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九届闽浙赣区域史工作坊纪要：8月4日—5日
2026年8月4日至7日，第九届闽浙赣区域史工作坊在广东梅州、福建平和、江西寻乌等地举行。本届工作坊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嘉应学院客家文化研究院联合承办。来自国内外各大高校的60多名老师和同学齐聚梅州，首日进行主题演讲和论文报告，其后三天前往闽粤赣三省交界，在城乡之间开展田野考察。
8月4日上午：开幕式与主题演讲
8月4日上午8时30分，工作坊开幕式在嘉应学院江北校区百年纪念大楼121学术报告厅举行。开幕式由厦门大学张侃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副校长谢湜教授、嘉应学院党委书记陈文海教授分别致辞。张侃教授和谢湜教授深情回顾闽浙赣工作坊和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的举办历程，强调此类研习营活动和研究范式对于学术交流发展的重要意义。陈文海教授介绍了嘉应学院的办学情况和客家文化研究的特色，对本次工作坊和闽浙赣粤四省高校的合作表示欢迎。
主题演讲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世瑜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陈春声教授、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郑振满教授分别作报告。
陈春声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区域的界邻地区自成一个区域——从梁肇庭的客家研究谈起》。报告从梁肇庭先生的客家研究历程引入，谈到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对梁肇庭的影响，以及施坚雅本人对于客家问题的关注。在给梁肇庭《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一书写的序言中，施坚雅提到客家人主要分布于大区的边缘地带，并从生计模式、性别分工、低人口死亡率几个角度解释客家人的迁徙活动。陈老师还比较了“客语县”的分布、南赣巡抚辖区、中央苏区等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区域现象，认为粤、闽、湘、赣四省界邻地区虽然地处自然地理流域、省级政区、清代盐区、施坚雅的经济大区的交汇地带，却生活着拥有相同语言、内部交往相当密切的客家人。陈老师指出，将“区域”作为一种社会史的分析工具，考虑到人的活动和内在发展脉络的建构，这些界邻地区往往自成一个有历史脉络的“区域”。因此，区域社会史研究需要超越“核心—边陲”“域内—域外”等带有二元对立性质的概念，才能更好地理解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逻辑。
郑振满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永泰山区的族群与秩序》。报告指出，福建永泰山区的历史不能仅从“移民进入山区”的角度加以解释，而应同时考察市场发展、资源开发、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组织等因素。宋以后尤其是明中叶以来，城市发展和市场扩张不断提高对木材、燃料以及其他山林资源的需求，市场成为山区开发的重要推动力量。人口的流动也不断改变着山区社会的结构与面貌。与此同时，国家不断通过户籍、保甲、赋税和司法等制度将山区纳入治理体系。但国家制度并没有完全取代地方社会自身的运行规则，家族、会社、庄寨以及仪式联盟等同样参与了土地、山场、人口和社会关系的调节。由此看来，永泰山区既不是与国家相互隔绝的“边缘社会”，也不是一个完全受国家制度控制的空间，而是在市场、国家与地方社会三种力量持续互动、彼此调适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历史区域。
8月4日上午至晚上：分组论文汇报
主题演讲结束后，会议进入论文分组汇报环节。各组围绕区域社会、经济活动、制度变迁、地方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并由主持人与评议人进行点评。
第一组汇报由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主持，贺喜、孟银鸽、冷剑波、叶锦花、杜正贞等老师评议。卢艺嘉关注明清时期临江药商如何参与全国药材贸易网络中的药物知识传播、应用与再生产，认为临江药商经营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区域社会消化、利用、再生产全国性知识的历史。侯的探讨清代前期广东矿业政策的变化及其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关系，重点分析矿禁政策由开放转向限制的过程，以及政策调整背后的国家需求与地方社会因素。李佳德以清代闽浙山区的香菇生产群体为研究对象，关注菇民的经济活动、组织方式及社会关系，考察流动人口与山区经济社会的互动。柴承晶重新讨论闽东靛业衰退的原因，对传统研究中“台靛冲击”“洋靛替代”等解释进行反思，认为闽东靛业的衰退是市场变化、交通运输条件与区域产业选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卢嘉文以清代福建永泰山区坟地交易为切入点，探讨山区坟地产权的形成机制，认为清代山区坟权并非单纯通过市场交易形成，而是在乡族实体介入与地方性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具有地方性的产权秩序。
本组五篇论文虽然分别聚焦于药商、矿徒、菇民、靛民、坟地交易等不同对象，但共同指向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的问题，即流动性如何与市场、知识、制度及地方社会发生互动。对于樟树药业与医药知识的研究，评议人指出，“全国性知识”这一概念界定较为模糊，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具体内涵及适用范围，从而使这一核心概念能够更有效地支撑全文论述。关于清前期广东矿业政策及其实施变迁的研究，评议人建议进一步加强空间分析，对潮州、惠州、肇庆、嘉应州等不同地区的矿产种类、政策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做细致分析。关于闽浙山区菇民的研究，评议人指出，菇民与当地客家人、畲民以及其他山林经营者之间存在资源竞争关系，应进一步关注不同生计群体之间围绕山林资源所形成的竞争、冲突与协商关系，此外应把菇神信仰也纳入考察。关于闽东靛业的研究，评议人建议进一步细化研究区域内部不同人群的生计方式，并考察蓝靛、烟草、茶叶等作物在种植环境、生产技术、投入成本和收益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更准确地解释作物结构变化与产业兴衰之间的关系。关于永泰山场坟地交易与乡族组织关系的研究，评议人指出，“族山”与“墓穴”涉及两重产权关系，应进行区分，另外，关于宗族的权力应关注契约、族谱和诉讼文书背后真实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网络。
自由讨论环节，科大卫老师指出，上述研究涉及的矿徒、菇民、靛民、药商等群体，都不同程度地脱离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常规轨道，呈现明显的跨地域流动特征。然而，在过往研究中，对这些群体的讨论最终往往又回到“政府如何控制流民”的论述框架。该现象值得进一步反思：如果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大量以流动为基础的生计群体，那么应当如何重新理解“中国是小农经济”这一传统认知？流动性究竟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偏离，还是传统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组汇报由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主持，肖文评、李义琼、李晓龙、周云水等老师评议。陈凌宇以明代镇东卫为中心，考察卫所城池空间变化与聚落变迁之间的关系，尝试从空间演变角度解释明代卫所向州县体制转变的过程。韩艺丹以晚明浙江水关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如何从水军驻泊地逐步发展出沿海商渔管理与征税职能，进而重溯清代海关的制度渊源，拓展海关制度史的研究视野。吴苏洪围绕明清九江卫屯田分布问题展开讨论，重点考察九江卫屯田是否真正跨越三省，以及这一格局形成背后的行政边界调整与地方治理问题，认为九江卫屯田是在自然环境变化、赋税治理需求与行政调整等因素长期互动下形成的一种“流动边界”。赵梓涵探讨了清代塘兵由“轮班赴塘”转向“携眷赴汛”的形成过程，认为塘兵长期驻守塘地并非制度创设之初的固定安排，而是在塘汛运行过程中，地方官员针对轮班坐塘所产生的问题，结合各地实际逐步调整的结果。
针对明代镇东卫的研究，评议人指出，要谨慎对待“地方化”这一概念，因为卫所和州县本身都属于国家行政体系，应严格区分卫所制度本身发生的变化、州县行政权力逐步进入卫城，以及卫城内部居民身份和管理关系的变化。针对浙江水关的研究，评议人指出，论文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发现浙江存在水关，更在于提示我们重新理解明清海上贸易管理制度的形成过程。针对九江卫跨省屯田与“流动边界”的研究，评议人指出，研究应更深入地方社会，关注屯田人群是谁以及他们如何经营土地，而不仅仅是从国家制度层面讨论“屯田”的归属与税收问题。针对清代塘兵由轮班转向携眷久住的研究，评议人提出几点思考：一是当时士兵多为未婚青年，是否普遍存在“携眷”的需求；二是塘兵的管理主体究竟是地方官还是中央军事系统，如果管理主体不变，这种转变的意义何在？
第三组汇报围绕明清至近现代的货币、资源、农业等社会经济问题展开，由华东师范大学冯筱才教授主持，刘杰、郑小红、杜正贞、李世众等老师评议。陈柯妤以浙江茶业社会主义改造为对象，讨论经济林入社过程中的利益协调问题，从微观层面考察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公私关系的具体运作。王绍杰将地方资源纠纷置于行政体制变迁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具体讨论了20世纪60年代庐山与周边县市之间围绕山林、水利、湖面等资源产生的争端及其背后的体制问题，认为行政划界不仅是对空间的划分，同时也是对资源权利的重新配置。魏苗苗以全面抗战时期闽浙赣地区公营难民工厂为切入点，考察集救济、生产与训育于一体的福利工厂的组织与运行机制。赖娴深入挖掘清代赣南契约文书中的货币信息，探讨清代赣南地区的货币制度与货币流通格局，揭示地方货币流通的具体面貌。
对于浙江茶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评议人建议先梳理土改前后山场本身的结构变化，材料方面，有老师指出山林产权在实际中往往非常复杂，建议走访当地老农，以获得档案中缺乏的关键信息。关于庐山地区的研究，评议人指出，文章将产权问题、行政管辖权问题、资源类型以及庐山作为疗养接待、国有林业开发、当地居民生产生活资源三种并存的利用取向交织在一起，建议根据问题意识重新组织，而不只是按档案原有的机构条块来展开。对于抗战时期闽浙赣公营难民工厂的研究，评议人指出，论文资料丰富，涉及福利救济、生产组织与国家动员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但讨论的范围偏大，建议聚焦到具体的工厂或更小的区域进行深入研究。关于清代赣南货币流通的研究，评议人建议加强对货币种类及其区域性特征的辨析，另外，可将货币流通与商业贸易结合起来考察，论文需要进一步解释，赣南为什么会出现多种货币并存的现象，以及这些货币之间如何竞争、融合和兑换，从而揭示区域货币运行的具体特点。
第四组汇报由厦门大学张侃教授主持，周永生、贺喜、温海波、王家耀等老师评议。宣钰骐以清末杭州城市空间变化为研究对象，考察铁路建设、地方精英行动与城市空间重塑之间的关系。王展羽围绕清末民初“金满故事”的不同文本表达展开研究，考察地方历史记忆如何在官方、家族与民间等不同主体之间形成多重表达。郭松宇从概念史角度考察“经理”一词在近代中国的产生、传播与社会接受过程，以词汇意义的变化为切入点，探讨商业词汇变迁背后的企业制度与商业观念转型。邹嘉桓以雍正时期罗定州一起命案的文书为中心，探讨清代边疆州县司法实践中的案件处理、文书叙事与地方治理问题。
对于清末杭州城的研究，评议人认为，论文需要进一步扩大与既有城市史研究的学术对话，尤其是讨论近代城墙为何拆除、城市扩张与交通体系变化是何关系。关于“金满故事”的研究，评议人指出，论文应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一个力量并不大的地方人物及其相关事件，后来会被不断放大，并成为地方社会和历史叙述中的“大事件”，观察地方社会在不同时代为何重新讲述和理解这一人物。对于近代“经理”的研究，评议人建议区分不同类型的材料，如字典、法律文本、教材、文学作品和民间材料，同时进一步处理“经理”与相关词语之间的关系，包括传统汉语中的旧词与近代新义、外来概念的译介、中日之间的传播以及在中国自身社会语境中的演变。对于雍正罗定命案文书的研究，评议人认为应继续寻找同一案件的其他文书以及同时期相关案件进行互证。关于“司法弹性”，有学者提醒，麻风病案件本身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以及群体性暴力传统，最好寻找更为常态化、普通性的案件进行比较，以避免因案件本身的特殊性而夸大司法弹性。
第五组汇报由江西师范大学李平亮教授主持，陈明华、李平亮、刘杰、李婴等老师点评。胡杰文以浙江大学图书馆所藏诸暨竹月湖水利账簿为中心，还原浙东浦阳江河谷人工湖田的基层水利治理体系，以此揭示河谷分层湖田与太湖连片圩田在治理模式上的差异，为江南不同地貌条件下的水利社会比较以及浙东基层多元共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民间史料。黄海涛考察战后浦阳江水利重建与区域权力结构变化，分析战后政治力量与地方精英结构的调整如何推动延续数百年的流域水利秩序发生变化。郑小红利用档案、报刊等资料，考察全面抗战时期福建茶叶贸易统制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其变化，分析国家经济政策在地方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周永生以1949—1965年浙江白术流通为研究对象，探讨公营商业对药材流通的“管制”以及农村私营小商业的生存状况，报告指出，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私商的“游击化”与“投机性”生存策略，需要将其置于官方政策与地方商业实践持续互动的过程中加以考察。
对于诸暨竹月湖水利的研究，评议人指出，论文可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埂”之间的权利、责任和维修关系，同时应梳理账簿所涉及的具体人群及其社会关系，关注当地村落、地主、不同姓氏群体与水利组织之间的联系。关于浦阳江水利重建的研究，评议人建议关注浦阳江上下游不同县份以及水利参事会、水利组织的具体立场及其互动，以呈现流域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张力。对于抗战时期福建茶叶统制的研究，评议人建议从财税角度考察茶叶统制与福建地方财政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中间组织角度考察茶商、茶业同业组织、茶业工会等在政策实施中的作用，充分呈现中央、地方政府、商人和行业组织之间合作、协调与博弈的复杂关系。针对浙江白术流通及“走私”问题的研究，评议人指出，论文的价值不止在于说明国家统制之下仍存在非正规贸易，而在于揭示国家在追求商品流动的“可见性、可控性和可预测性”时，不得不面对地方性知识和社会网络的存在。
第五组汇报结束已是晚上9时，随后，嘉应学院客家文化研究院院长肖文评教授对8月5日至7日的田野考察行程和地点作了详细介绍。接下来三天工作坊全体师生前往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界的“边缘”山区开展田野考察，该区域在晚明属于南赣巡抚的辖区，也是明清时期“南盐北米”百货贸易的通道，后来又是近代中央苏区的活动范围。论文报告与田野考察相互结合，旨在使与会学者进一步从地方社会、人群生计、现实空间等层面理解区域史研究的关怀和旨趣，将会议中讨论思考的学术问题落实到具体的“历史现场”。
8月5日上午：福建省平和县九峰镇
清晨八时，工作坊师生自嘉应学院江北校区启程，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里依次越过由大小山丘伴绕的梅江和韩江，来到梅潭河旁的九峰镇。
九峰镇为明清时期平和县县治所在。平和设县始于明代正德年间，据说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征剿闽粤边境流寇，行至河头（今九峰），见此地形势险固，遂上奏朝廷请置县治，获准。至今九峰仍存有文庙、城隍庙等历史遗迹。曾氏、朱氏是当地大族，我们考察的第一站就是曾氏家庙“雍睦堂”。家庙内丰富的展板介绍了家族的祖源、世系和名人旧事，家庙理事会还把收藏的族谱等文献资料也拿出来供师生们参阅。理事会代表为我们介绍了平和曾氏先祖的来历及家庙的历史，明成化年间曾氏在县城附近拥有大量土地并担任“大里长”，是当地望族。目前曾氏族人广布海内外。
随后，我们从曾氏家庙的后侧门进入平和文庙，空间距离的紧密无声显现着曾氏在县城中的地位。明代正德年间，王守仁奏疏朝廷而获准置平和县后，准以府级规格建立平和文庙，由其亲自规划、设计，命南靖知县督建。文庙位于今平和第二中学校园内，现存大成殿和明伦堂，殿旁存有残留的石构件。大家仔细观察大成殿构造、释读殿内的清康熙颜子赞碑。校园内的碑墙还保存有明万历新平和县学记碑、明万历燕溪饶先生立祠记碑等碑刻。
从文庙步行至城隍庙的路上，大家经过了平和县衙旧址、东街曾氏和朱氏宗祠、明万历龙章褒宠坊等。居住着“福佬客家”的老街上，“福建四果汤”“广东肠粉”“台湾金萱茶”的店铺招牌共聚一处，颇有“区域之间自为区域”的风味。
城隍庙内留存大量碑刻，据此可知其建于明正德年间，又于清康熙三十六年、嘉庆五年、道光七年、咸丰十年分别重修，碑刻题名中记载有大量当地各姓人氏、民间会社等组织参与城隍庙营建的信息。师生们注意到捐助庙产者的头衔往往是“监生”或“乡宾”，碑中记载庙产若干及坐落，还有“佃某纳鸡米半（一）付”的表达，引发大家对当地租佃俗例的讨论。
离开城隍庙，我们穿行在平和老城蜿蜒曲折的小巷间，途径许多古井和小小神坛，遇见几处悬挂着与城隍庙前同款的小黄旗，又参观了城南的曾氏霞湖家庙。随后众人乘车赴梅潭河南岸的塔山寻找俞大猷摩崖石刻，从加油站背后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小路手脚并用地爬上种满蜜柚的山坡，终于得见石刻真容。
8月5日下午：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
午后，大家由闽返粤，考察虽与九峰分属两省但同处韩江重要支流梅潭河流域的百侯镇，这里是肖文评老师深耕多年的田野点。
百侯，旧名“白堠”，相传得名于古时村口马山上用白色瓷土和白石砌成的报警堠台，民国初年改名为“百侯”。全镇以一处约20平方公里的盆地为中心，丘陵山地环绕四周。梅潭河自福建南靖象湖山奔流而下，纵贯其间，河北岸为侯北，南岸为侯南。镇中杨、萧、邱、池四姓为大，另有陈、林、李、钟等十余小姓。
据肖老师介绍，百侯是粤东地方客家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当地早期的历史，是各大姓于宋末元初开基的传说、与“狗头王斗法”以及开圳灌田的故事。明代中后期，“动乱”不断，“山贼”不少，如嘉靖末年颇为瞩目的张琏“飞龙国”。明末以后，人口飞速发展，宗族发达，社会关系复杂，各姓聚居一处，彼此既保持悠久而密切的通婚关系，又发生过激烈的械斗事件。科举仕宦昌盛，清朝共考中进士19人、举人103人，均超过全县总数的四成。其中杨姓获得“同榜十秀才”“同堂七举人”“同榜三进士”“一腹三翰院”的美誉。乾隆以后百侯出外谋生者众多，成为著名侨乡，全村现居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侨达三万多人。
侯南杨姓与侯北萧姓隔河而居，全镇杨氏祠堂八十余座，萧氏三十余座。各姓编修族谱、制订族规、族产丰厚，当地流传的“杨姓人吃街场，萧姓人吃田洋，池姓人吃鱼塘，丘姓人吃祖尝”的俗语，反映了当地多元化的谋生方式。
大家首先来到侯南村的肇庆堂，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为杨敬修之子于民国初年所建。肇庆堂后厅墙壁上贴有一些红纸，肖老师介绍这是新生儿的名字，除贴纸外还有添丁上灯的习俗。刘志伟老师表示，在珠江三角洲，上灯和命字是在不同人生阶段进行的，上灯是在出生的时候，而命字则要到结婚的时候，所命者称为“大号”（与“小名”相对称），也叫上大字或上字架。祠堂里的这类红纸和各式花灯在我们接下来的考察中也频繁遇见。
随后一行人依次考察了南麓公祠、通议大夫第、下洋宫、谷诒堂、延庆堂、大宗祠等侯南的祠堂、宅第、宫庙。南麓公祠主祀杨氏十二世祖杨士薰（别号南麓），由其孙杨缵绪倡建。通议大夫第是清乾隆年间名震岭东的“一府三翰院”（即杨之徐的三个儿子杨缵绪、杨黼时、杨演时）其中之一的陕西按察使杨缵绪的故居。杨缵绪在通议大夫第左侧三十米处专建兰台书室，供其子孙读书，其后杨之徐七个孙子同榜登科，一时传为科举佳话。延庆堂（杨氏家庙）建于明崇祯年间，为祭祀四世祖清隐公杨德广而设。
相比起维护良好、今日仍在组织运作的各房小宗祠，大宗祠的现状和过去反而令我们思考“宗族”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大宗祠和小宗祠对于当地人来说各有什么样的意义。
乘车跨过梅潭河来到侯北，萧氏为村中的第一大姓。夕阳西下，大家又考察了萧氏鸳鸯祠与下村保定楼。鸳鸯祠虽然修缮一新，但仍保存有诸多碑刻，记载内容丰富，师生们争先上前细读，就“正余户”等问题展开讨论。
下村保定楼，由萧其宽于康熙五十年建造，其前身为顺治元年的鸣凤楼。楼三层，呈圆形，房共一百五十余间，周围辟走马通巷，外墙遍置炮眼，便于守战，重门铁闸，坚固异常。明清鼎革之际，粤闽赣交界之区兵燹频仍，当地人为求自保，修筑防御性土堡楼寨。民国《大埔百侯萧氏族谱》记载“楼以防变，非必变而始楼也。国家筑城凿池，设兵守之，无非为保民保邦计。而乡村之远于城者，则有土堡楼寨。凡以守乡里，保宗族，亦即所以翼国也”。
8月5日晚上：第一次分组报告
结束白天的考察，大家回到嘉应学院亮湖楼进行分组讨论，而后从考察中的所见所闻出发，结合文献读本和过往所学进行分组报告。朱忠飞、肖文评、科大卫三位老师先后点评。
朱忠飞老师指出，平和、大埔、永定、平远、诏安、饶平等地，大多集中于明代中后期设县。平和县治因山区畲民等问题一再迁移，反映出国家在山区实施行政控制的困难。该地区位于福建、广东两省交界处，地方文献中存在福建一方称对方为“广贼”、广东一方称对方为“闽贼”的现象。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治安问题，也反映了边界地带人口流动、族群关系与地方秩序之间复杂的互动。
平和九峰与大埔百侯的历史进程虽有差异，但也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即王朝国家的不断进入、山区开发的推进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烟草种植、商贸往来和人口迁移，以及与台湾和东南亚之间的联系，都深刻影响这些地区的发展。
科大卫老师首先指出，田野调查的目的不是简单获取材料，而是培养问题意识，使研究者在田野与文献之间不断往返，反思自己既有的知识框架。研究者在进入田野之前，往往已经带着某种知识背景和研究兴趣，因此不同的人即使到达同一个地方，也可能注意到完全不同的现象。重要的不只是“看到了什么”，还应该思考“为什么自己会注意到这个东西”，以及“还有什么是自己没有看到的”。研究者们到彼此的田野点考察，有助于加深对彼此研究的理解。
科老师反思了传统客家地区和山区的“边缘”叙述。闽粤山区、韩江流域等地过去常被描述为贫穷、封闭和边缘地区，当地大量人口出洋谋生的现象也往往被解释为“人多地少、生活贫困”的结果。然而，实地考察看到当地有大型民居、宗祠、学校以及烟草贸易等等，都说明这里长期通过商品贸易、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与更广阔的区域发生联系。人口多而且有米粮流入，恰恰说明这个地方有钱能买米进来消费，这反而是一种“中心”的表现。
最后，科老师启发年轻的研究者们：当我们深耕一个地区后再进入另一个地区，就会发现不同地方在社会结构、历史经验和文化习惯上的差异，并进一步追问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梅州、珠江三角洲、上海、山西、内蒙古、甘肃或都各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加起来才是中国的历史。
撰文：彭俊瑜、纪展鸿
配图：彭俊瑜
