进脉络中考察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代表性学者如张忠培、李伯谦、王巍等，无论这些学者的具体认识如何，但都是在帝国文明的视域中审视秦汉王朝。如张忠培将中国的文明时期概括为包括方国（古国）、王国和帝国的三期五段，其中帝国时期论及秦汉，而以东周大致作为从王国到帝国的过渡时期；王巍认为中国古代国家发展历经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以秦统一为标志中华文明由王国文明转变为帝国文明；李伯谦更指出，由古国（酋邦）、王国、“再到从秦至清帝国灭亡的帝国阶段，便构成了古代中国从文明、国家的起源、形成、发展到衰亡的全过程。”
秦汉时期是“帝国”取代“王国”的时代，是帝国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时代。概略地说，“进入帝国阶段后，国土范围大大扩大了，民族文化融合的程度大大提升了，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自耕农耕作制代替了井田制，举荐和任免制代替了官僚世袭制，法律也不断规范化。这些都是帝国的特征”。王子今曾对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加以概括，其中，以郡县制为主体的地方行政管理形式逐渐完善、选官制度满足了行政体制需求并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社会各阶层的国家意识有鲜明的文化表现、以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为主体及包括其他多种经营结构的经济形态逐步成熟、各基本经济区借助交通和商业的空前发展互通互补、物质文明取得了空前成就、形成了超越区域文化因子的统一风貌的汉文化、儒学道德倾向在民间普及等内容，值得在考古学上咀嚼。
秦、西汉和东汉王朝的历史内涵固然存在差异，但由于秦汉制度的继承关系，西汉初期人们已经将“秦汉”看作一个历史时期，“在这441年的历史阶段内，中国文明的构成形式和创造内容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白云翔在城市与聚落考古、墓葬考古和社会生活研究之外，还提出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研究的秦汉考古课题，自然是注意到秦汉文明形态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呈现出众多新特征。古今中外对于“文明”的理解可谓争论不休，甚至有批判性反省，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构成形式和创造内容也可以从多方面加以归纳，而考古学上“文化、主体人群、疆域”三位一体的文明新构造则是值得开拓的研究视域。
这一文明新构造及于文化、及于主体人群、及于疆域，在此三个维度相互作用，构成三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其多重层次的考古学内容实际是秦汉王朝社会状态的一种总括。首先，秦汉文化最初在关中和中原地区形成，主要表现在物质文明范畴，并折射在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领域，呈现出不同于“王国文明”的、“大一统”的崭新内容；其次，以中原郡县居民为代表的主体人群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凝聚核心作用，引领着“大一统”的秦汉文化向边远地区扩展，在此过程中主体人群不断壮大，并在与“王化之外”的接触中强化了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三，中原文化和主体人群的扩展巩固了秦汉王朝“大一统”的疆域版图，边远地区则为秦汉文化在统一性格局中增添了多样性因子，并为秦汉文明的创新发展和中外文明交流提供了空间条件。这一文明新构造在文化、主体人群和疆域三个维度上统合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从而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巩固奠定了基础，成为秦汉大一统的宝贵历史遗产。
概之，考古学上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文明新构造就是共性文化、主体人群和基础疆域互为因果，在相互牵动中形成了“大一统”的社会格局。考古学上的观察点，就是随着秦汉文化向边远地区的大规模扩展，初具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人群不断壮大，秦汉王朝幅员辽阔的领土疆域籍此得以巩固，汉民族就此成型。这一新构造的核心，是“大一统”的秦汉文化。
二 文明新构造及于秦汉文化
就一般理解，“文明”与“文化”具有同样内涵，“即指精神或上层建筑方面的意义”，但“文明”的外延要大出许多，其范围“不限于精神方面，而首先在于物质方面的内容”，因为文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首先是物质生产的进步。正由于“文明”首先体现物质内容，考古学者不局限于“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研究往往聚焦在文明层面，如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张光直《商文明》（Shang Civilization）、白云翔《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等，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其前的耶鲁大学英文版也是名为Han Civilization（《汉代文明》）。
张光直提出“文明是一种风格，一种品质，其特征表现在考古资料的物质文化如宏伟建筑和宗教艺术。简单地说，这些物质文化脱离了日常需要或生存需要，或从实用角度说是无用的东西”，显然是在强调“文明”物质文化属性中的精神层面价值。白云翔认为，秦汉文明在考古学上最明显表现在物质文化层面，各类实物资料、各种图像资料同时也反映着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精神世界，而“以皇权统治、官僚政治、郡县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有关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各种律令构成的法律体系，以及有关赋税、手工业和农业生产、货币铸行、商品流通等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所构成的政治文明在考古资料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新型的、“大一统”的秦汉文化的形成，有一系列战国时代的背景因素在发挥作用，包括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国野体系的瓦解、郡县体制的形成、君主专制政体的确立、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的发育等，核心因素是从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的转变分离。滕铭予通过对咸阳塔儿坡墓地的分析，认为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后，较高阶层的人群“已经完全放弃了使用传统的秦式青铜礼器，转而主要使用三晋两周地区的青铜礼器”，这些人群大部分是通过军功、交易等方式而非世袭途径获得了使用青铜器的权力，表明“血缘统治向地缘统治的转变进程趋近完成”，“由于社会基本组织的日渐地缘化而使秦文化在战国晚期以后所表现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则为其建立统一的、超越文化圈的秦帝国奠定了文化上的基础”。
统一后的秦代物质文化虽然已不是区域性文化，但是原来的秦国物质文化“仍然没能彻底的取代战国时代其它六雄所形成的各自区域文化”。在秦王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汉帝国“基本维持着统一的局面，……列国各不同的文化也会组成一个分布范围更大、一致性更强的新文化，……这当然是在原有秦文化和六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而不是从外界输入的，从而必然是渐变过程。汉初的六七十年就是这个渐变过程，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形态的汉文化，因而此阶段又可认为是汉文化的形成期”。此形成期的汉文化主要是六国旧传统与新兴秦汉文化因素的整合，随着汉文化在向边远地区的传播，又与各地的区域社会文化发生整合，其文化内涵愈为丰厚。
“形态完整”的汉代物质文化在城邑、陵墓、中小型墓葬及农业、工商业遗存等方面有着大量体现，而武帝前后墓葬制度中的“汉制”取代“周制”则是最具显示意义的文化现象。赵化成认为，商周到秦汉墓葬从“竖葬制墓”到“横葬制墓”的总体性、根本性变化，以及墓地制度、合葬制度、葬品制度、祭祀制度、观念信仰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革，涉及从方国、王国向帝国转型的重大历史命题。横葬制墓“起源于战国晚期至秦代的秦都咸阳一带，西汉时期首先在长安都城附近高等级大型、次大型墓葬中广为流行，随着诸侯王、列侯的分封就国而传播或影响至汉域各地”，而中小型横葬制墓取代竖葬制墓则“直至东汉时期才最终完成了这一变革。”
横葬制墓的流行以及汉代墓葬的一系列变化，如“用砖和石料筑墓室”，随葬青铜器减少、漆器增加，使用大型陶器储存食物和饮料；西汉中期以后“一般都是夫妇同墓合葬”，陶明器剧增，大量使用木俑、陶俑；普遍筑坟丘，坟丘前设祠堂，东汉时盛行在墓前建石阙、置石雕像、立石碑等，反映了秦汉社会大变革背景下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发生在关中和广义的中原地区，这一区域是秦汉考古学上的中心文化区，也是汉代的基本经济区。
作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物化表现，俞伟超认为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隐含着“家族茔地的兴起”、“多代合葬一墓的新葬俗”、“模拟庄园面貌的模型明器的发达”以及“墓室壁画和画像石反映的‘三纲五常’道德观和‘天人感应’的世界观”等主要历史特点；刘庆柱则将汉字、儒家思想、统一帝国中央集权的社会政治架构、“以农为本”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盐铁铸币的垄断专营、道佛两教的发展传播、“帝国”取代“王国”的历史过程等方面视为“作为考古学文化的汉文化”的学术内容，这些内容已经超越了秦汉文明构造中的物质文化范畴，其时代特性更为明显，历史意义也更为深远。
中原文化向边远地区的大规模扩展是秦汉文明新构造的重要特征。边远地区不但为“大一统”的秦汉文化提供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更在“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中增添了多样性的地域文化因子。白云翔认为统一性和多样性（地域性）是审视汉代文明的两个基本视角，汉代物质文化统一性的动因在于“政治上中央集权统治下的规制的统一”、“经济上全国统一背景下手工业产品的广为流通”以及“在时尚的影响下形成了一致性”，这些论述诠释了在秦汉文明新构造中，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精神文化和政治文明产物的辩证关系。
三 文明新构造及于主体人群
“民族为历史之主脑”，文化认同则是民族认同、族群认同的基础维度。秦汉时期，以中原郡县居民为代表的主体人群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凝聚核心作用，引领着“大一统”的秦汉文化向边远地区大规模扩展，同时在此过程中壮大了初具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人群，这一主体人群就是汉族。
汉族的形成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既往学者多上溯三代，以记载略为清晰的“华夏”“诸夏”作为汉族形成的萌始阶段。“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中原地区就此成为中国早期国家演进的主要空间载体。夏、商王族及核心人群的物质遗存与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能够明确区别，两周时期燕、秦、楚等边远封国的考古学文化与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也能够明确区分，说明“华夏”的物质文化已经自成一格，与此相适应的观念、制度必然自成体系。“华夏”在与戎、狄、夷、蛮的接触中强化了以血缘、宗法和礼仪为纽带的文化认同，故而产生“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类族群区分意识，而秦、楚、燕等边远封国被中原诸侯视为秦戎、荆蛮、燕貊，缘故就是文化“不纯正”。
战国时期“华夏”“诸夏”的几个主要支脉已然定型，汉以前“一种可以包括齐人、燕人、楚人、秦人等等族群在内的大族群的观念，已经出现，一种范围更大的、统一性更强的新族群，亦即汉族的形成，早已具有主观认定的基础”。战国时期北方一些戎狄、淮河流域的夷人、南方楚人、江浙地区的吴越已经被纳入到华夏叙事体系，“到战国末世夷夏共同体重组的历史使命已大体完成，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社会基础，秦汉帝国的建立使以夷夏共同体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罗志田指出，秦统一后“复数的诸夏已成为单数的统一之华夏”，“中国”也就限定在“华夏人居住”的“政教所及之区”，此种变化的历史条件就是“大一统”。汉代的“汉人”名称并非指称民族共同体，当时“匈奴与西域各族，往往称汉朝百姓为‘秦人’，汉朝人自称‘中国人’”，而“边疆各民族又往往称郡县之民为‘汉人’，是指汉朝人”，从这些称谓中可以见到秦汉王朝在汉族形成过程中的节点意义，也可以见到中原郡县居民在主体人群发展过程中的引领作用。范文澜“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的认识经过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已经成为历史学界主流观点，汉代“中国人”这一概念就是汉族的早期代称。陈连开认为“汉族，从其起源及其前身华夏的形成，至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而作为统一的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稳定的主体民族，其基本特征则形成于秦汉时期”，这些认识离不开考古学研究成果。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相始终，与中华文明的统一态势相始终。经过古国文明、王国文明阶段的孕育，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氏族与宗族力量渐退，由国家直接管理的‘编户齐民'逐渐走上社会舞台”，秦汉时期主体人群的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大为增强。许倬云讲到，中国这个沿续长久的共同体“一直有一个相当坚实的核心”，“秦汉时代，一个庞大的共同体网络终于形成。……这一共同体，从此长期屹立于东亚。在共同体之内，文化、政治、社会与经济四环互相制衡，具有自我调节的功效”，对于秦汉时代这一庞大共同体网络的核心可以有各种解读，但是以中原郡县居民为代表的主体人群确实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凝聚核心作用，西汉中期以后全国范围内物质文化的强烈共性即是明证。
主体人群起到凝聚核心作用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中原文化在与边远地区地方文化的互动整合中形成了边疆族群“汉化”与内地移民“在地化”甚至“蛮夷化”的物理合力线，而以前者更具有决定意义。原六国文化的边缘地带以及汉代新开辟的疆域“横葬制墓”出现较早且数量较多，“显然与移民戍边，长安都城墓葬文化向外传播有着直接关系。”随着边远地区的开拓，以乐浪汉墓和南越国墓为代表的复合结构汉人群体、以内蒙古中南部汉墓为代表的内附匈奴、以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为代表的羌人（月氏胡、卢水胡）、以贵州赫章可乐墓地甲类墓为代表的西南夷、以江浙地区汉代土墩墓为代表的百越后裔等人群集团陆续融入主体人群。“秦汉时各族改汉姓虽不普遍，但在许多族中都已开始”，边疆族群在与主体人群的交往、交流中交融，“逐步以华夏族为中心融合成一个几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文化共同体——汉族。”
国家和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前提是文化认同，边远地区秦汉遗存显现的共性文化特征，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层面，更体现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精神文明层面，也体现在秦汉王朝边疆治理的政治文明层面。秦汉时期的主体人群吸纳或吸附了分属在不同政治结构中、分属于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边远地区人群，这些主体人群具有了“胡汉”“越汉”“夷汉”之别，产生了见诸于铜镜铭文的“国家”“四夷”概念，已经初具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秦汉文明新构造的效应，自秦汉以来，这一主体人群的“统一性”更强，“包容性”也更大。自是以后，汉族和汉文化的内涵越发丰富，其族群边界和文化边界也越发模糊，从而为汉族和汉文化的发展预留出巨大空间和伏笔。
四 文明新构造及于王朝疆域
“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辽阔而稳定的疆域版图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丰饶物产和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在秦汉文化向边远地区扩展和主体人群壮大的过程中，秦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囊括了现今版图的大部分疆域，兼有了“渔盐枣粟之饶”、“三江五湖之利”、“马﹑牛﹑羊﹑旃裘﹑筋角”之用，“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建立起农耕、畜牧、山地及海洋等经营结构共同支撑的国家经济形态，以主体人群为核心的各民族初步充盈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家园，并为秦汉文明的创新发展、主体人群与边疆族群的交往交融、以及中外文明交流创造了地理空间。
秦王朝“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出土文字和文献资料所见秦郡已有五十之多。虽然秦王朝国祚短暂，但是“在东到辽东半岛、西到甘肃境内、北到长城沿线、南到岭南地区的广大地域，都发现了反映统一措施的实物资料。”西汉初年的王朝疆域大为收缩，“景帝时，汉境北至燕、代，燕、代之北未列为郡。吴、长沙之国，南至岭南；岭南、越未平，亦无南边郡”。武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但是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分布的不平衡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于是“西北和东北边疆及长江、淮河以南辽阔的未开发地，成为了来自人口密集的基本经济区的移民的天堂”。西汉中期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奠定地大物博的现代中国的基础”，秦汉文明新构造中的“疆域”意义自此发酵。
秦汉王朝的疆域“大一统”，可以理解为史汉等记载的各个经济文化区、风俗地理区和方言区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包括对于边远地区的有效管辖。如果说秦统一主要是建立在华夏诸侯的内部统一基础上，那么西汉的统一则建立在剪灭卫氏朝鲜、南越、闽越等外诸侯和经略秽貊、匈奴、西南夷、西羌、百越等边疆族群的基础上。武帝外事四夷、教通四海，爰及东汉，边远地区的社会文化内涵和族群结构大多已经“脱胎换骨”，在考古学上形成了各种“同中有异”的汉文化地方类型。秦汉文明新构造的疆域意义，在考古学上突出体现在显示政治文明的边疆治理层面。
设置边郡是秦汉王朝在边远地区确立有效管辖的主要措施，这些郡县“就好像一根藤上结出的瓜，交通线就是藤，县城就像藤上的瓜”。作为郡县治所的城址是边远地区秦汉物质文化的集中载体和政治文明的突出表现，其在区位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基础设施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利用方面已经臻于完善。包括广州南越王宫苑、福建武夷山闽越城村汉城、浙江温岭大溪东瓯古城等在内，边远地区外诸侯和郡县城址的形制布局虽然与中原地区未必完全一致，但是出土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的共性极其突出，物质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大一统”特征非常显著。
以塞防体系和郡县城址为依托，秦“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武帝在上郡、朔方、西河等地“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等移民屯戍记载不绝于史。“把百姓改造成农民”是秦汉国家管理的基础，农业也就成为秦汉文明大厦的基石，秦汉边远地区发现了大量农业遗存（包括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司禾府印”、云南出土的陂池水田模型等），河西走廊的塞防走向与控制水源、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密不可分，农业经济为秦汉边疆的巩固提供了基本保障。而边远地区的多种经济形态，如秦汉“北边”的浓厚畜牧经济成分，岭南地区的“盐官”“圃羞官”“橘官”等，则为此增添了韧性支撑。
秦汉王朝的边疆治理政策体现在考古学上。朝鲜半岛的玄菟、乐浪“郡初取吏于辽东”，云贵高原的牂柯、永昌、越嶲郡太守多为巴蜀籍，长沙出土的“逃阳长印”表明岭南地区的一些郡县官吏来自湖南，而广西合浦望牛岭西汉墓的“九真府”陶提筒则表明交趾地区的一些郡县官吏来自岭南，选用邻近籍贯的官吏任职于更偏远地区，是汉代边疆治理政策的一个特色。秦汉王朝在边远地区设置比郡县的属国（属邦）以安置降附部族，属国遗存清晰地反映了边疆族群的汉化过程，如辽宁锦县昌盛石椁墓（辽东属国，乌桓鲜卑）、宁夏同心倒墩子墓地（安定属国，匈奴）、甘肃民乐八卦营墓地（张掖属国，小月氏或羌人），以及四川芦山芦阳镇汉墓（蜀郡属国，青衣羌）、云南昭通崖墓（犍为属国，朱提夷）等。通过因地制宜的边疆政策，秦汉时期大批边疆族群在郡县体制下逐渐融入主体人群，成为边疆巩固的又一保障。
秦汉边郡依托河西走廊、藏彝走廊等民族走廊和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沿海半月形地带等考古学文化地带，以及“环黄海之路”等文化廊道，将中原地区与边远地区、以及边远地区之间紧密联结在一起，构建起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汉式文物等中华文明因子还通过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至域外，并在中外文明交流中催生了“华戎所交”的敦煌、“近处海，……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的番禺等边陲都会。秦汉文化在郡县以外地区的广泛分布，建立起秦汉王朝疆域版图的外围屏障。
五 秦汉文明新构造的历史效应
居于考古学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阐释，从古史构建维度论述历史中国的发展演变，充分发挥‘考古写史'的功能”，是目前学术界论析历史时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主要路径之一，但考古学的作用不止于“考古写史”。通过秦汉王朝“大一统”的国家机器的运行，“文化、主体人群和疆域”这组辨证关系确立了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在考古学上具有巨大阐释空间。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秦汉的统一是划时代的，它一统了天子王畿和分封诸侯，突破了血缘宗族纽带，是真正的政治统一；它规范了思想文化、伦理纲常和风俗礼仪，是真正的文化统一；它打破了封国部族的闭塞，各区域的经济联系空前加强，是物质文化大发展基础上的统一；它第一次将农耕人群、游牧人群、山地居民、沿海居民统辖在辽阔而稳固的疆域版图内，并凝聚了初具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壮大的主体人群，是“广土众民”“四海为一”的统一。凡此种种，堪称为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文明新构造中的统一。
中华民族的历史家园及其周边地区“长期存在农耕、游牧、山地三大文明”。秦汉王朝通过对“北边”“西边”“西北边”和“南边”的经略，建立起北方游牧区、西方游牧区这两个“巨大的游牧区”与“以汉族为主体的许多农业民族（西胡、百越、西南夷等）所建立的农业区”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成为“我国大统一思想所以深入人心的经济基础，也是我们历朝历代大统一政治局面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在秦汉文明新构造的作用下，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统一性与多样性兼具的中国文化结构基础、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聚居格局基础、以及中国历史边疆和现今版图的基础。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一则是秦汉“大一统”的历史内容和时代特征，一则又是秦汉“大一统”的现实基石和历史贡献。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奠基时代，王子今强调“一统，‘秦汉之所赐'”，并引林剑鸣等学者的论述高度评价秦汉的历史地位 。林剑鸣认为，“秦汉时期所表现出的重要特点和规律，在以后的历史发展时期一再反复出现”，所以研究秦汉时期文明发展的特点对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全部历史具有重要作用。就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秦汉以来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更加彰显，中华文明“不断裂”的基础更为坚实，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
（本文原载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0卷第4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